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堵墙所带来的无形影响

设计师亚历山德拉 · 欧尔（Alexandra Auer）指出，现代国家之间的墙比世界第二大战结束时还要多。而当你筑起一堵墙时，你不知不觉的还筑起了第二堵——一堵在我们脑海中划分出了“他们”和“我们”， 并且承诺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墙。欧尔在两所被围栏所分离的小学进行了一个社会设计项目，此项目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有趣的实验成果，还鼓励我们放下本有的偏见来看待大家所拥有的共同点。

人类非常喜欢筑墙，

你们注意到了吗？

我们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筑墙：

为了避风，为了庇护，为了隐私。

过去的 70 年里，

国家之间的边界数量翻了一倍。

目前，位于国家边界的墙
比世界第二大战结束时还多，

甚至超越了冷战时期。

我从小在德国长大，

对柏林墙的倒塌深有感触，

它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一个
新世界的开始，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

但自从 911 袭击后，

筑墙频率极速上升。

自那以后，边界墙数量翻了一倍，

列入计划或已经完工的
大概就有 30 个。

墙跟围栏通常是为了
起到保护作用才建的，

保护我们远离另一群人，

防止犯罪和非法交易。

但墙跟围栏其实只能
让我们感觉到被保护，

这跟实际的安全是不同的。

它们或许能让我们感到安全，

但却保护不了我们。

相反的，它们起到了另一个作用：

它们把我们隔离开来，

它们创造了一个我们和一个他们，

它们还树立了一个敌人。

那些墙在我们的脑海中
创造了另一堵墙，一堵心理上的墙。

心理上的那堵墙使我们逐渐忘记，

我们与墙对面那些人
拥有的所有共同点。

更可怕的是，

心理上的墙会越发牢固，
甚至促使我们

继续建造并强化现实里的墙。

现实跟心理上的墙是紧密联系着的，

拥有其中一堵，另一堵就随之而来。

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循环：

现实中的墙强化心理上的墙，
心理上的墙强化现实中的墙。

直到某一时刻，其中一堵倒塌了，

这个循环也就被打破了。

当柏林墙尚在建造的时候，

你看不出它是面向哪一边的，

因为它两边的人是被视为一体的。

那时候没有我们和他们，

也没有其他人。

当人们被分离之后，

两边的人都各自发展，
最后形成了两个独立的身份。

然后突然之间，本为一体的人
被分为了我们和他们。

一堵心理上的墙被建起来了，

然而当柏林墙在 1989 年被拆除时，

心理上的墙依旧
存留在大家的脑海里。

那时候东德人需要重新融入
原本自己的国家，

即使他们并没有真正搬过家，

许多人直至今日都还觉得
没有完完全全搬回去。

而且，那些心理上的墙
带来的影响是可测的。

柏林自由大学 2005 年的
一项研究显示，

即使德国统一已经过去了 15 年，

德国人仍然认为墙另一边的城市
离他们的距离

比现实中的距离要远很多。

更有趣的是，人们的政治意见

与他们预测的距离也有联系。

一个人越反对德国统一，

他们预测的距离也就越远。

是那堵心理上的墙
把对面的城市隔开了，

心理上的墙越高，越坚固，

对面那座城市就越遥不可及。

我尝试着复制了这个研究，

但采访的是柏林墙倒塌后
出生的一群年轻人，

想看看年轻一代有没有受到影响。

结果显示这一代人，

我这一代，

只是单纯的地理不太好而已——

（笑声）

无论出生在哪一边。

但也可以解释为，这可以
被看作一个进步，不是吗？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柏林墙，

这意味着这堵现实中的墙
也就无法在我们脑海里

建立一堵心理上的墙。

我很愿意相信这意味着，

德国的未来不会有一堵
心理上的墙把我们隔离开。

可我们要面对现实，

这堵墙或许在消失，

但有成千上万其他的墙
正在拔地而起。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个全球趋势，

是越来越多的封闭团体开始出现。

这些封闭的团体和
一个国家没有什么不同，

只不过规模较小罢了——

一个小区被墙跟围栏围绕着，

只为了防止其他市民
伤害里面的市民，

唯一不同的是，这是人们的选择。

可这样做对住在里面
和被隔离在外的人

在身体和心理上造成的影响

都是一样的——

隔离了城市，街区，

甚至游乐场。

去年春天，我在布鲁塞尔的
两间小学进行了一个设计项目，

得到的正是这样的结果。

两间学校共享着一个入口跟操场，

他们都用荷兰语教学，

但其中一间大多数学生
都是比利时本地的孩子，

而另一间都是移民的孩子。

这两间学校被墙跟围栏隔离开来，

以至于两所学校的
学生没有地方交流，

除了隔着这堵在操场中
把他们分开的围栏。

当我刚开始在那工作时，

我为眼前的景象感到悲哀，
小朋友要站在围栏边，

才能与他们对面的朋友说话。

但更可悲的是，大多数小朋友

这一生都没有机会
与对面的小孩交上朋友。

学校应该是一个让所有小孩

都能聚到一起学习的地方——

跟着他们的老师学习，但更重要的是，

从对方身上学习。

他们之间存在越多的差异，
能学到的东西就越多。

事实上，学校可能是
我们一生中唯一能让我们

和那些与自己拥有社会差异的人
进行交流的地方了。

在孩子处于成长时期
就把他们隔离开，

会把未来的统一变得更难，

甚至完全不可能。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似乎是整个布鲁塞尔
唯一一个对这堵墙有意见的人。

大多数的家长、老师和孩子，

已经开始无视，
或不再质问那堵墙的存在。

现实就是这样，

它对人们来说就只是一堵墙，

人们甚至支持它的存在。

我有一次问一个小男孩，
他想不想和对面的人玩，

他说：“不。”

然后我问他，
如果没有这围栏，你会和他们玩吗？

他说：“或许吧，”

但他立马接着说，
这围栏不应该消失，

因为对面的人都很凶，
扔过去的球他们从来都不还回来。

我觉得有点好笑，
因为两边的小孩我都问了，

他们都说对面的人很凶，

理由都是他们不把球还回来。

两边的小孩互相讨厌，

甚至还经常在围栏边争吵，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

那围栏是必要的。

它能保护双方的孩子，

至少能保护他们的玩具，

和防止过分的争吵。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小孩会从围栏下方爬过，

只为了把球拿回来。

学校采取的措施却是
拿这些金属板把缝隙封住了。

现在，小孩开始从上面翻越围栏了。

我不知道在布鲁塞尔，
哪堵墙是第一个出现的：

是那堵迫使人们建立了
这围栏的心理上的墙，

还是这堵象征着社会差异，

甚至连操场都不放过的围栏。

但我知道的是，
自从开始在那里工作后，

我一直想改变现状，

我想让双方发现
他们拥有的那些共同点。

对于小孩子来说，这并不难，

因为即使一边的操场说荷兰语，

另一边说着法语、
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

他们都有一种共同语言，叫玩耍。

结果就是他们想玩耍的心，

远胜于那些存在于
他们之间那所谓的差异。

我在围栏处放置了不同的游戏，

把围栏变成了一个连接处，
一个共享的地方，

而不是一个阻碍物。

然后突然之间，
那些小孩都开始聚在一起，

互换铅笔，

然后通过电话聊天。

那些电话尤其的成功，

因为小朋友都觉得很有趣，

这个小玩具能让他们
听到对面的声音，

所以大家都滔滔不绝。

对于一间小学来说，
父母们的参与

在塑造小孩的日常生活
与环境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所以我知道，如果我想改变现况，

我也要向他们展示出
他们与对面的家长

所拥有的共同点。

但对父母来说，这要困难得多，

因为他们大多数都说着不同的语言，

做着不同的工作，有着不同的收入，

他们的社交圈子也不一样，

有着不同的信仰，

经历着不一样的文化，

还拥有着不一样的三观。

而我作为一名学生，

与他们在以上方面
也没有共同点。

那么我应该怎样才能展示出

他们所拥有的共同点呢？

我并没有自己去说服他们，

而是选择了让他们的孩子来说话。

我在操场上组织了一场图片展览，

展示了他们的孩子隔着围栏
与对面的小朋友一起玩耍的场景。

展览结束的时候，

我让父母们把他们想法，
主意和愿望，

写在了这些大木盒上，

我在这些盒子写道：
“你觉得呢？”

很多人在下面写下了“是的”，

“是的”，然后呢？

我从来没有提起过自己的观点
或者指出他们应该要做什么，

所以他们回答的是哪个问题？

我又问了父母们，他们说是的，
围栏应该要拆除，

是的，我们想与对面的人玩耍。

那些图片已经隐晦的提出了

那个我没有明确提出的问题。

他们发现了这个情况有多可笑，

这个围栏是那么的多余，

而我从始至今都没有
把这个观点强加在他们身上。

这个展览把双方的
共同点都展示了出来，

那天不存在着我们和他们，

更没有其他人。

那堵心理上的墙开始瓦解，

我选择了用“瓦解”这个词，

因为这个过程不是一瞬间发生的，

把心理上的那堵墙完全移除很难，

比摧毁现实中的一堵墙要难很多，

我们要不断的质疑我们的观点和信念，

有时甚至还要承认自己的错误。

所以在布鲁塞尔发生的事情
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这个改进在德国花了几代人的努力。

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范例，

和我在布鲁塞尔和德国经历的一样，

这些例子足够让我们从中学习。

可我们还是选择筑墙
来解决墙并不能解决的问题，

因为墙不能挖掘到问题的根源，

它们最多只能缓解危机罢了。

所以下一次当你准备筑墙时，

或者准备帮别人筑墙时，

我希望你能想起
那堵墙能带来的后果。

一堵墙的简单构造
并不能带来任何实际保护，

却能影响墙内人的日常生活。

人类，虽然在地理上被隔离开来，

却共享着很多文化和价值。

对于他们来说，你筑建的
不是一堵而是两堵墙，

两堵需要花上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才能重新拆除的墙，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