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捍衛法治

每個人應該獲得自己國家的法律保護，即使是該國的法律被遺漏或忽視也應該如此。金伯利·莫特里是在阿富汗及其他地方執業的美國律師，演講中，她分享三個她在阿富汗的國際法律案例，並說明一國的法律如何替人民帶來正義公正：也就是善加運用法律的本義，保護人民。

我想分享一個

關於小女孩娜瑪的故事。

她跟父母及八個兄弟姐妹

住在難民營。

每天早上，她的父親起床後，

希望自己在建築工地找到工作，

幸運時他一個月可賺 50 美金。

冬天就比較難過，

不幸的是，娜瑪的兄弟過世，

母親病重。

絕望之下，他父親跟鄰居

借了 2500 美金。

幾個月的等待後，

鄰居變得很不耐煩，

並要求他還錢。

不幸的是，
娜瑪的父親並沒有錢還，

所以雙方同意
透過族長會議解決這個問題。

簡單來說，
族長會議是一種調解，

是阿富汗非正式的仲裁方式。

通常由宗教大老

以及村落長老主持，

族長會議常見於阿富汗等落後國家，

他們對於正式的司法系統

有很深的憎恨。

族長會議裡，與會者坐在一起

討論解決債務的最好辦法

就是讓娜瑪嫁給
鄰居 21 歲的兒子。

她才六歲。

不幸地，像娜瑪這樣的故事，

實在太常見了，

身處於安樂舒適的我們，

或許會把這個故事

看成女權的另一個打擊，

如果你看過阿富汗的新聞，

你或許會認為那是一個失敗的國家。

然而，阿富汗是有法律制度的，

雖然族長會議
基於傳承已久的部落習俗，

也應該要遵守法律，

不用說大家都知道

以孩子償債

不只卑鄙下流，更是違法的。

2008 年，我到阿富汗

支援司法贊助計畫，

我本來要待九個月

訓練阿富汗律師。

九個月裡，我四處跑，

訪問數百名被監禁者，

也訪問了一些

在阿富汗經營企業的公司。

在這些訪談中，

我開始了解

這些企業跟民眾的關係，

還有原本應該保護人民的法律

是如何未被充分利用，

而惡劣和非法的懲罰措施
是如何被濫用。

這讓我開始追尋正義之旅，

正義對我而言

是彰顯法律的本意，

是保護人民。

法律的角色是保護。

因此，我決定開一家律師事務所，

我也是阿富汗法庭上

第一位外籍律師。

在這段時間，我研究了很多法律，

跟很多人聊過，

讀過很多案例，

我發現正義不公

不只是阿富汗的問題，

而是全球性的問題。

雖然我一開始避開

人權相關的案件，

因為我很擔心

這會影響我的職業跟私人生活。

但我確定公平正義太重要，

所以我無法再忽視人權案件。

我開始接娜瑪這樣的案件，

並提供無償服務。

既然我去過阿富汗，

也當了十幾年的律師，

代表過《財富》
500 大企業的執行長、

外交大使，
還有像娜瑪這樣的小女孩，

官司大多成功。

我成功的原因很簡單：

我徹底運用司法體系，

正確地運用法律

於需要被使用到的地方。

我發現，

在阿富汗這樣的地方
要實現公平正義是很難的，

有三個原因。

第一，簡單來說，

受教育的人口不多，
不懂他們自己有哪些權益，

我發現這是全球性的問題。

第二個原因，

即使有成文的法條，

它們通常被取代或忽視，

以村落習俗取代之，
就像剛剛說的族長會議

把娜瑪賣掉一樣。

第三個要達成公平正義的問題

即使已經有合理的法律，

人民和律師缺乏意願

為維護法律而戰。

這是我正在做的：
我運用現有法律，

經常被忽視的法律，

來維護當事人的利益。

我們都需為人權

創造一個全球性的文化。

為全球的人權提供貢獻，

以這樣的心態努力，

我們可以大大增進
全球的公平正義。

現在，我們回來討論娜瑪。

不少人聽說了這個故事，

所以他們與我聯絡

希望代還 2500 美元的債務。

但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

這種問題不是把錢丟進去，

然後問題就會消失。

這在阿富汗行不通。

所以我告訴他們，我會參與，

要參與的話，就得召開

第二次族長會議，

一個申訴案件的族長會議，

要讓它順利召開，

我們得找到村落長老，

得找到部落族長

和宗教大老一起開會。

娜瑪的父親得同意，

鄰居也得同意，

鄰居的兒子也得同意。

所以我想，如果我要參與，

那他們得同意讓我主持會議。

所以討論了幾小時，

一一把他們找來，

喝了大約 30 杯茶之後，

他們終於同意要坐下來

召開第二次族長會議。

這次會議與上一次不同的地方是

這一次，我們以法律為核心，

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是

他們必須了解娜瑪

有權受到保護。

在這次族長會議結束時，

審判官宣布

上一次的決議作廢，

美金 2500 元的債務解決了，

我們都簽了一份書面資料

所有的人都承認

他們之前的做法是違法的，

他們再這麼做，會被捉去關。

大多數.....

（掌聲）

謝謝。

最重要的是，

這場訂婚無效

而且娜瑪自由了。

保護娜瑪以及她享有自由的權力

也是在保護我們自己。

現在我這份工作的

危險高於一般的工作。

我遭短暫拘留過。

我被指控經營妓院過，

被指控為間諜。

有人丟手榴彈到我辦公室，

幸好沒有引爆。

但我發現工作中

得到的報償遠大過於風險。

我承擔的風險

和我的當事相人相比
是微不足道，

如果沒人受理他們的案件

他們會失去更多，

更糟糕的是，
他們會因為委託我而受罰。

我受理的每個案件，

我更加了解
我支持我的當事人的同時，

我的當事人也同樣支持我，

這也是我前進的力量。

法律作為一個支撐點

是保護我們的關鍵因素。

新聞記者扮演關鍵的角色，

他們要確定提供
給大眾訊息的正確性。

我們大多從記者那裡獲得訊息，

但忘了訊息是來自何處。

這張照片是

英國新聞團隊在阿富汗的合影。

幾年前
由我的朋友大衛·吉爾拍的。

根據記者保護協會，

自從 2010 年以來，
有數千名記者

被威脅，被傷害

被殺，被拘留。

當我們得到訊息的時候，

我們時常忘了它會影響哪些人

或是訊息是怎麼傳達給我們的。

很多國內外的記者，

他們的所做所為是非常了不起的，
特別是在阿富汗這種地方，

重要的是，我們不會忘記這一點，

因為他們保護的

不只是我們取得訊息的權利

更表示新聞自由，

這是民主社會至關重要的部分。

馬特·羅森伯格是阿富汗的記者。

他為紐約時報工作，

不幸的是，幾個月前，

他寫一篇文章

得罪了當地政府官員。

結果，他被拘留

而且被非法驅逐出境。

我為馬特辯護，

在與政府交涉之後，

我收到合法的承認書

承認他是被非法驅逐出境的事實，

以及在阿富汗享有新聞自由，

不實行會有不好的後果。

我很高興地向大家說，

幾天前，

阿富汗政府

正式邀請他回到該國，

並撤銷他的驅逐令。

（掌聲）

如果審查一位記者，
其他的記者也會受到威脅，

很快地整個國家的人民就會緘默。

所以保護記者及新聞的自由

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會讓政府對人民更加負責任，

政策更透明化。

保護新聞記者及人民

接受資訊的權利
也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我們的世界在改變，
現在和以前不一樣了。

在過去是個人的問題，

現在已成為我們全球性的問題。

二週前，阿富汗首次

完成民主政治權力的移轉，

選出總統阿什拉夫·甘尼，
這個改變很大。

我對他持樂觀的態度，

我希望他能為阿富汗

帶來其所需的改變，

特別是有關法律的部分。

我們生活的世界已大不同。

我八歲的女兒

只知道有個黑人總統。

我們的下一位總統

極可能是女性。

她長大，或許會問，

白人也能當總統嗎？

（笑聲）

（掌聲）

我們的世界在改變，
我們也要跟著改變，

曾經是個人的問題

已成為每個人的問題。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

目前有 2 億 8 千萬的

男孩和女孩

在 15 歲以下結婚。

2 億 8 千萬這麼多。

童婚會加重

貧窮、疾病、缺乏教育的惡性循環。

薩哈爾 12 歲那年結婚。

她被逼婚，

是被她哥哥賣掉。

當她到男方的家裡，

他們強迫她賣淫。

她拒絶，因此受嚴刑拷打。

她遭鐵條毒打。

他們還燙傷她的身體。

他們把她綁在地下室讓她挨餓。

用鉗子拔下她的指甲。

她一度

逃離行刑室

到鄰居的家裡，

當她到鄰居的家裡，
鄰居不但沒有保護她，

還把她拉回

她丈夫的家，

她受到更殘酷的嚴刑拷打。

幸運地，當我第一次見到薩哈爾，

阿富汗婦女會

提供她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身為律師，為了我的當事人，

我必須表現出很強勢，

因為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但當我看到她，

她傷痕累累且十分虛弱，

要表現出強勢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花好幾週的時間

才了解她在那行刑室

發生什麼事。

她終於願意對我敞開心扉，

當她敞開心扉，

我了解到

她不了解自己的權利，

但她知道她有一定程度的權利

受政府保護，但政府並沒有保護她。

所以我們能夠討論

她可採取哪些法律手段。

我們決定將這個案子

上訴到最高法院。

這有重大的意義，

因為這是在阿富汗第一個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由律師出庭代理的案件。

這法律條文已塵封多年，

在薩哈爾之前，從沒被使用過。

除此之外，

我們還決定提出民事損害賠償，

這條法律也同樣從沒用過，

但我們用在這個案件上。

所以我們在最高法院，

在 12 位阿富汗法官面前辯論，

我，來自美國個女性律師，

以及薩哈爾這位年輕女孩，

我遇到她時，她不會大聲說話，

而現在她站出來，

她找到自己的聲音，

這女孩告訴法官她要獲得正義，

她確實得到了。

最後結果，法庭一致同意

她的夫家應該為所作所為入獄，

她混蛋哥哥也因為賣掉她

而遭到逮捕。

（掌聲）

法官也同意她有權利

獲得民事賠償。

薩哈爾的故事告訴我們

可以運用法律改變既有陋習，

回歸法律的本意，

保護薩哈爾，

也等於保護我們自己。

我在阿富汗工作

已超過六年。

我的很多家人和朋友認為

我的工作看起來像這樣。

（笑聲）

但實際上，我的工作是像這樣的。

現在我們都能有所作為。

我不是說要各位買機票去阿富汗，

但我們可以為全球人權環境

盡一己之力。

我們可以創造一個透明

以及對法律負責的文化，

讓政府對人民更盡責，

因為我們也是為此盡責。

幾個月前，一個南非律師

來到我的辦公室。

他說：「我要見你。

我想知道瘋子長什麼樣。」

法律屬於我們的。

不論文化族群、

國籍、性別、種族，

法律屬於我們每個人的，

為正義而戰不是瘋狂的行為。

企業界也必須納入這個項目。

一家企業對人權的投資

會帶來生意收益。

不論你是企業、非營利組織，

或是一般市民，法治對我們有益。

以這樣的心態一起努力，

透過人民、政府和個人機關，

我們能夠創造一個全球的人權環境，

每個人皆為人權的投資者。

如此一來，

我們就能一起獲得公平正義。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