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多變性無窮無盡。
我們每個人都能用母語 說出無限個句子，
且我們從小就能做到這一點——
幾乎早在我們開始 用句子溝通時就會了。
這怎麼可能？
在 1950 年代初期， 諾姆．杭士基提出了一個理論，
理論基於他觀察發現， 語言多樣性關鍵在於文法：
即使我們不熟悉某個句子， 只要熟悉它的文法結構，
這結構就能指出它的意思。
他指出，有些文法規則
適用於所有語言， 且那些規則是天生的——
人類大腦本來就會根據 這些規則來處理語言。
他把這種機能稱為普遍文法，
為普遍文法開展的各種調查塑造了
接下來數十年的語言學領域 以及新興的認知科學領域。
杭士基和其他研究者打算要探究
普遍文法的兩個主要要素：
第一，實際上是否有些文法規則
是所有語言通用的；
第二，這些規則 是否與生俱來在腦裡。
為了嘗試建立文法的通用規則，
杭士基開發了一種分析工具， 就是所謂的生成文法。
它代表著句子字詞 在階層語法樹上的順序，
並顯示哪些結構是可能的。
根據語法樹，我們能夠 提出一條文法規則：
副詞一定會出現在動詞片語中。
但有了更多資料後， 很快就能清楚知道
副詞也會出現在 動詞片語以外的地方。
這個簡單的例子說明一個重大問題：
每種語言需要有大量資料
才能為該語言建立規則，
早於我們開始判斷
所有語言會有什麼共同規則之前。
當杭士基提出普遍文法時，
許多語言缺少記錄樣本，
無法生成文法來分析它們。
就算有很多資料，
描繪出語言的結構也非常複雜。
在 50 年的分析之後，
我們仍然無法完全理解英文。
隨著我們收集和分析 越來越多語言資料，
我們越來越清楚知道 全世界的語言大大不同，
挑戰了存在普遍文法規則的理論。
1980 年代，杭士基修改了他的理論，
試圖將這些變異納入考量。
根據他對原則和參數做的新假設，
語言全都具有某些共同的文法原則，
但在參數或原則的 應用上可能會有差異。
比如，有一條原則是 「每個句子必須要有主詞」，
但「是否要明確陳述主詞」這個參數
就會因語言而異。
原則和參數的假設
仍無法解答哪些是共通的文法原則。
在 2000 年代初期， 杭士基指出只有一條通用原則，
叫做遞迴，意思就是結構 可以套疊在另一個結構中。
以這個句子為例， 一個句子嵌在一個句子中，
然後又嵌在一個句子中。
又或這個句子，
一個名詞片語崁在一個名詞片語中，
再崁在一個名詞片語中。
遞迴的確很有可能 會是普遍文法規則，
因為它有許多不同的形式。
然而語言學家在 2005 年 發表他們的發現：
一種亞馬遜語言，叫做皮拉罕語，
似乎沒有任何遞迴結構。
那杭士基理論的另一個部分：
我們的語言機能是天生的嗎？
當他初次提出普遍文法時，
「某部分語言學習由基因決定」這想法
產生了很深且革命性的影響。
它挑戰了主流的範式：行為主義。
行為主義者主張所有的 動物和人類行為，包括語言，
都是大腦從外在習得的，
而大腦一開始完全是張白紙。
現今，科學家同意 行為主義者是錯的，
語言學習背後的確有 基因編碼的生物結構。
許多人認為語言背後的生物學
同時也負責處理認知的其他方面。
所以他們不同意 杭士基的這個想法：
大腦中有一種明確、 獨立的天生語言機能。
普遍文法理論促成 許多過去沒被研究的語言
也開始被記錄和研究。
它也導致一個古老的想法 重新被評估，最終被推翻，
騰出空間讓我們放入 更多對人類大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