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會原諒殺害妳家人的人嗎？ 在 2019 年 9 月， 達拉斯警員安柏·蓋格被判謀殺罪， 緊接著，受害者的弟弟， 寬恕了她。 布蘭特·基恩那時才 18 歲。 我和全國其他人一起透過電視 見證了這個慈悲的行為 並深感敬佩。 但我也擔心。 我擔心像布蘭特·基恩 這樣的非洲裔美國人 比其他人更經常被期望要原諒。 我也擔心像安柏·蓋格 這樣的白人警員， 比起犯了同樣不法殺人的其他人 得到的刑罰會更輕。 但，因為我是法律教授， 我也擔心法律本身。 目前法律嚴重地傾向於懲罰， 這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這便是我在這想要談的主題。 此人寬恕行為的力證 讓我擔心這會使 律師和官員經常地忽略 法律本身是為了容許寬恕 而創造出來的工具， 其原則本應是繁榮社會的基石。 我擔心律師和官員 未妥善使用寬恕的工具， 意思是對正當的冤屈鬆手。 這樣的工具並不少， 包括赦免、減刑、塗銷犯罪記錄、 債務破產， 以及警方、公訴人及法官的酌情權。 但，我也擔心—— 我擔心的事很多—— （笑聲） 我擔心使用這些工具時 同樣會造成差別待遇， 基於種族、階級 和其他各種劃分強勢與弱勢的標記 所產生的不平等。 當美國總統赦免罪犯時， 偏見和特權也在起作用。 歷史記錄顯示白人被赦免的比例 是少數族群的四倍， 指的是在同樣罪行與判刑的情況下。 個人之間的寬恕受到各種宗教傳統， 各種哲學傳統所支持。 現在的醫學證據顯示， 放下不滿和仇恨 對我們的健康是有益處的。 當納爾遜·曼德拉領導南非 從種族隔離走向民主時， 他解釋道： 「仇恨就像是自己喝下毒藥 卻希望它能殺死你的敵人。」 法律能夠為願意道歉 並尋求寬恕者免除刑罰。 比如，在美國的 39 個州 以及哥倫比亞特區中， 有法律允許醫療專業人員 在出問題時道歉， 便不用害怕道歉的內容 會在後續的損害訴訟中 被用作指控他們的不利證據。 更主動的是破產法， 在某些條件下， 給予債務人重新開始的機會。 赦免和塗銷犯罪記錄也能如此。 我教法律近四十年， 雖然很難以置信， 但我最近意識到 我們沒有把法律制度內的 有關寬恕的工具 教給學習法律的學生， 法學院通常也不會探索 法律可以採用或協助的 新的寬恕途徑。 這些都是錯失了的機會， 甚至可說是錯失了的義務， 因為我教的這些學生 將來會成為檢察官、 法官、州長、總統。 巴拉克·歐巴馬以前是我的學生， 他曾用身為美國總統的權力特赦。 在法律被修改後， 數百人被從監獄釋放出， 因為他們當初被定罪的毒品犯罪 相對應的刑期已經被縮短。 但如果他那時沒有使用他的赦免權， 這些人現在仍會在獄中。 法律内寬恕的工具 應該更經常被使用， 但是必須有理由，必須沒有偏見。 《紐約客》雜誌有個漫畫， 上面的法官有著大鼻子和大鬍鬚， 他向下看著被告， 被告也長著和他完全相同的鼻子 和完全相同的鬍鬚， 然後法官說：「很明顯，無罪。」 （笑聲） 寬恕有可能會逐漸動搖 法律自身的承諾： 在同樣的境況下 一視同仁地對待人民， 公正的應用法例條文。 在這個充滿仇恨、大量監禁、 消費債務氾濫的時代， 我們需要更多寬恕， 但我們更需要寬恕的哲學。 我們必須公平地寬恕。 我們來將全世界童兵所受到的待遇 和美國少年犯罪者 受到的待遇做個比較。 國際人權會譴責並懲罰那些 讓孩童涉入武裝衝突的成人， 認為他們最應該為此負責， 但對待那些孩童則截然不同。 國際刑事法院 目前有 122 個會員國， 該法庭將剛果民主共和國的 軍閥托馬斯·盧班加定罪， 因為他招募孩童和青少年從軍， 把他們作為戰士部署在戰場上。 許多國家保證會確保 十五歲以下的青少年不會成為童兵， 而且大部分國家不會把 那些已經成為童兵的孩子 視為懲罰的對象， 而是認為他們理應得到 重新開始的機會。 與之比較，我們可以看到美國 是如何對待少年犯罪者的。 我們會嚴厲懲罰未成年人， 經常會把他們送上成人法庭， 甚至送進成人監獄。 然而，就像童兵一樣， 在美國，青少年和孩童 被捲入暴力活動中 是因為當時他們 沒什麼選擇、受到威脅， 或是受到成年人 意識形態或金錢的引誘。 談論童兵時，有關天真無邪的 華麗的辭藻得到所有人的共鳴， 但談論美國青少年 幫派成員時卻不是這樣。 但在這兩種情境中，年輕人 都是被困在了成人製造的世界中， 而寬恕能讓他們 擔起責任，重新開始。 如果換個方式，被逮到從事 犯罪活動和暴力行為的年輕人 能有機會在邊學習邊重建 自己的生活與社區的過程中 去學習承擔責任，那會怎麼樣呢？ 在法律框架內邀請 這些年輕人描述其行為， 也可涉及社區成員的傾聽和原諒他們。 這些被稱為「恢復司法行為」的措施 更強調責任和服務 而非懲罰。 美國許多的學校已經開始 推行恢復司法的方法 來解決矛盾和防止衝突， 從而瓦解從學校到監獄 這個發展路徑。 一些美國高中已經 取消了自動停學的措施， 取而代之的是讓受害者 有機會講述他們的經歷， 也提供機會讓加害者 為他們的行為負責。 當他們在表述他們的 各種經歷和感覺時， 像是偷竊、仇恨的塗鴉、 言語或身體的暴力， 受害者和加害者經常很激動。 接著由其他的社區成員輪流 來表述這些罪行對他們產生的影響。 這種聚會的帶領者 通常是同齡的學生同儕， 他們受過訓練，知道怎樣緩和衝突， 並且精心協調安排 加害者能夠做些什麼 來幫助受害者的對話。 他們達成共識 未來要如何向前， 犯錯的人如何彌補傷害， 大家如何避免未來的衝突。 再來思考最近在出版物中 出現的這個例子， 一位新轉來入學，名叫 梅賽德斯·M 的年輕女子， 她在加州的中學多次轉學， 由於在原來的高中多次打架 因此被多次停學， 最後，她只能轉校。 就在她就讀的新的高中， 另外兩名女生指責她撒謊， 並用髒話罵她。 一個顧問與她對談， 贏得她足夠的信任 結果她承認她偷了 其中一個同學的鞋子。 事情其實是這樣： 她們三個彼此相識很久了， 但是除了打架之外， 她們不知道如何與對方相處。 於是協調人邀請她們參加一個聚會， 是個討論事情真相的秘密談話聚會。 她們同意了。 一開始她們每個人都表現得很激動， 然後梅賽德斯道歉了， 她承認鞋子是她偷的， 因為她想賣掉它們 然後把錢用來給媽媽 做藥檢的費用。 因為她的媽媽需要 證明她自己是清白的， 才有可能重新獲得兩個 年幼孩子的監護權， 而這兩個孩子正在接受 國家的保護性照顧。 另外兩個女孩聽到了這些話後， 看著哭泣的梅賽德斯 然後她們擁抱了她。 她們沒有叫她歸還她所偷的東西， 而是表示希望有個新的開始， 以及能夠相信她的理由。 後來，梅賽德斯說， 回過頭來想想， 如果沒有這次的交流， 她肯定會被停學。 她所在的高中通過這種 恢復性司法方案的運用， 已經將停學人數減少過半。 恢復性司法這個選項 使得加害者和受害者 要進行多種方式的溝通， 而這些溝通在進入法律的訴訟 和辯護的程式後是不被允許的。 這在一些地方正成為首選的方法， 比如在哥倫比亞特區的 青少年司法系統 和在洛杉磯法院的創新實踐當中。 如果解決的途徑趨向於更加公平， 寬恕的方法比如破產法， 不只是可以適用於走向破產的 盈利型私立大學， 也可以適用於那些因貸款 陷入困境的學生； 赦免令不再適用於競選活動捐款人， 黑人的刑期比白人長 20% 的現象 也不會再發生， 那是由於以前法官 行使自由裁量權所造成的。 全面的寬恕是避免 這些偏見的一種方式。 有時涉及到懲罰和債務的社會 只需重啟就夠了。 聖經要求定期免除債務 和釋放囚犯。 最近這啓發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 千禧年 2000—— 參與的有教皇約翰·保羅二世， 搖滾樂巨星博諾， 和 60 多個國家， 共同致力於尋求 取消發展中國家的債務， 而且他們成功了。 最終總計超過 千億美元的債務被取消了， 使得世界上貧困人口數量顯著減少。 本著相同的理念， 有人複製商業債券購買者的操作手法， 那手法是先購入一本萬利債券， 然後強制執行來獲利。 深夜電視節目主持人約翰·奧利弗 和一個叫 RIP 醫療債務的 非營利組織合作， 他們只花了6 萬美元， 購買了價值 1500 萬 美元的醫療債務， 接著他們免除了這些債務。 （掌聲） 這讓將近 9 千人重獲新生。 這種先例應該引起和激發 更多類似的行動。 到了歸零重啓的時候了。 考慮大量的監禁、 醫療和消費者的債務， 還有被起訴而負債的貧窮的被告， 因為他們得要自己付緩刑款 和電子監控器的費用。 寬恕這些違法行為 或者讓他們承諾會償還貸款 確實會構成風險。 寬恕可能會鼓勵更多的違法行為， 經濟學家甚至給它起了個名字， 他們稱之為「道德風險」。 應該特赦違反移民法規定的行為嗎？ 總統應該赦免 以保護自己或引起違法嗎？ 這些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難題。 但不斷升高的怨恨 也有其自身的危險性， 把責任歸咎於個人亦然， 因為很大程度上 情況已超出他們的控制範圍了。 尋求法律上能否寬恕 並不是要否認犯錯的事實， 反而是為了拓寬視野， 以讓我們能夠找到 更多更廣的問題解決方式， 讓新方式能夠繼續向前發展的 前提就是既往不咎。 謝謝大家。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