受監視國家的黑暗秘密

參訪前東德國家安全局史塔西至深的黑暗世界。史塔西以監視其人民方面獨一無二的厲害，史塔西策劃了監視系統和心理壓力，從而掌控國家數十年，直到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胡貝圖斯．克納貝研究史塔西，並且也曾被他們監督。他分享一個受監視國家衰敗的驚人細節，並展現鄰里之間的背叛是何等容易。

這一年，德國正在慶祝

前東德二十五週年

和平革命紀念日。

1989 年，共產主義政權垮台、

柏林圍牆倒塌，並且在一年後，

東邊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簡稱GDR

和西邊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統一

成為今日的德國。

最重要的是，

德國承接前東德秘密警察的檔案，

稱為史塔西（即國家安全部）。

僅僅在前東德政權崩解二年後，

它的文件檔案就被公諸於世，

而跟我一樣的歷史學家們

就開始研究這些文件，

想了解前東德的監控機制

如何運作。

也許你已經看過那部電影

《竊聽風暴》。

這部電影讓史塔西名揚全球。

生長在一個

「監視」或「竊聽」等字眼

常出現在報紙頭條的年代，

我很樂意分享史塔西

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

首先，我們先簡單地回顧

史塔西的歷史，

因為這很重要，有助於我們了解

它所代表的意義。

史塔西首先發源於俄羅斯。

1917 年，俄羅斯的共產主義者成立了

全俄肅清反革命

及怠工非常委員會，

簡稱為契卡。

由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領導。

作為共產黨建立暴權的手段，

在人們身上施與恐怖統治，

對敵人處以死刑，

後來演變為眾所皆知的 KGB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契卡是史塔西特工崇拜的委員會，

他們稱呼自己是契卡人，

甚至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標織非常相似。

事實上，這些俄羅斯秘密警察

就是主導創立史塔西的關鍵。

1945 年，當蘇聯紅軍佔領東德時

紅軍勢力立即擴展到那裡，

很快地對德國共產黨展開訓練

建立他們專屬的秘密警察。

順道一提，我們現在所在的這棟大廳，

前東德執政黨成立於 1946 年。

五年後正式成立史塔西，

漸漸地，這種卑鄙壓迫的工作

已轉交給史塔西。

舉一個例子，

政治犯的中央監獄，

是由俄羅斯成立，

由史塔西接管和利用

直到共產主義末期。

你看這裡。

最初，每個重要的步驟

都在蘇聯的參與下進行。

但是德國人非常有效率，

因此史塔西成長得非常快速，

早在 1953 年，比蓋世太保

更多的職員，

即納粹德國密秘警察。

每十年人數增加一倍。

1989 年，超過九萬名職員

為史塔西工作。

意指一名職員

負責 180 位居民，

在這世界上非常獨特。

在這個巨大機制的頂端，

有一個男人名叫埃里希·梅爾克。

他掌控了國家安全局

超過 30 年的時間。

他是一位一絲不苟，小心謹慎的黨員，

他過去曾殺過兩名警察，

就在距離這裡不遠的地方，

也是他把史塔西擬人化。

但是史塔西特殊的地方在哪裡？

首先，是它本身巨大的權力，

因為它以一個組織

結合不同的功能。

第一，

史塔西是個情報機構。

它利用所有可想像的工具

秘密地收集資訊，

例如告密者，或竊聽電話者，

你可以在這張照片上看到。

這不止活躍於東德，

而是全世界。

第二，史塔西是種秘密警察。

它可以阻止在街上的人民

將他們逮捕到自建的監獄。

第三，史塔西的工作

是扮演一種檢察官角色。

它有權利展開初步調查

並正式質問人民。

最後一點，

史塔西有自己的軍事力量。

超過一萬一千名軍人

服務著這個所謂的警察團，

旨在打擊示威遊行和暴動。

由於權力集中，

史塔西稱為國家中的國家。

但是讓我們來看看更多

史塔西運用工具的細節。

請記得在那個年代

網路和智慧型手機都還未出現。

當然，史塔西利用

各種電子工具調查人們。

電話遭裝設竊聽器，

包括西德總理的電話，

經常都是公寓遭到竊聽。

每天有九萬封信

被這些機器拆開。

史塔西還跟蹤窺伺成千上萬的人，

利用受過特訓的間諜和秘密相機

以記錄人們所做的每一步。

這張照片裡，你可以看到

當時年輕的我就站在這座建築前面，

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
是史塔西特務拍攝我的地方。

史塔西甚至搜集人體氣味。

密封罐收藏了人體氣味的樣本，

在和平革命後被找到。

這些所有形式的任務，

由高度專業化的部門負責。

竊聽電話

和掌控書信

由完全不一樣的特務負責，

原因很明顯，

因為如果有位特務退出史塔西，

他所知道的知識就非常狹小。

舉個例子，跟史諾登事件的情況相反。

但是垂直化的專業分工合作

對防止各種觀察對象的同理移情

也很重要。

監視我的特務

並不知道我是誰

或為什麼我被調查。

事實上，我走私禁書

從西方國家到前東德。

但是更典型的史塔西

是利用人類的聰明才智，

人們可以秘密通報史塔西。

對於國家安全局，

這些所謂非正式職員

是最重要的工具。

從 1975 年開始，近二十萬人民

一直不斷地和史塔西合作，

超過人口的 1%。

也可以這麼說，部長是對的，

因為科技儀器

只能記載人們做了什麼事情，

但是特務和間謀可以回報

人們在計劃什麼事情

及他們在想什麼。

因此，史塔西招募很多線民。

招募他們

和「教育」他們的系統，
他們是這樣宣稱的，

非常複雜精細。

史塔西有自己的大學，

離這裡不遠，

探討方法

和教導職員。

這本指南提供了詳細的

所有你必須執行的步驟說明，

要如何說服別人

背叛他們的同胞。

有時可以說線民

被迫成為一個背叛的人，

但大多時候都不是真的，

因為一個受強迫的線民
是一個差勁的線民。

只有在某個人願意提供你需要的資料時

才是一個有效率的告密者。

人們和史塔西合作的主要理由

是政治信念和物質利益。

特務也試圖創立一個個人牢固的連結

在他們自己與線民之間，

老實說，史塔西的例子顯示

為了背叛他人

要贏得一個人信任並沒有這麼難。

即使是前東德一些上層的反對者

也和史塔西合作，

例如，伊布拉西·博梅。

1989 年，他是和平主義的領導人

他幾乎成為第一個
自由票選出來的前東德總理

直到後來被揭露出
他曾經是一位線民。

間諜網脈真的很廣泛。

幾乎存在於每個機構，

即便是教堂或西德，

那裡有很多的線民。

我記得跟史塔西特務的領導人說，

「如果你把線民叫來給我看，

我一定可以認出他來。」

他的回答是，

「我們沒有派任何線民。

我們選了你周圍的人當線民。」

事實是，二個我最好的朋友

向史塔西舉發我。

不只是我的例子，
告密者的關係很緊密。

例如，倫斯斐德，
另一個反對者領袖，

她的案例是，監視她的是她丈夫。

一個有名的作家遭到他的兄弟背叛。

這提醒我喬治·歐威爾
寫的小說《一九八四》，

顯然只有可信的人

是一位告密者。

但是為什麼史塔西要收集這些資料

到它的檔案庫裡？

主要目的是控制社會。

幾乎每場演講，史塔西總理

下了指令找出誰是誰，

也就是要知道誰在想什麼。

他不想等到有人

試圖對抗政權。

他想事先知道

人們在想什麼和計劃什麼。

當然前東德知道，

他們有線民圍繞，

集權主義創造了猜疑

和一個國家普遍的恐懼，

是任何專治獨裁中

欺壓人民最重要的工具。

這就是為什麼沒有很多前東德人試圖

對抗共產主義政權。

如果是這樣，史塔西經常利用

一個真的很殘暴方法。

叫作分崩離析。

另一本指南上有描述。

用文字很難詮釋因為

它原本的意思是「生物分解」。

但其實，這是非常準確的描述。

目標是秘密摧毀

自信的人民，

例如破壞他們的名譽，

在他們的工作中製造失敗，

摧毀他們個人的友誼。

仔細想想，前東德
是非常的現代化專治獨裁。

史塔西沒有企圖逮捕每個反對者。

比較傾向讓他們氣餒，

這是可行的，因為

它獲得了大量的個人資料

及大量的團體機構。

拘捕某人只用在

最後的一個手段。

為此，史塔西擁有 19 座監獄，

每個州至少一個。

這裡，史塔西也發展

相當現代化的拘捕方法。

一般來說，審問員

沒有折磨囚犯。

相反的，他利用精細複雜的

心理壓力系統

這點是嚴密隔離的重要核心。

幾乎沒有囚犯拒絕

不願意提供證詞。

如果你有這種偶然的境遇，

去參觀柏林的前秘密警察監獄

參加有導遊與前政治犯帶領的導覽，

他們會告訴你這個系統如何運作。

還一個問題需要回答：

如果史塔西組織運作得這麼好，

為什麼共產政權會垮台？

第一點，1989 年，前東德的領導

不確定該怎麼做

來抵擋逐漸增加的反抗人群。

這點令人特別困擾，

因為在社會主義的祖國

蘇聯，

更自由的政策產生了。

此外，政權依賴

來自西方的貸款。

所以，史塔西沒有給出

要求鎮壓暴動的指令

第二，共產主義的思想，

不能有批評的空間。

相反的，領導層堅信

社會主義是個完美的系統，

當然史塔西已經證實。

結果是

僅管所有的資訊，

政權無法分析本身真正的問題，

所以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最後史塔西滅亡，

是因為

它所保護的結構瓦解。

史塔西的結束

是某種悲劇，

因為這些特務

在和平的革命期間一直都

只忙著一件事：

銷毀所有文件

數十年間所製作的文件。

幸好，

人權主義者阻止了他們。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檔案

更清楚了解

受監視的國家如何運轉。

謝謝

（鼓掌）

布魯諾·吉桑尼：非常謝謝你。

胡貝圖斯，我想問你幾個問題

因為我這裡有上週發行的明鏡周刊，

「我家鄰居，國家安全局」。

你剛才分享關於我們鄰居的事情，

來自關於前東德的間諜和線民。

所以這二個故事之間

有沒有直接的連結關係？

當你看到這則故事時，
你的反應是什麼？

胡貝圖斯．克納貝：我認為

需要註明一下幾個觀點

首先，我認為有一個差異點是

我們為什麼要搜集這些資料。

我們做那件事情
是為了保護我們的人民

對抗恐怖主義？

或我們做那件事情
是為了欺壓我們的人民？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差異。

但在另一方面，

在一個民主國家中，
這些工具也可能被濫用，

這正是我們真的必須

仔細留意的地方，

這也是情報服務

遵守我們定下的規則。

第三個觀點，也許，

我們真的可以快樂地
住在一個民主國家，

因為你可以確定蘇聯和中國

在做一樣的事情，

卻沒人談論這個話題

因為沒人敢碰觸它。

（掌聲）

布魯諾：當故事首度刊登在這份雜誌，

去年七月，

你提出一份

與德國法庭的刑事訴訟，為什麼？

胡貝圖斯：是的，我這麼做
是因為我談到的第二個觀點，

我認為特別是在民主國家，

規則是每個人共有的。

規則是為每個人制訂的，所以不允許

任何機構不遵守規則。

德國刑法記載

沒有經過法官的允許

不可以竊聽別人談話。

幸運的是，這條規定有編入德國刑法，

所以如果有人不遵守這條規定，

那麼我認為調查是必要的，

這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使德國檢察官開始進行調查，

他開始著手調查只因為
安格拉·梅克爾的事件，

不是住在德國的全體人民。

布魯諾：我不驚訝，因為...

（鼓掌）

你先前所說的已經解釋一切。

從外國，德國之外的視角來看，

我以為德國人的反應

會更加強烈，更加及時。

但相反地，只有在梅克爾總理

被監聽事件曝光之後，

民眾才真正開始反應。為什麼？

胡貝圖斯：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

因為人們在民主法治下感到很安全。

他們不會擔心被逮捕，

就像在這場談話結束後離開會場，

沒有人需要擔心秘密警察

站在門外準備逮捕你。

所以，我覺得這是好事。

人們並不覺得活在恐懼之中。

當然，我仍然認為法令有責任

去制止非法行為，

不論是在德國或其它地方。

布魯諾：最後我還有一個私人問題。

有件事情仍然十分具有爭議性，

那就是究竟是否要給予
愛德華·史諾登政治庇護？

你的看法怎麼樣？

胡貝圖斯：嗯，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但如果你問我，

我會誠實地說

我選擇給他政治庇護，

因為我認為他所做的事情非常勇敢，

他已經毀了自己的一生，

還有他的家庭和所有一切。

我認為對於這樣的人，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尤其，在德國的歷史中，

你能看到很多人必須逃亡，

尋找其它國家的政治庇護，

卻無法如願以償，

所以我認為該給他政治庇護。

（鼓掌）

布魯諾：胡貝圖斯，非常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