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多變性無窮無盡。
我們每個人都能用母語
說出無限個句子,
且我們從小就能做到這一點——
幾乎早在我們開始
用句子溝通時就會了。
這怎麼可能?
在 1950 年代初期,
諾姆.杭士基提出了一個理論,
理論基於他觀察發現,
語言多樣性關鍵在於文法:
即使我們不熟悉某個句子,
只要熟悉它的文法結構,
這結構就能指出它的意思。
他指出,有些文法規則
適用於所有語言,
且那些規則是天生的——
人類大腦本來就會根據
這些規則來處理語言。
他把這種機能稱為普遍文法,
為普遍文法開展的各種調查塑造了
接下來數十年的語言學領域
以及新興的認知科學領域。
杭士基和其他研究者打算要探究
普遍文法的兩個主要要素:
第一,實際上是否有些文法規則
是所有語言通用的;
第二,這些規則
是否與生俱來在腦裡。
為了嘗試建立文法的通用規則,
杭士基開發了一種分析工具,
就是所謂的生成文法。
它代表著句子字詞
在階層語法樹上的順序,
並顯示哪些結構是可能的。
根據語法樹,我們能夠
提出一條文法規則:
副詞一定會出現在動詞片語中。
但有了更多資料後,
很快就能清楚知道
副詞也會出現在
動詞片語以外的地方。
這個簡單的例子說明一個重大問題:
每種語言需要有大量資料
才能為該語言建立規則,
早於我們開始判斷
所有語言會有什麼共同規則之前。
當杭士基提出普遍文法時,
許多語言缺少記錄樣本,
無法生成文法來分析它們。
就算有很多資料,
描繪出語言的結構也非常複雜。
在 50 年的分析之後,
我們仍然無法完全理解英文。
隨著我們收集和分析
越來越多語言資料,
我們越來越清楚知道
全世界的語言大大不同,
挑戰了存在普遍文法規則的理論。
1980 年代,杭士基修改了他的理論,
試圖將這些變異納入考量。
根據他對原則和參數做的新假設,
語言全都具有某些共同的文法原則,
但在參數或原則的
應用上可能會有差異。
比如,有一條原則是
「每個句子必須要有主詞」,
但「是否要明確陳述主詞」這個參數
就會因語言而異。
原則和參數的假設
仍無法解答哪些是共通的文法原則。
在 2000 年代初期,
杭士基指出只有一條通用原則,
叫做遞迴,意思就是結構
可以套疊在另一個結構中。
以這個句子為例,
一個句子嵌在一個句子中,
然後又嵌在一個句子中。
又或這個句子,
一個名詞片語崁在一個名詞片語中,
再崁在一個名詞片語中。
遞迴的確很有可能
會是普遍文法規則,
因為它有許多不同的形式。
然而語言學家在 2005 年
發表他們的發現:
一種亞馬遜語言,叫做皮拉罕語,
似乎沒有任何遞迴結構。
那杭士基理論的另一個部分:
我們的語言機能是天生的嗎?
當他初次提出普遍文法時,
「某部分語言學習由基因決定」這想法
產生了很深且革命性的影響。
它挑戰了主流的範式:行為主義。
行為主義者主張所有的
動物和人類行為,包括語言,
都是大腦從外在習得的,
而大腦一開始完全是張白紙。
現今,科學家同意
行為主義者是錯的,
語言學習背後的確有
基因編碼的生物結構。
許多人認為語言背後的生物學
同時也負責處理認知的其他方面。
所以他們不同意
杭士基的這個想法:
大腦中有一種明確、
獨立的天生語言機能。
普遍文法理論促成
許多過去沒被研究的語言
也開始被記錄和研究。
它也導致一個古老的想法
重新被評估,最終被推翻,
騰出空間讓我們放入
更多對人類大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