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如何挑战法律的判罚：卡尔•艾瑞克•费舍在TEDxJerseyCity

神经科学的证据，比如大脑成像，越来越多的被法庭采纳。致力于研究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中的法律，道德和社会问题的精神病专家卡尔•艾瑞克•费舍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神经科学是否会改变我们看待判罚和责任的方式呢？

好的。

我的名字叫卡尔•费舍（Carl Fisher），
我是一名犯罪精神病专家。

也就是说我处理一些司法系统里

涉及到精神病症的问题，

包括人们在神经科学，

心理健康，精神病诊断等方面提出的证据，

以及这些证据如何影响我们对法律的看法。

那么今天我想谈一谈判罚，

因为有件事让我很感兴趣，

现在有一种新的趋势，
人们开始将精神科学本身——

比如大脑扫描，大脑成像——
应用到法庭上，

对我们判罚个体的方式进行争辩，

甚至争论我们的司法体系应该如何发挥其效力。

简单点说，

这种论点就是：
”不是我的错，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

不过这乍一听起来有些站不住脚，对吧？

完全不合常理嘛！

如果是我的大脑让我产生了某种想法，

而大脑也是储存我的经历，想法和

所有感觉和冲动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把所有这些归咎于大脑，

就意味着我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可以不承担责任呢？

我先给你们讲个故事，

可能会帮助你们了解相关的背景

并理解一些重要的问题。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不久以前，在弗吉尼亚州，

有个举止温和的中年人，
大概40岁出头，有着稳定的生活，

有妻儿，住在一个有篱笆环绕的房子里。

突然有段时间，他渐渐有了一种兴趣——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最开始他还尽力掩饰，

对儿童色情作品的兴趣。

他开始搜集这些东西，

私底下搜集。

之后事情开始越变越糟：

他开始出入提供色情服务的按摩室。

他开始向别人要求性服务。

再后来，情势继续恶化，

他妻子发现他将罪恶的双手伸向了

他12岁的孩子。

理所当然，他被带上了法庭，

被判犯有猥亵儿童罪。

不过介于他是初犯，他可以获得一次

参加治疗项目的机会。

所以他加入了治疗团队，

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治疗，

但是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效，
因为他无法停止

向团队里的其他人索求性行为。

于是他又被安排送回法庭上，

而这一次他会被判刑。

这一次，
每个人都很清楚他会在监狱里待一阵了。

但就在上庭的前一天晚上，

他被送去了急诊室，

一直在叫嚷着自己经历了
这辈子最严重的头痛。

当人们了解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他们都在想，

”嘿，很有可能......他只是想逃过惩罚。

这两件事儿看起来完全不相干啊。“

但是人们还是给了他了解病情真相的权利，

带他去做了大脑扫描。

这就是他们得到的图像。
在他的额叶中有个巨大的肿瘤。

很幸运，这是良性的。

事实是一个骨肿瘤

压迫了他的眼窝前额皮质，

这正是大脑中用思维

管理和调控社会行为的部位。

后来他们移除了肿瘤，
这个人就变得正常了，

他又回到了处置法庭

并顺利的通过了治疗评估。

他又变回了那个正常的，
举止温和的自己。

然而过了几年，

他之前的那种欲望又开始出现了，

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对此早已有所警觉。

他回到了医院，果不其然，肿瘤又长回来了。

移除之后他又康复了。

据我们了解，到目前为止，

一切依然正常。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种说辞，

”不是我的错，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
乍一听有点不靠谱，

但很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是事实。

或许在有些事件中，我们需要进一步

探个究竟。

这就是杜克大学法学研究人员正在做的工作，

分析庭审案件，

其中有多少次提到了神经科学，

又有多少次有人提供了大脑成像或者

扫描的证据。

这样在2005年，我们就已经获得了大约100个

这样的案例。

而且这个数字正在呈现指数增长。

在短短的7年当中，

法庭上出现的这种案例数目

就翻了2倍。

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案例已经起到了导向作用。

然而这些也只是经过报道的庭审案例。

可能还有更多的类似案例

每天都在法庭上上演。

那么在多数情况下，这可以起到减刑的作用，

减轻对某个人的判罚，

但并不是让他被无罪释放。

那么我来举几个例子，
说说这具体是怎样一个过程。

在美国，

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关于一个叫
布莱恩·杜根（Brian Dugan）的连环杀手。

我不想描述那些恐怖血腥的细节，

不过重点是他的确有罪。

这一点毫无疑问。

理所当然，判决指向了死刑。

被告方的律师决定采取这样一种
辩护方式，他说，

“我们想邀请一位专家做脑部成像，

扫描他的大脑，再制作成动画，

用一种新的方式进行辩护。”

这种事在美国法庭上还是第一次发生。

他们辩称杜根先生有心理变态的病症。

心理变态是一种特殊的临床症状。

他的脑部扫描结果显示，

他无法进行正常的脑脉冲调节，

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是他的大脑出了问题，
不是他本意想要做这些事。

而且有些事情的发生很难解释，

我们也不清楚陪审团做某个决定
是出于什么原因，

但是在这个案子中，他们撤消了死刑的判罚。

好，再看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这件事儿发生在意大利。

有个叫Stefania Albertani的女性，
就在几年前，

她杀死了他的妹妹，还试图谋杀她的父母，

并因此获得了无期徒刑。

不过被告获得的了提供

更多证据的机会。

他们提供了一些大脑成像的证据，

并申辩她大脑中控制脉冲的区域

无法正常发挥功能。

于是她的无期徒刑被缩短成了20年。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证据

证明这些信息是有用的，

有引导作用，正在被广泛使用，

尤其在某些案件中，大脑成像

确实可以降低对某些特殊人群的判罚。

不过这对法律系统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它能够改变我们惩罚恶人的方式吗？

那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要谈一谈美国的青少年司法制度。

如果你们对这个系统很熟悉
或者曾经牵涉其中，

你们就会知道在美国，对儿童的惩罚

是相当严厉的。

最近，儿童甚至可以获得死刑，

可以被宣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不过近来有很多最高法院的案件

对这种判罚提出了质疑。

第一个案例是2005年，
罗珀诉西蒙斯案（Roper versus Simmons），

这个案例质疑了针对

16岁和17岁青少年的死刑。

主流观念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

不应该对青少年判处死刑。

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件，

因为最高法院事实上第一次

引用了神经科学的数据。

他们认为不单是青少年阶段意味着不成熟，

大脑成像和扫描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些图像表明了大脑在这个时期
还处在发育和进化的阶段。

这也是他们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

辩驳理由之一。

再看看近期的几个案例，

最近还有2个案例，

质疑对青少年判罚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也是违反宪法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我们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的研究，

倾向于采纳神经科学证据的

法庭观点也越来越多了。

在罗珀诉西蒙斯案中的一个小注释，

在最近的米勒诉亚拉巴马案
（Miller versus Alabama）中

却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情节。

所以我们发现，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对神经科学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多的人对它产生了兴趣。

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尤其是在学术界，

开始宣称神经科学应该如何

改变我们对这一学科的整体看法，

以及在美国我们的判罚
应该如何做出相应的改变。

那么，这是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

他是贝勒医学院（Baylor）的神经科学家，

他那里有个很好的例子。

他认为犯罪活动

应该作为脑部变异的证据。

我们不应该把这当负面的行为。

我们应该把它看做一种生物机能失常，

而且我们还应该做出因人而异的判罚，

从而恢复当事人的名誉，

或者让其获得应得的治疗。

这种观点正在成为学术讲座中的

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

哲学家，法律教授和神经科学家们

现在正在研究神经科学，以提供可靠的论断。

他们认为在当今的美国，

判罚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受害者
应该得到多少赔偿。

我们正在尝试让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

我们本来应该做的是关注赔偿，

关于帮助大家。

这听起来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概念，对吧，

能拥有一个更人性化，更公正的审判系统，

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回顾历史的一些教训，

想想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

这是Alcatraz 爵士乐队在20世纪50年代的
一张照片。

那么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

根据美国的审判哲学和论证，

人们都习惯了应用这种赔偿模式。

如何找到犯罪的根本原因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或许我们能够提供给人们一些有用的机会，

通过一些方式让他们改过自新，
我们可以防止犯罪，

一旦人们被释放，

我们就不会获得跟往常一样高的再犯率。

这种做法的问题就是，根本不奏效。

社会改革者们进行了过渡宣扬和许诺，

而当这些结果并没有实现，

社会现状就会受到冲击。

那么到了80年代，

我们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击。

我们对犯罪宣战，要求必须执行的最低刑罚，

限定的刑罚，这些权利都是

从法官手中争取到的。

我认为，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体制决定的。

社会改革者在50和60年代的过度承诺，

为这种强烈反抗提供了舞台，

历史的车轮转向了

一个更以赔偿为基础的惩罚系统。

这是一张代表美国监禁比例

和人口关系的图。

说明的就是哪一部分人

在哪个时间段内被监禁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1925年，

监禁的比例相对稳定，

包括在社会改革时期。

但是到了70和80年代，

当这种要求严惩犯罪的呼声越来越高时，

我们看到监禁率猛升。

那么我们回到神经科学这个话题，

我想说的是

这可以暗示我们，我们可以对我们正在

使用的科学做些什么。

建立一种治疗模式听起来固然好，

但是我们必须要对那些针对政策论证

提出的科学辩驳十分小心。

神经科学在法庭上的作用可能很有限。

在一些嫌疑人患有肿瘤疾病

或者被确认有异常的案件中，

神经科学被可以用来做更深入的研究。

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也仅仅是事实，
这就是科学的原理。

科学可以提供给我们事实，但是在法庭上，

或者道德或者任何一种价值观系统中，

我们还需要采取主动，

做出决定，哪些是最重要的。

我想申明的就是，
这种趋势很危险的部分就是

这句说辞：”这不是我们的错，
是我们的大脑出了问题。“

以神经科学为基础呼吁系统范围的变革

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境地。

我们已经看到过度承诺和宣扬

可能导致事与愿违，

你们可以想象同样一套数据

被用来做反向的辩驳：

如果一个人的大脑出了问题，

或者如果他们的大脑决定了他们应该犯罪，

为什么不把他们关得更久？

所以我认为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
时候要格外小心。

关于美国的惩罚系统，

有很多值得提出的问题。

我说的不是关于政治的问题，

而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关心美国法律系统

是否对人们做出了适当的判罚，

我们的惩罚系统是不是

完成了既定的目标。

有很多值得提出的问题。

但是我们并不需要等着神经科学
来告诉我们答案。

我们不用依赖神经科学去得到我们的论证。

这就是我要说的。非常感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