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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Andy Imparato，
是加利福尼亚残疾人权利组织的执董。

我有很多不同经历，

与残疾人士交互的经历。
但是我觉得，

在我开始我的职业生涯的时候，
对我影响最大的，

是作为律师的我最后被确诊患有躁郁症。

那时我工作的地方
是为残疾人士维权的一个组织，

当时我了解到很多联邦残疾人法条
所反映出来的一个观点，

那就是身患残疾是人类经历中的一个自然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说法非常强有力，

也因为我当时正在和躁郁症作斗争。

我觉得我从精神卫生这个领域中获得的信息是，

我的病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一个部分
而是一个长期问题，

这是一个我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曾经和躁郁症患者一起生活过的经历，
并没有太多意义，

那并没有让我从中获益，
也没有对我的职业产生帮助，

与各种残疾人权益维护者共处的经历，
让我获益的是，

他们身患不同残疾，

那时候我住在波士顿，

这样一个想法：那些经历实际上

是一个优势，为我当时做的工作增加了可信度。

如果我想要成为一名能有所作为的维权者的话，
我必须要学习

将我自身的这个问题看作一种资产和优势。

所以我觉得“美国残疾人法案”

影响着残疾人维权运动的价值，

而产生最大影响之一的就是
认为残疾是自然的那种价值观。

你的生活因为残疾（而产生的各种不便）
是人类经历中一个自然的部分。

所以那不能阻止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如果你因为那些残疾而无法做到那些事，

那是歧视，而不是自然的，

认为歧视是反自然的，
而残疾是自然的观点

那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并且帮助我正确看待我自己的经历。

我成人之后才患上这种疾病

残疾人维权运动能争取到的最大权益是

“美国残疾人法条”有在规范残疾人事宜，比如民权

如果你看一下美国历史上针对残疾人的政策的话，

或者看看其他国家，
人们往往是通过社会福利来规范残疾人相关事宜，

或者是助贫福利政策或类似的这类政策，

这些做法的观点是，如果要解决残疾人士面临的问题，

你只需要提供对应的服务就可以了。

但是它们无关歧视，无关人权，无关民权，

我们早期的“康复法案”中有一条法条，

是专门专对解决残疾人歧视的，

但是“美国残疾人法条”是第一部全篇都是解决这种歧视的法案。

我觉得这对于大多数残疾人士而言，

法条中的民权相关规定非常有用，因为一旦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它能起到阻止的作用，

当不好的事情发生到你个人身上的时候，
它不再只是关注什么是你不能做的，

或者是为了不重蹈覆辙你需要哪些服务，
它一开始就做得不错，

设立那个系统的初衷就是为了排斥你，
而那就是歧视

所以不要只盯着问题的源头，
也要看看周围环境，

而这种观点，
我觉得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它帮助我们重新确认了为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残疾人身上，
为什么被排斥，

为什么会出现隔离，
为什么会有贫困，

它帮助我们对自己建立起更高的期望，
对周围环境有更高的期望。

所以“美国残疾人法条”可以说是
做出了很多不菲的成就，

比如对公交车的改造，
让更多不同程度的残疾人士都能使用它，

让周围的的建筑更方便残疾人士进入，

但是我觉得在精神层面上的对于民权，公平

人权等事宜的重新规范，
我觉得这些跟具体法条上的规定一样重要，

所以我无法从中挑出一条我觉得要进行变动的内容，

在考虑“美国残疾人法案”未来30年的发展的时候，

但是有一件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我要提出来，

对我们而言，改变是我们对人们的要求，
这样才能得到政府的帮助，

让政府支持我们的一些大项目。

所以如果你看一看我们提出的
服务残疾人士的四个大项目：

社保残障保险、附加保障收入、
医疗补助计划和医疗保险制度

这些项目要求你提供能证明你身患残疾的东西，

而要证明这个，就需要提供医疗证据

来证明你因为身体上或者心理上的疾病，

而无法让自己获得收入，

大多数人的理解是
那意味着他们的残疾让他们无法正常工作，

那规定了谁可以获得政府的帮助，

这种规定是从1956年开始的，

也就是那时候联邦以书面形式给出相关的定义，

我们也在考虑残疾人士能获得什么，

在1956年之后就经历了大幅变化的劳动市场。

如果是一些非常特殊的残疾人士，
他们也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市场上获得成就，

前提是他们得到正确的帮助，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要求他们提供证明身患残疾的医疗证据，

证明他们无法正常工作，
因此需要外界帮助他们独立生活和工作，

但那个系统是个倒退的系统。

我们已尝试多年，将工作激励融入到社会残障保障计划，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医疗补助计划支持项目，

我们已经为边缘人士做了很多努力，帮助他们工作

和获得权益，但是我们还没攻克最基本的问题，

那就是关于谁有权获得权益的界定。

所以我希望能推动的一个方面
就是能得到一个一致的定义，

在社保和残疾人权益法条两者的一个一致定义。

凭借着 “美国残疾人法案”的规定，

我们不该让残疾人士证明他们的残疾

是如何让他们无法工作，
而应该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

才能帮助他们完全参与到社区中。

而且如果残疾人士需要的帮助达到某种程度的话，
我们就可以决定他有权获得收入补助，

在医疗保健或其他长期服务中可能会另当别论，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要求
一个刚成年的18岁年轻人

提供医疗证据证明他们的残疾无法让他们正常工作，

自1956年开始我们的政策就如此规定了，
而且我们也花费了上千亿美元，

通过各种项目要求人们作出证明。

所以我觉得作出改变，是很重要的事，

如果我们要实现“美国残疾人法案”提出的愿景的话。

关于这个法案我们已经思考了很多，

我们思考了很多如何应对全国范围的三大危机。

第一个是疫情，第二是经济低迷，
后者与疫情相关

很多人失业了，

第三是全国范围内关于种族公平的讨论。

加利福尼亚州的有色人种社区的生活
受到疫情格外严重的影响，

有色人种社区的经济收到格外严重的影响，

警察暴力以及存在于每一个项目中的
种种结构性壁垒，

它们本应服务于残疾儿童和成人
却受到了格外严重的影响。

黑色人种小孩和成人，拉丁裔小孩和成人，
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其他多文化社区都受到影响。

当我们在考虑呼吁行动的时候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庆祝“美国残疾人法案”通过30周年纪念日
我们能做的是

多多关注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民
以及全国的人们，

以及那些从“美国残疾人法案”中获益寥寥的人。

我们能做的是让这个愿景更宏伟
及扩大其对社区的影响，

那些还没能受到同样影响的社区，

它们没有受到中等阶层家庭一样的福利。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学校要减少纪律，

减少针对残疾有色人种学生而制定的纪律，
将学校里的所谓“警察”“开除”，

就是对话的一个部分。

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区域中心系统，
都在解决分化问题，

所以来自低收入的家庭、多元文化的家庭，

也能享受到优渥家庭享受的服务和支持。

想要得到职业增强系统的服务的话
也需要先进行财产分析，

确保系统服务的人群能像加利福尼亚州人一样。

我认为这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对话，
但是加利福尼亚州可作为一个领导州。

我们在诸多方面都是领导者，

我们是国内最多元化的州之一，

我们的州政府是积极做事的，
关心多元化，包容性

也关心公平。

我们的州长提出了一个重振经济的任务，

我的前任Catherine Blakemore也参与其中，
她是残疾人权益组织前任执董，

苹果公司的CEO也参与其中了。

我们与拥有着能改变世界的能力的科技公司为伍，

我的意思是它们影响着人们与这个世界的互动。

我们还有很大的机会

让来自不同文化的残疾人士能有机会
进入科技行业工作，

那些科技将改变我们未来的日常生活
而这些残疾人可以参与这个改变。

我认为最重要第一个信息是，

让我们确保“美国残疾人法案”的愿景
能实现到每一个人身上，让其受益，

让我们解决结构性的种族歧视，
让我们解决分化，

让我们解决
存在于服务于残疾人士的每一个系统中的不公平。

只有如此，那些愿景，包容性

“美国残疾人法案”中的内容

才能让我们整个社区的人都能从中受益。

那简直是太棒了，那真是......
（激动而无言）

感谢各位！
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