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之前，我造訪了 一個東非的城市， 塞車讓我們被卡在車陣中。 有個小販突然靠近我的車窗， 拿著一張打開一半的字母表。 我快速看了一眼這張字母表， 我想起了我的女兒， 如果能把這張表攤在地板上， 和她在上面玩耍， 同時能讓她學會字母，該有多好？ 車陣開始有在動了， 所以我很快就買了一份， 我們就繼續前進。 當我有空把這張字母表完全打開， 並更仔細地去看它時， 我就知道我不會用它 來教我女兒字母了。 我很後悔買了它。 為什麼會這樣？ 看著這張字母表， 我想起了一件事實， 非洲的教育課程 並沒有多少改變。 幾十年前，我也是用 類似的字母表在學習的。 正因如此，我掙扎了很多年。 我很難把現實和在學校受的正規教育 對應連結起來。 我有身份危機。 我輕視我的現實。 我看待我的血統、出身時， 是帶著輕蔑的。 對於周遭人生能帶給我什麼， 我非常沒耐心去了解。 為什麼？ 「A 代表蘋果」。 （註：蘋果 apple 是 A 開頭） 「A 代表蘋果」。 「A 代表蘋果」是說給 世上有蘋果生長的地方的孩童聽的； 他們的便當袋中有蘋果， 他們和媽媽去雜貨店時會看到紅色、 綠色、黃色……各種 形狀、顏色、大小的蘋果。 所以，對於像這樣的孩子， 用這張字母單來教育他們， 確能實現一些教育的重要功能， 這些功能是：讓學習者學會 欣賞和感念他的周遭環境， 並能夠有好奇心去 進一步探索，來增加價值。 在我自己的情況， 我在非洲長大的地方，在那個年代， 蘋果是外來水果。 一年有兩、三次， 我可以拿到黃色的蘋果， 上面有褐色斑點，你知道的， 象徵它經過數千英哩的 旅程、倉儲、分類， 才來到我手上。 我在城市長大， 父母經濟上算優渥， 那是我有尊嚴的現實， 就像 美式、中式、印度式的食物通常不會 以木薯芙芙月或烏咖哩為號召一樣， 蘋果並不算是我的現實的一部份。 所以，這對我的影響， 用「A 代表蘋果」的方式 來讓我接觸教育， 讓教育變得很抽象。 教育已非我觸手可及， 而是一個外來的概念， 是一種現象，且我得要 經常地且無止境地 去向這概念所屬的人尋求驗證， 我才能在這種教育學習中有所進步。 那對孩子來說是很艱難的； 對任何人來說都是。 隨著我成長以及在學術上進步， 我的現實與教育之間的落差又更大了。 歷史方面，我被教導的是 蘇格蘭探險家蒙戈帕克 發現了尼日河。 那讓我感到困擾。 我的曾曾祖父長大的地方 很靠近尼日河畔。 （笑聲） 竟然需要一個人 從歐洲跋涉數千英哩， 去發現一條就在眼前的河流？ （笑聲） 不會吧！ （掌聲及歡呼聲） 他們把時間拿來做什麼了？ （笑聲） 玩桌上遊戲、烤新鮮山芋、 打部落戰爭？ 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受的教育 是準備將來為我所用，去別處， 用在這教育原本歸屬的另一個地方， 而不是為用在我成長的環境準備的。 這現象持續下去， 這教育原理貫穿、固定了 整個我在非洲所受教育的底部。 我經過了很多的經歷並做了些研究， 才得以開始改變我的心態。 我會和各位分享其中很棒的幾個。 當我在美國的華盛頓特區 攻讀我的博士學位， 我得到了世界銀行 非洲地區的顧問職位。 記得有一天， 我和老闆討論某個專案計畫， 他提到了一個特別的 世界銀行專案計畫， 一個要花費數百萬元， 位於尼日的大規模灌溉專案計畫， 這個專案漸漸失去動力。 他說，這個計畫並不永續， 使得那些創制此一計畫的人很傷腦筋。 他接著提到另一個特別的專案計畫， 同樣在尼日，世界銀行 專案計畫失敗的地方， 這個使用傳統灌溉方法的 計畫卻大為成功。 那就讓我開始思考。 所以我進一步研究， 我發現了「Tassa」， Tassa 是一種傳統的灌溉方法， 要挖 20~30 公分寬、 20~30 公分深的洞， 且在整個要耕作的田地都要挖滿洞。 接著要在田地周圍建造一個小水壩， 再把作物種在整個表面區域。 原理是，當降雨的時候， 這些洞可以儲存雨水， 並依據植物對水的需要來分配水。 植物只會吸收它們需要的水量， 就這樣直到收穫時節。 尼日有 75% 都是炎熱的沙漠， 所以這是個攸關生死的情況， 這個方法已經用了數個世紀。 在一項實驗中， 使用了兩塊類似的土地， 在其中一塊土地上 沒有使用 Tassa 技術， 另一塊類似的土地 用了 Tassa 技術， 在兩塊土地上種植小米。 在收穫時節， 沒有用 Tassa 技術的那塊土地 每公頃收成了 11 公斤的小米； 有用 Tassa 技術的那塊土地 每公頃收成了 553 公斤的小米。 （掌聲） 我看著研究，看著我自己。 我研究農業長達 12 年之久， 在我們東非的說法 是從小學到中學六年， 而在西非則是 SS3 或十二年級。 學校從來沒教過我 任何一種能被成功地用在現代非洲的 傳統非洲耕作知識， 不管是收穫知識或其他的耕作知識； 而來自的西方的耕作方式 卻苦苦掙扎，難以在非洲成功。 那時，我知道了挑戰是什麼， 非洲課程的挑戰是什麼。 因此，我開始了我的追尋， 將我的一生致力於 研究非洲自己本身的知識系統， 並且提倡它，讓它能在 主流教育、學術、 政策等領域被大多數人所接受， 能跨部門也能跨產業被接受。 我在銀行的另一段對話和經歷， 讓我對於人生的方向 算是做出了終於決定， 雖然我選擇的研究領域 並不能幫我賺大錢， 但那是我相信的領域。 所以有一天，我的老闆說， 他喜歡去非洲 商談世界銀行貸款的事， 及處理世界銀行的專案計畫。 我很好奇，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喔，當我去非洲， 是很輕鬆的。 我只要在華盛頓特區寫好 貸款文件及專案計畫提案書， 去非洲，讓所有文件被簽名即可。 我拿到最好的合同， 然後我就可以回基地了。 我的老闆都對我很滿意。」 但接著他說：「我討厭去亞洲。」 他提到了某個特定國家， 亞洲，及其中一些國家。 「他們會拖著我，試圖為 他們國家拿到最好的合同。 他們得到最好的合同。 他們告訴我：『喔，那條條文不行， 在我們的環境行不通。 不符合現實。太西式了。』 他們還告訴我：『 喔，我們有足夠的專家 來處理這事。 你沒有足夠的專家。 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目標。』 他們不斷仔細研究這些東西。 等他們結束了，是的， 他們拿到了最好的合同， 但我累死了，而且我沒有 為銀行拿到最好的合同， 而我們是在做生意。」 「真的？」我腦中在想：「好吧。」 我很幸運可以參與一場貸款協商會， 它在一個非洲國家舉行。 在夏天時，我會做這些顧問的職務， 你知道的，因為我是博士生。 接著我和團隊一起旅行， 和世界銀行團隊一起旅行， 我比較像是協助處理組織事務的人。 但在協商會的時候我可以列席。 和我同行的多半是來自 華盛頓特區的歐美裔人士。 我看向桌子的對面， 那邊坐的是我的非洲兄弟姐妹。 我看得見他們臉上被嚇住的表情。 他們不認為他們有什麼可提供給 坐在面前的那些蒙戈帕克後裔。 「A 代表蘋果」中 「蘋果」的擁有者。 他們只是坐著看：「喔， 給我們就好，讓我們簽。 你們擁有知識。你們全知。 只要告訴我們在哪簽字。 指出來，我們簽字。」 他們沒有聲音。他們不相信自己。 對不起。 所以， 十年來我都在做這件事。 我都在研究非洲的知識系統， 原始的、真實的、傳統的知識。 在已經被導入這個系統的 少數非洲案例中， 結果非凡地成功。 我會想到加卡卡。 加卡卡是盧安達的 傳統司法審判體制， 從大屠殺之後就在使用。 在 1994 年，大屠殺結束之後， 盧安達的國家法庭體制搖晃不穩： 沒有法官、沒有律師來審理 成千上百的大屠殺案件。 所以盧安達的政府想出了一個點子， 重新恢復使用一個傳統的 司法審判體制，加卡卡。 加卡卡是個以社區為基礎 的司法審判體制， 社區的成員聚集在一起， 選出被證實很廉正的男人及女人， 來審理在這些社區內 犯下的犯罪案件。 到 2012 年加卡卡完成了 大屠殺案件的審理， 12,000 個以社區為基礎的法庭， 審理完了近 120 萬件案件。 那是一項記錄。 （掌聲） 最重要的是，加卡卡 強調盧安達的傳統哲學， 調解與再融合， 而不是用現今西方模式立基的 懲罰性與禁止的想法。 我不是要做比較， 只是說加卡卡真的很強調 盧安達的傳統哲學方法。 是朱利葉斯尼雷爾， 坦尚尼亞的前任總統， （掌聲） 他說，你無法發展人民。 人們得要發展他們自己。 我同意前總統說的。 我相信， 非洲的進一步轉變、非洲的進步， 要仰賴的是去承認、驗證、 讓大多數人接受 非洲自己的傳統、真實、 原始、本土的知識， 在教育、研究、政策制訂、 及跨各部門都要這麼做。 對非洲而言，這不容易做到。 對於人民而言這也不容易做到， 因為他們習慣了被告知 要怎麼做、要做什麼、 如何養成習慣， 這些人民長期受到 其他知識份子的指引和指導， 他們順從殖民主人， 那些援助產業或國際新聞媒體的人。 但這是我們必須要努力進展的任務， 約瑟夫查巴拉拉的話讓我找到力量， 他是南非唱詩團體 雷村黑斧合唱團的創辦人。 他說，我們眼前要面對的任務， 絕不可能比我們內在的力量更強大。 我們能做到。 我們可以捨棄看輕自己的想法。 我們能學會將價值放在 我們的現實和知識上。 謝謝。 （斯華西里語）非常謝謝。 （掌聲） 謝謝。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