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定我跟牙医至少有一个共同点。
我非常讨厌万圣节。
这种仇视并非来自对蛀牙的厌恶，
也非与生俱来。
相反，这种仇恨始于9年前的
一个特定事件。
9年前，我还很年轻，20岁出头，
我当时在白宫实习。
另一届白宫。
我的工作是与全国各地 的市长和议员合作。
2010年11月1号就如往常一样，
我打开电脑，打开谷歌 准备写新闻简报。
我接到了老妈的电话，这并不常见。
我妈通常喜欢发短信、 发电邮、上各种社交媒体等。
所以我接电话时还以为会 听到关于教堂的八卦，
或她在“ WorldStarHipHop”网站上 发现的什么东西。
但当我接起电话时，
我老妈的语气跟以往完全不同。
我老妈平时是个大嗓门。
但她的声音很轻， 很平静，很低沉，
传达着一种悲伤的感觉。
她低声说：“迈克尔，
你堂兄唐纳昨晚被谋杀了，
在万圣节那天，
斯托克顿的一个家庭聚会上。”
跟这个国家的很多人一样，
尤其是像来自我们社区的人一样，
尤其像我这样的人，
我在接下来一年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应对愤怒和迷茫，
并且我没得选。
要在行动和冷漠之间做选择，
我能做什么来减轻这种痛苦的选择。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来应付幸存者的负罪感。
我上斯坦福又有什么意义，
在白宫实习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我都无力帮助我的家人？
我自己的家人在慢慢死去。
我然后开始有些自私地说，
试图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世界就是如此。
也许我应该聪明点去抓住 所有面临的机会，
去尽可能地赚更多钱，
这样我会过得舒服， 我的亲人也会满足。
但后来，到了年底，
我意识到我想做点事情。
作为一名大四学生， 我做了一个疯狂得决定，
去竞选市议会议员。
这个决定听起来有点不可能， 并且并非只因为我的年龄，
还有其他几个原因。
我的家族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世家。
我家族中进监狱的人比上大学的多。
其实，就在我演讲的时候， 我父亲仍在监狱。
我母亲，在她十几岁时就怀上了我，
我们对政府也没有什么好感。
是政府
给我成长的环境划上了红线。
到处都是卖酒的商店， 没有食品商店，
缺少机会，贫困的状况非常集中。
是政府和政客
在做决定，
比如禁毒战争和三振出局，
在我们国家监禁了太多的人。
是政府和政治官员
决定了学校的资助模式，
使得我就读的学校的人均学生支出
低于富裕地区的学校。
所以我并没有这样的背景去选择
成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
同时，这种事发生在 斯托克顿的可能性也很低。
斯托克顿是我家乡， 一个拥有32万人口的城市。
但历史上，这是一个人们 逃离而非涌入的城市。
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城市。
35%是拉丁裔，35%是白人，
20%的亚裔，10%的非洲裔美国人，
有着北美最古老的锡克教寺庙。
但在我竞选公职的时候，
当时我们也是美国宣布破产
的最大城市。
我决定竞选公职时，
我们的人均谋杀率也比芝加哥高。
我决定竞选公职的时候，
我们有23%的贫穷率，
17%的大学毕业率
和许多超出了任何21岁的人 能力范围的挑战和问题。
所以在我赢得竞选后，
我做了我感到不知所措时 通常做的事情，
我意识到斯托克顿 的问题比我大得多，
我可能需要一些神的助力。
所以当我准备我的 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时，
我回想起祖母教给我的一些智慧。
一个我们都知道的寓言，
这构成了我们今天用来改造斯托克顿
的管理框架。
我记得在主日学校， 我祖母告诉我，
有一次，有人问耶稣： “谁是我的邻居?
谁是我的同胞？
我要对谁负责？
耶稣没有简单作答， 而是用寓言回答。
他说曾有一个旅途中的人，
沿着杰里科路走。
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
他被打倒在地，被扔在路旁，
衣服被脱光，
东西被偷走，被扔下等死。
这时，一位牧师经过， 看见路边的那人，
也许做了默默的祈祷，
希望和祈祷，祈祷他会变好。
也许看到路旁这人，
会猜测这是上帝的安排，
让这个人，这类人
倒在路旁，我什么也改变不了。
牧师走过之后，也许过来一个政客。
比如，一个28岁的政客。
看到这个倒在路旁的人， 看到这个被打得很惨的人，
看到这个暴力或逃离暴力的受害者。
于是政客做了决定，“你知道吗？
别让他进来，让我们建一道墙。
也许这个政客说，
“也许躺在路旁是这人的选择。
即使他的靴子被偷了，他也能
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自己骑在马上，
他会成功的，我什么也做不了。”
最后，我祖母说， 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来了，
看到这个人躺在路旁，
脸上没有表现出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
数百年的仇恨，
脸上也没有任何恐惧，
也不焦虑经济，
不担心“事情若发生变化，我该怎么办？”
而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看到了他的邻居， 他看到了共同的人性。
他不仅看到了，还行动起来了，
我的祖母说。
他单膝跪下，
看这人还活着没，
我听说，他甚至给 他在费尔蒙的高档酒店，
泛太平洋酒店订了间房。
（笑声）
当我准备执政时，
我意识到，考虑到斯托克顿的多元性，
做出改变的第一步是 再次回答同样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邻居？
并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城市 的命运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尤其是那些被丢在路边的人。
但后来我意识到，慈善不是正义，
同理心的行为不是正义，
做一个好邻居是必要的，但还不够，
还有更多的事情得做。
听到了这个故事，
我意识到这条路， 杰里科路，有一个昵称。
这条路被称为血腥之路，红色之路，
因为这条路是结构性暴力的。
这条杰里科路很窄，很容易埋伏。
意味着，人倒在路边很正常，
并不奇怪。
事实上，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
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还有约翰·加尔东，一位和平理论家，
谈到我们社会中的结构性暴力。
他说，“结构性暴力是对人类基本需求的
可避免伤害。”
保罗·法默博士谈到了结构性暴力
以及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文化
是如何产生对一些人有利而 对另一些人不利的结果的。
然后我意识到，这很像杰里科路，
在很多方面，斯托克顿，我们的社会，
结构性地产出了饱受诟病的结果。
那么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
当我们看到贫民区的孩子学业一般时，
我们也不会对不同种族 的贫富差距感到惊讶。
我们也不会对性别收入差距感到惊讶，
因为我们的社会，历史， 就是这样建构的，
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鼓掌）
于是带着这个智慧，
我挽起袖子开始干。
有三个简短的故事我想要分享，
这并不是说我们把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并非我们抵达目标了，
而是说我们的方向正确。
第一个故事，关于邻居。
当我是市议员时，
我曾与我们社区中 最保守的一名成员合作，
为城市南部的非法移民
开设一家诊所，我喜欢这个点子。
当我们开诊所时，
我们要签署一个决议，
他送给了我一个礼物。
这是一个奥莱利评论秀终身会员胸针。
（笑声）
实话说，我没有问他是怎么 得到这样一份礼物的。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有的。
但我看着他说，
“ 那么，我们如何共同 来开设一家健康诊所，
为非法移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呢？
还有你是奥莱利评论秀终身会员？”
他看着我说，
“塔布斯议员，这是给我的邻居们的。”
他本人就是个好邻居，
至少在那个案例中， 他证明了这一点。
再谈谈劫匪。
在市议会任职四年后， 我决定竞选市长，
意识到做兼职议员还不足以实现
我们在斯托克顿 需要看到的结构性改革，
我通过研究数据得出了这个结论。
以前我住的地方， 我长大的地方，
离一个更富裕的街区10分钟距离。
而城市内部相距10分钟，
邮政编码分别是95205 和95219的两个地区，
人口预期寿命相差10年。
10分钟远，4.5英里，
10年预期寿命的差异，
不是因为人们的选择。
因为没人会选择生活在 一个不安全的社区，
他们没法选择。
没人会选择一个卖酒的店 多过食品商店的社区。
没人选择这些，但这些是现实。
我意识到，作为议员，
要去推动我想要看到的结构改变，
在那里相同的邮编
有30%的失业率差异，
有7.5万美元的年收入差异，
作为一个议员起不了什么作用。
所以我决定竞选市长。
作为市长，我一直 在关注劫匪和道路。
我之前提到过，在斯托克顿，
暴力犯罪是我们的历史问题。
事实上，这也是我 起初竞选公职的原因。
我作为市长的首要任务 就是帮助我们社区
认清自己，认清我们的邻居，
不仅包括那些暴力中的受害者，
也包括犯罪者本身。
我们意识到在社会中制造痛苦的人，
那些杀人，制造枪支暴力的人，
本身也是受害者。
他们有很高的创伤率， 自己也被枪击过，
他们也认识被枪杀的人。
这些不是他们行为的借口， 但这有助于解释其行为，
作为一个社区，我们也得 把这些人看作自己人。
他们也是我们的邻居。
所以过去三年——
（鼓掌）
所以过去三年， 我们执行了两个策略：
停火和提倡和平，
我们通过社会服务， 通过提供机会，去掉纹身，
有时候甚至是现金，作为 来自执法部门的礼物，
给予这些人
更多的关注和爱。
去年，我们的谋杀率下降了40%，
暴力犯罪下降30%。
（鼓掌）
现在，再来说说道路。
我提过我们的社区贫困比例是23%。
作为来自贫困区的人， 这对我来说也是个人问题。
所以我决定我们不能只做一些项目，
或者只做一些边缘的事情，
而是要对产生贫困
的物理结构提出疑问。
所以2月份开始， 我们开展了基本收入示范，
在接下来的18个月内，
作为试点，130个随机抽选的家庭，
这些来自城市低收入地区的家庭
每个月被分到500美元。
我们这样做是基于几个原因。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意识到
美国有些问题是结构性的，
每两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负担 不起400美元的紧急情况。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意识到 肯定出现了结构性的错误，
当工资在1979年到2013年 只增长了6%时。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意识到 一定有什么结构性的问题。
当人们需要同时打2-3份工，
去做那些没人愿意做的工作，
而且还不足以支付诸如房租，
水电，医疗和托儿等费用时。
（鼓掌）
所以斯托克顿也是问题重重。
我现在手机里有一些选民的电邮， 关于无家可归的问题，
关于我们仍在遭遇的一些暴力犯罪。
但我得说，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 我们最好明智地回到
我们从小被教诲的 那些古老的圣经故事上，
要理解，第一点，
我们得开始把彼此视作邻居，
当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时，
他们不应该引发 我们的恐惧，焦虑，不安，
我们被教授的偏见—— 而是视做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同有的人性。
因为我认为一旦我们这样做了，
就可以做更多的改造道路的工作。
我理解一些听众会说，
“好的，塔布斯市长，你说的这些 结构性暴力和结构性问题，
但你能在舞台上，
那个结构就不至于太糟糕， 毕竟你在父亲入狱的情况下，
能摆脱贫困，上斯坦福，
在白宫工作并成为市长。”
我的回答是，这叫例外主义。
这意味着人们逃离 这种结构是不寻常的。
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
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世界 都是经过设计的。
我认为对于TED人来说，
还有那些好人，正直的人， 有道德的人来说，
我们的任务就是不仅仅作为邻居 携手合作，而且用双手
重建我们的道路的努力工作，
这条路过去根植于白人至上主义。
这个国家，这样的道路 基于对女性的厌恶。
这条道路不适合很多人。
我认为今天，明天和2020年， 我们有机会去改变它。
所以在我准备结束语的时候，
就像我从一个九年前的故事开始， 我同样将以一个故事结束演讲。
在我堂兄被谋杀后，
我很幸运能和一些自由骑手
一起参加自由之旅。
他们告诉了我很多重建道路的事情。
其中有个人，鲍勃·辛格尔顿， 问了我一个
我今天要留给大家的问题。
当时我们要去阿拉巴马州 的安尼斯顿，他说：“迈克尔，”
我说，“怎么了，先生？”
他说：“我在1961年8月4日被捕。
为什么这一天很重要？”
我说，“你被逮捕了，
如果你没有被逮捕， 我们也不会在这趟车上。
如果我们不在这车上，我们 也不会拥有我们享受的权利。”
他翻了翻白眼说，“不是的，孩子。”
他说道，“就在那天， 巴拉克·奥巴马出生了。”
然后他说他没有想到他做的
重建道路的选择
会铺平道路，
让出生时就是一个二等公民的人，
在柜台上连一杯水都拿不到的人，
会拥有机会，在50年后成为总统。
然后他看着我说，
“你今天准备做的事情，
能让在50年后
出生的孩子有机会成为总统吗？”
我想，TED，这是今天摆在 我们面前的问题。
我知道一切事情都很顺利。
我认为我们今天 看到的情况并不反常，
而是一个注定要产生这些疯狂结果
体制的结果。
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机遇。
因为我们继承的这个结构 不是上帝的旨意，
而是男人和女人们，他们的政策选择，
他们得到了像我这样的政客， 像你们这样的选民的支持。
我们有机会和绝好的机遇
去做点事情。
所以我的问题是： 我们今天打算做的是，
让今天出生的孩子，在50年后，
不再生于一个白人至上的社会；
不再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
不再出生在一个充斥着 恐同、恐跨性别、
反犹太主义、恐伊斯兰和体能歧视
以及各种恐惧和主义的社会吗？
我们今天打算要做的是，
让现在开始的50年后，
我们的社会道路可以体现哪些
我们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东西？
那就是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女人，
甚至所有跨性别的人，
生来平等，
被你们的造物者赋予 不可剥夺的权利，
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谢谢。
（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