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09 年伊朗 總統大選之後的數個月， 抗議在該國各地爆發。 伊朗政府以暴力方式壓制 後來大家所知的伊朗綠色革命， 政府甚至阻擋手機訊號， 切斷抗議者之間的通訊。 我父母在六○年代末移民到美國， 他們很多時候都在伊朗， 我非常大的大家庭 成員都住在那裡。 在政府用最暴力的方式鎮壓抗議時， 我會打電話給在德黑蘭的家人， 他們通通不敢跟我討論 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或是我都會知道 要很快地轉換到其他話題。 我們都了解若被認為持有不同意見， 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但我還是希望我當時 能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或他們有什麼感覺。 如果我當初能做到呢？ 或，更令人害怕的狀況， 如果伊朗政府當初能夠做到呢？ 政府是否會基於他們 腦中所想的就逮捕他們？ 那一天可能比你想像的還要近。 我們在神經科學、 人工智慧以及機器學習的 能力不斷提升， 我們可能很快就會知道 更多人腦裡頭的狀況。 我是生物倫理學家、律師、 哲學家，以及伊朗裔美國人， 我非常在乎這項發展對於 我們的自由有什麼樣的意涵， 以及我們需要怎樣的保護。 我認為我們要有 「認知自由」的權利， 它是一種需要被保護的人權， 如果沒有保護它， 我們的思想自由、 對我們大腦的存取權以及控制權， 還有我們的心理隱私 都會受到威脅。 試想看看：一般人每天 會有數千個思維想法。 一個想法形成時， 比如一項數學計算、 一個數字、一個單字， 神經元就會和大腦互動， 產生很微小的靜電放電。 當你有一種主動支配的 精神狀態，比如放鬆， 腦中會有成千上百個 神經元串接在一起， 創造出依循特徵模式的 同時靜電放電， 可以用腦電圖（EEG）來測量。 事實上，就是各位現在所看到的。 你們看到的是我的 即時腦部活動記錄， 我頭上只要戴著一個 簡單的裝置即可。 你們看到的， 是我放鬆且好奇時的腦部活動。 為了和各位分享這些資訊， 我戴上了一個早期以消費者 為基礎的腦電圖裝置，就像這個， 它能即時記錄下我腦部的電活動。 它並不像有些人健身戴的那種 心跳追蹤器，或是計步器， 或是睡眠活動監測器。 它甚至算不上是市場上 最精密的神經成像技術。 但它是最能攜帶的， 且最可能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 這很了不起。 透過一個簡單、可穿戴的裝置， 我們就真的能看見人腦的內部， 且完全不用說話就可以 知道我們的心景。 雖然我們還無法用很可靠的方式 來解譯複雜的思想， 我們已經可以測量人的心情， 在人工智慧的協助之下， 我們甚至可以將一個人腦中 在想的一位數數字、 一個形狀，或簡單的字詞 給解譯出來， 連他聽見的、看見的也可以。 儘管腦電圖有一些先天的限制， 我認為我們可以說， 隨著我們的科技進步， 會有越來越多在人腦中發生的狀況 隨時間都能夠被解譯出來。 現今，使用這種裝置， 癲癇症患者就可以 在癲癇發作之前知道即將發作， 截癱患者能夠單單用 他們的思想在電腦上打字。 一間美國公司開發出了一種技術， 來將這些感測器裝入汽車的頭枕， 他們就能追蹤司機在開車時的 注意力、分心，以及認知負載。 日產汽車、保險公司， 以及美國汽車協會都已經在關注。 你甚至可以觀賞《時刻》這部 「選擇你自己的冒險」的電影， 看的時候要戴上腦電圖耳機， 就能用你腦中的反應來改變電影， 每當你的注意力降低， 就會給你一個不一樣的結局。 這可能聽起來很棒， 身為生物倫理學家， 我非常支持要讓人們有能力 去掌控自己的健康和幸福， 而讓他們取得關於自己的資訊—— 包括用這項了不起的大腦解譯新技術， 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但，我會擔心。 我擔心我們會自願地或不自願地 放棄我們捍衛自由及我們 心理隱私的最後保壘。 我擔心我們會拿 我們的大腦活動來交易， 換取保險的貼現或折扣， 或換取免費帳號來使用社交媒體， 甚至用來保有工作。 事實上，在中國， 北京上海之間的高鐵， 是世界上最忙碌的高鐵， 開這條線的火車司機， 被要求要配戴腦電圖裝置， 用來監測他們 在駕駛時的大腦活動。 根據一些新聞來源， 在中國的國營工廠中， 工人被要求要配戴腦電圖感測器， 來監測他們的生產力， 以及他們工作時的情緒狀態。 如果工人的大腦展現出 他們對於工作沒有做到最專注， 或是呈現出情緒煩亂， 他們就會被送回家。 明天還不會發生， 但我們正在朝向一個 透明大腦的世界邁進。 我不覺得大家了解那會改變一切。 一切都會變，從我們 對於資料隱私的定義， 到我們的法律， 到我們對於自由的想法。 事實上，在我的 杜克大學實驗室中， 我們最近進行了一項 美國全國性的研究， 來看看大家是否知道 他們的大腦資訊有多敏感。 我們請受訪者針對三十三種資訊 所認為的敏感度來進行評分， 這些資訊包括他們的身分證字號、 他們電話交談的內容、 他們過去的關係、 他們的情緒、他們的焦慮、 他們腦中的影像， 以及他們腦中的思想。 很讓人驚訝的是， 大家認為身分證字號的敏感度 遠高於任何其他資訊， 包括他們腦中的資料。 我認為這是因為大家尚未了解 或還不相信這種新的 大腦解譯技術背後的意涵。 畢竟，如果我們能夠知道 人腦內部的運作， 我們的身分證字號 是最不用擔心的了。 （笑聲） 想想看。 在一個大腦完全透明的世界中， 誰敢有在政治上意見不同的念頭？ 或是有創意的想法？ 我擔心大家會因為害怕 被社會排斥而做自我審查， 或者，大家丟掉飯碗可能是 因為注意力下降或是情緒不穩定， 或是因為他們在想著 要集體會抗僱主的行動。 出櫃與否也不再是個選擇， 因為人腦會揭露出 他們的性向、 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 或是他們的宗教偏好， 在他們有意識地準備好和他人 分享之前，大腦都先做了。 我擔心我們的法律是否 能夠跟上科技的改變。 比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保障的是言論的自由。 它是否也保護思想的自由？ 如果是的話，那是否表示我們 可以任意改變想法？ 或者，政府或社會是否能 告訴我們能用自己的大腦做什麼？ 國家安全協會是否能用這些新的 行動裝置來監視我們的大腦？ 透過應用程式收集大腦資料的公司 是否能將這些資訊販售給第三方？ 目前，沒有法律阻止他們這麼做。 有些國家問題可能更大， 如人民不像美國人能享有 那種自由的那些國家。 在伊朗綠色革命中， 如果政府能夠監視 我家人的大腦活動， 因而認為他們同情抗議者， 會發生什麼事？ 真的有這麼難想像這樣的社會嗎？ 人民因為他們有想要 犯罪的念頭而被逮捕， 就像是科幻電影《關鍵報告》中的 反烏托邦社會一樣。 在美國印第安納州， 已經有一位十八歲的男子 被控試圖威嚇他的學校， 因為他張貼了一支他自己 在走廊射殺他人的影片…… 只不過，被殺的人是殭屍， 那支影片的內容其實是 他在玩虛擬實境的遊戲， 這全都被解讀為 他主觀意圖的心理投射。 這正是為什麼我們的大腦 需要特殊的保護。 如果我們的大腦就像 我們的財務記錄和交易一樣 會受到資料追蹤和整合， 如果我們的大腦能像 我們的線上活動、手機， 及應用程式一樣被駭入和被追蹤， 那麼我們就是處於集體人性 受到危險威脅的邊緣。 在你們慌張之前， 我相信這些擔憂都有解決方案， 但我們一開始就得 把焦點放在對的地方。 就一般性的隱私保護而言， 我認為我們在打一場會輸的仗， 因為我們在試圖限制資訊流。 反之，我們應該要把焦點放在 保衛我們的權利並做出補救， 確保我們的資訊不會被濫用。 如果人民有權決定 他們的資訊要如何被分享， 更重要的，要有法律補救方法， 以免他們的資訊被濫用 來對他們不利， 比如在應徵時，或健康照護 或教育的情境中被用來歧視他們， 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夠建立信任。 事實上，在一些狀況中， 我們會想要分享更多的個人資訊。 研究整合的資訊能告訴我們許多 關於我們健康和幸福的訊息， 但若要安全地分享我們的資訊， 我們的心理隱私 會需要特殊的保護。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 一種認知自由權。 這種權利能確保 我們的思想和沉思自由， 我們的自我決定自由， 且能保證我們有權同意或拒絕他人 取得和變更我們大腦內容的權利。 這種權利可以被視為是 世界人權宣言的一部分， 該宣言是在建立一些機制 以強制執行這類社會權利。 在伊朗綠色革命時， 抗議者用網路 以及傳統的口耳相傳， 來協調他們的遊行。 結果，伊朗政府解除了 一些最壓迫的限制。 但，如果伊朗政府 當初使用大腦監視 來偵測並預防抗議呢？ 世界還會有機會 聽到抗議者的吶喊嗎？ 該是我們來進行一場 認知自由革命的時候了。 以確保我們的科技是以 負責任的方式在進步， 讓我們能夠擁抱未來， 同時強力保護我們所有人， 不受到任何人、公司，或政府 以不合法的方式嘗試取得 或變更我們最內在的生活。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