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墨邊界的實況，以及我們如何能做得更好

在美墨邊界，拉長拘留和拆散家庭的政策讓向美國尋求庇護變成是困難又危險的事。在這場真誠的演說中，移民律師艾莉卡 · 平海羅帶大家一瞥她的在邊界兩邊的日常工作，並分享統計數字背後的一些故事，包括她自己被拘留與兒子分離的故事。她清楚呼籲大家要記得受到政策影響的人性，並警告：「歷史告訴我們，第一個被詆毀並被剝奪權利的族群，通常都不是最後一個」。

每週有兩天，我會從我在
墨西哥提華納附近的家中開車

跨越美國邊界，到我位於
聖地牙哥的辦公室。

邊界的一邊，是貧困和絕望，

和另一邊的明顯富裕
是很強烈的對比，

這對比總讓我覺得震撼。

但有個因素更突顯這種對比感覺，

那就是當我經過在邊界
工作的人的大樓時，

那裡有個冰冷的稱號：黑洞。

黑洞是海關及邊境保衛局，

簡稱 CBP，

位在聖伊席卓入境口岸，

就在奢侈的過季商品購物中心旁。

此外，不論何時在那裡

都會有大約八百名移民

被關在建物底下寒冷、
骯髒的水泥牢房中。

上面：購物袋和星冰樂。

下面：美國移民體制的現實。

2018 年九月的某一天，在那裡，

我試著去接觸安娜，

CBP 最近才將這名女子
和她的七歲兒子拆散，

我是移民律師，

也是 Al Otro Lado 的
政策及訴訟主任，

這是一個雙國非營利組織，
旨在協助美墨邊界兩邊的移民。

幾週前，我們在才在
提華納的辦公室見過安娜，

在那裡，她解釋說她害怕她
和她的兒子在墨西哥會被殺害。

所以我們幫她準備流程，

讓她能向 CBP 尋求庇護。

在她去入境口岸尋求協助的幾天後，

她在美國的家人打電話
給我們，像是抓狂了似的，

告訴我們 CBP 官員已經
將她的兒子帶離她身邊。

並不是說這很重要，

但我知道安娜的兒子有特別的需求。

又一次，這消息讓我充滿了
慌張和不祥的感覺，

很不幸，這種感覺已成為
我日常工作的特徵。

我簽署了授權書，
以安娜的律師的身份行事，

所以我趕去入境口岸，

去看看我能否和我的客戶說話。

CBP 的官員不僅不讓我跟安娜說話，

甚至不告訴我她是否在那裡。

我找了一個又一個主管，

請求讓我提交證據，
說明安娜的兒子有特殊需求，

但甚至沒有人願意跟我談這個案件。

看著購物者無所事事地
從這個攸關生死的情境旁邊

閒逛過去，感覺好不真實。

在被 CBP 阻礙了好幾個小時之後，

我離開了。

幾天後，

我在寄養照顧體系中
找到安娜的兒子。

但我不知道安娜的狀況，

直到超過一週後，

她出現在東邊幾英里外的拘留營中。

安娜沒有任何犯罪記錄，

且她在尋求庇護時有依循法律。

移民官員仍然又把她拘禁了三個月，

直到我們能幫她爭取到釋放，

並協助她和她的兒子重聚。

我還可以告訴各位
很多像安娜這樣的故事。

還有個十八個月大的男孩馬提歐，

他被從他父親的懷抱中抓走，

送到幾千英里外的政府庇護所，

在那裡，有好幾個月
他們都沒有好好幫他洗澡。

還有一個無人陪伴的
非洲小孩阿馬杜，

和成人一起關在 CBP 的
可怕機構中足足二十八天。

最讓人不舒服的是瑪莉亞，

她是懷孕的難民，

懇求醫療照護懇求了八個小時，

然後她在 CBP 的監管之下流產了。

CBP 官員還把她再關了三個星期，

才把她送回墨西哥，

在那裡，她被迫等了數個月，

才等到在美國的庇護聽證會。

日復一日見到這些
恐怖的狀況，讓我改變了。

以前，在派對上我總是很有趣，

現在，我總會不由自主要告訴別人

我們的政府在邊界及拘留營中

如何虐待難民。

對方會試著改變話題，

恭喜我做得很好，
幫助了像安娜這樣的人。

但我不知道要如何讓他們了解

除非他們開始對抗，
且付出超乎他們想像的努力，

不然我們不會知道，
我們之中誰會成為下一個安娜。

川普在南方邊界
大量將難民家庭拆散的政策

震驚了世界的良知，

讓許多人驚覺到
美國移民體制的殘酷。

似乎，現今，

為了移民權利而戰的人
比以往都還要多。

但不幸的是，情況並沒有好轉。

數千人站出來抗議，
要求終止將家庭拆散，

但政府仍然在拆散家庭。

從 2018 年六月至今，

就有超過九百名孩子
被帶離他們的父母，

還有數千名難民孩子在邊界

被帶離他們的祖父母、手足，
以及其他家庭成員。

從 2017 年起，

至少有二十多個人
在移民監管之下死亡。

還有更多人會死亡，包括孩童。

我們律師能，而且會持續提出告訴，

來阻止政府殘酷對待我們的客戶，

但如果我們希望移民受到人道對待，

我們就不能只是
在外緣做些小修小補。

政府會要你相信，
我們必須要將家庭拆散，

我們必須要拘留孩子，

因為這樣才能阻止
更多難民來到我們的邊界。

但我們知道這不是真的。

事實上，2019 年，

我們在南方邊界
逮捕的人數其實在上升。

每天，我們都在邊界告訴大家：

「若你想向美國尋求庇護，

就要冒著家庭被拆散、

無限期被拘留的風險。」

但，對他們許多人來說，
另一個選擇更糟糕。

人們向美國尋求庇護的理由很多。

在提華納，我們見過來自
超過五十個國家的難民，

說十四種不同的語言。

我們見過來自世界各地的 LGBT
（同/雙性戀與跨性別）移民，

未曾到過讓他們感到安全的國家。

我們見過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

她們自己的政府拒絕保護她們，

讓她們遭受殘忍的家庭暴力
或壓迫式的社會規範。

當然，我們也見過中美洲的家庭，

他們要逃離幫派暴力。

但我們也見過俄國的異議人士、
委內瑞拉活動家、

來自中國的基督徒、穆斯林，

還有數以千計的其他難民，

想要逃離各種迫害和虐待。

根據國際法的定義，這些人當中，

很多都符合難民的資格，

難民地位公約是在
二次大戰後訂立的，

旨在保護逃離迫害的人，

因為種族、宗教、國籍、政治意見，

或因是特定社會族群的一員
而遭受迫害的人。

但即使是符合國際定義的難民，

也無法取得在美國的庇護權。

那是因為，從 2017 年起，

美國總檢察長針對庇護法
做了大刀闊斧的改變，

以確保符合美國
保護資格的人數變少。

這些法律的主要對象是中美洲人，

想避免他們進入美國，

但也會影響到其他類的難民。

結果是，美國經常遣返難民，

讓他們面臨迫害及死亡。

美國也用拘留手段來威懾難民，

且讓他們更難勝訴。

現今，有超過五萬五千名
移民被拘留在美國，

許多是拘留在偏遠的拘留機構中，

遠離任何法律協助。

這點非常重要。

因為這是民事而非刑事拘留，

沒有公設辯護人的體制，

所以，多數被拘留的移民
不會有律師協助處理案件。

有律師的移民

勝訴的機會比沒有
律師的移民高出十倍。

各位已經知道，我很討厭
當傳遞壞消息的人，

但現今難民家庭隔離期間

所面臨的情況比以往更加糟糕。

2019 年一月起，

美國實施了一項政策，

迫使超過四萬名難民

在墨西哥等待美國的庇護聽證會。

這些難民中有很多都是家庭，

他們被困在世界上
最危險的一些城市中，

在那裡，他們被犯罪集團
強暴、綁架、勒索。

如果他們能撐到庇護聽證會，

只有不到 1% 的人能找到律師

來協助處理他們的案件。

美國政府會用最低的庇護核准率，

主張這些人不是真的難民，

但，事實上，美國的庇護法本身

就是一種障礙賽，
設計來讓難民申請失敗的。

在邊界的移民並非都是難民，

我遇過許多經濟移民。

比如，有些人是想到美國工作，

以支付父母親的醫療費用，
或孩子在家鄉的學費。

我漸漸也遇到一些氣候難民。

特別是一些中美洲的原住民，

他們所處的地區發生災難性的乾旱，

讓他們無法再靠農業來維生。

我們知道，現今，

有些人會因為氣候變遷而移居，

在未來還會越來越多這樣的人，

但我們卻沒有法律制度
可以處理這種移民。

所以，合理的做法是，

可以從擴展難民的定義開始著手，

比如將氣候難民也納入。

但是我們這些主張改變的人

忙於起訴我們的政府，

以保持難民在現行法律下
所享有的微薄的法律保護。

我們累壞了，

現在伸出援手也幾乎是太遲了。

我們現在知道
這不只是美國的問題。

從澳洲殘酷的近海拘留營，

到在義大利將援助地中海

快要淹死的移民定為刑事犯罪，

第一世界國家不遺餘力

防範難民登陸。

但，它們所做的不只是
限制難民的定義。

它們創造出了平行的
法西斯風格法律制度，

在這樣的制度下，移民完全沒有
形成民主基礎的那些權利，

據稱這些權利還是他們
尋求庇護的國家的基礎。

歷史告訴我們，第一個被詆毀

並被剝奪權利的族群，
通常都不是最後一個，

且，許多美國人和歐洲人

似乎能接受非公民受到不透明、
不公正的法律制度對待，

因為認為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但最終

這些專制理念也會影響到公民。

我親身學到這件事，

當時美國政府把我
列入非法觀察名單中，

因為我在邊界做協助移民的工作。

2019 年一月的某一天，

我離開聖地牙哥的辦公室，

跨越邊界要回到我在墨西哥的家。

雖然墨西哥官員
先前給了我有效的簽證，

仍然把我擋下來，說我不能入關，

因為有一個外國政府
針對我的護照發了旅行警示，

指稱我會造成國家安全的風險。

我被拘留在一間骯髒的房間
並接受訊問數個小時。

我求墨西哥官員

讓我回去墨西哥接我的兒子，

那時他才十個月大。

但他們拒絕了，反之，

他們將我移交給 CBP 官員，

他們強迫我回到美國。

我花了數週的時間才取得
另一張簽證讓我回墨西哥，

我到了邊界，手上拿著簽證。

但，我再次被拘留和訊問，

因為我的護照仍然
在旅行警示名單上。

沒多久之後，

流出來的 CBP 內部文件

證實了我自己的政府

共謀針對我發出旅行警示。

那之後，我就沒有再
旅行到任何其他國家，

因為我擔心我會被拘留，

且被驅逐出那些國家。

這些旅行限制、拘留，

及把我跟襁褓中的兒子分離，

我從來沒有預期到
身為美國公民會遇到這些事，

但除了我之外還有很多人，
也都因為協助移民而被當成罪犯。

美國和其他國家讓拯救人命
變成了犯罪行為，

而我們這些只是想做好工作的人

則被迫要在自身的
人性和自由間抉擇。

讓我感到非常絕望的是，

各位都面臨同樣的抉擇，

只是你們還不知道。

我知道外頭有些好人存在。

我看到數千人走上街頭

抗議將家庭拆散。

這些動作對於終止
這官方政策有很大的幫助。

但我們知道政府仍在將孩童分離。

情況還變得更糟糕。

現今，美國政府在爭取將難民孩童

無限期拘留在拘留營中的權利。

這還沒結束。

我們不能讓我們自己
麻木或當作沒看見。

是我們國家的政策

在造成拘留、拆散，及死亡，

我們公民必須很快
決定站在哪一邊。

我們得要要求我們的法律
尊重所有人類與生俱來的尊嚴，

特別是在我們的邊界
尋求協助的難民，

但也包括經濟移民及氣候難民。

我們得要讓那些難民有平等的機會

在我們的國家內尋求保護，

做法是要確保他們能商議協調，

並建立獨立的法庭，

這些法庭不能受到總統
一時政治念頭的影響。

我知道要做的非常多，

我知道這些起來很老套，但……

我們得要打電話給我們選出的代表，

要求做出這些改變。

我知道各位以前就聽過這些，
但你們打電話了嗎？

我們知道這些電話能造成不同。

第一世界國家所建立的
這些反烏托邦移民體制

是對公民的考驗，

要測試的是當你們認為
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時，

願意讓政府奪取
他人的權利到什麼程度。

但，當你們允許政府不經過
適當的流程就帶走別人的孩子，

並無期限拘留別人，
不讓他們取得諮詢，

你們就是沒有通過考驗。

現在是移民遇到這些事，

我們如果不採取行動，
將來就換我們了。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