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结束后的几个月里，
抗议活动席卷了伊朗全国。
伊朗政府暴力镇压了
后来广为知的“伊朗绿色运动”。
政府甚至屏蔽了移动信号
以切断抗议者间的联系。
20世纪60年代末， 我的父母移民到了美国，
我们一大家子
在那住了很多年。
当我在镇压抗议活动 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给德黑兰的家人打电话，
他们谁也不敢跟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或者他们会立刻转移话题。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持有不同政见这一行为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但我还是希望能知道他们当时的想法，
或者他们的感受。
如果我真的可以做到呢?
或者更骇人听闻的是，
如果伊朗政府能做到呢?
他们会基于人民大脑所呈现出的 想法而逮捕他们吗？
那一天或许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遥远。
随着我们在神经科学，人工智能，
以及在机器学习方面的进步，
我们可能很快就能对人类大脑中 所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
作为一名生物伦理学家、 律师兼哲学家，
以及伊朗裔美国人，
我为这类行为对我们自由的威胁
以及我们需要何种保护而深感担忧。
我想我们需要认知自由的权利。
这是一种亟待保护的人权。
如果没有它，我们的思想自由，
对自我大脑控制和访问的权力，
以及我们的精神隐私将受到威胁。
设想一下:
一个正常人每天会产生成千上万的想法。
当思想形成时，
就像数学计算，一个数字， 或一个单词一样，
神经元在大脑中相互作用，
释放出微小的电量。
当你处于一种主要的 思想状态，比如放松时，
成百上千的神经元 在大脑中不断释放信号，
以特有的方式同时放电。
这些电流可以由脑电图， 即EEG检测出来。
事实上，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
你看到的是由我头上戴着的简单装置
实时记录下来的我的脑部活动。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 当我放松和好奇时的脑部活动。
为了和你们分享这些信息，
我戴上了早期的面向 消费者的脑电图记录仪。
就像这个，
它能实时记录我的脑电波活动。
它和你们戴的可以测量心率和步数，
甚至你们的睡眠活动的
健身追踪器差不多。
它并不是市场上最复杂的神经成像技术，
但它已经是最便携，
最有可能对我们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了。
这非常了不起。
通过一个简单的可穿戴设备
我们可以窥测到人类大脑内部。
一语不发，就能了解到 我们精神状态的方方面面。
尽管我们还无法精确的 解码复杂的思想，
我们已经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情绪如何。
并且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
我们甚至可以洞悉一个人所想的，
所听到的，所看到的,
一些数字、形状或者简单的词汇。
尽管脑电图技术还存在 一些固有的局限性，
但我敢肯定地说，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类大脑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破解出来。
现在已经可以使用这其中的一种设备
让癫痫患者在发病之前，
就能够预先知道，
截瘫患者仅凭思想就能在电脑上打字。
一家美国公司已经研发了 一种将这些传感器
嵌入汽车头枕中的技术，
这样它们就可以追踪司机 在开车时的专注度，
注意力分散和认知负荷，
东风日产公司、保险公司以及 美国汽车协会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你甚至可以看一场“自选冒险历程”的电影，
名叫《那一刻》，所佩戴的心电图耳机，
可以根据你大脑的反应去改变电影的走向。
每次当你走神， 就会给你一个不同的结局。
这听起来可能很棒。
作为一个生物伦理学家，
我强烈支持通过让人们
运用包括这项惊人的大脑解悉技术在内的
方式获取自身信息，
来掌控自己的健康和幸福。
但我还是担心。
我担心我们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放弃
我们最后的自由堡垒，我们的精神隐私。
我们会以我们大脑的活动数据，
来换取保险折扣，
或者社交媒体帐号的免费使用权限，
甚至以此来保住我们的工作。
事实上，在中国，
那些在全世界最繁忙的高铁线路，
京沪高铁线上工作的司机，
都被要求佩戴脑电图设备，
以此来监测他们在驾驶时的大脑活动。
根据一些新闻报道，
在中国的国营工厂中，
工人被要求穿戴脑电图设备 来监测他们的生产率，
以及工作时的情绪状态。
如果工人们的大脑显现出，
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情绪激动，
他们甚至会被停工。
也许这不会马上就发生，
但是我们已经向 一个大脑信息透明的世界走去。
而我并不认为人们能 领会到这将改变一切。
从我们对数据隐私的定义到法律，
到我们对自由的看法。
事实上，我在杜克大学的实验室
最近进行了一项全国性的研究，
去看看人们是否会注意到
他们大脑信息数据的敏感性。
我们让他们对33种不同类型的信息
按敏感性进行排名，
这些信息包括他们的社会保险号，
电话通话内容，
他们的恋爱史，
还有他们的情绪、焦虑，
他们脑海中的心理表象，
他们脑海中的想法。
令人震惊的是， 人们将社会保险号的敏感性，
排在包括他们的大脑数据在内的，
任何其它信息的前面。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人们还不太了解，
或者相信这个全新的 大脑解悉技术的影响。
毕竟，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一个人大脑的内部运作情况，
那么我们的社会保险号就成为 最不需要我们担心的东西了。
（笑声）
想象一下。
在一个大脑信息完全透明的世界里，
谁还敢有持不同政见，
或者创造性的想法？
我担心人们会因为害怕被社会排斥
害怕因走神或情绪波动，
又或者因为他们想过要 采取反对老板的集体行动，
而失去他们的工作，
从而对自己进行审查。
这样的话“出柜”也就不再会是一个选择，
因为在人们准备有意识地跟其他人
分享信息前，
他们的大脑就已经
展露出他们的性取向、政治意识形态，
以及宗教观点。
我担心我们的法律 能否跟得上技术的进步。
就拿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来说，
它是保护言论自由的。
那它是否也能保护思想自由呢？
如果能的话，是否意味着 我们能随意改变自己的想法？
政府或社会能告诉我们 如何运用自己的大脑吗？
美国国家安全局能用 这些新设备监视我们的大脑吗？
企业能通过它们的 应用程序收集大脑数据，
然后将这些信息卖给第三方吗？
现在还没有法律阻止它们这么做。
而在那些还不能享受到
与美国人民同样自由的国家，
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
如果在“伊朗绿色运动”期间，
政府监视了我的家人的大脑活动，
并且认为他们同情抗议者会怎样？
这样想象一个人们只是
因为有了犯罪的想法就会被逮捕的社会，
是否有点牵强？
它就像是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 中的反乌托邦社会。
在美国的印地安那州，
已经有一个18岁的学生因为发布
在走廊上射击他人的视频 而被指控企图恐吓学校。
但是他射击的是僵尸，
而那个视频是他在 玩一款增强现实电子游戏。
这一切都被解释为他的 主观意图的一个心理折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脑 需要特殊保护。
如果我们的大脑像我们的财务记录
和交易一样受制于数据跟踪和汇总，
如果我们的大脑可以像在线活动，
手机和应用程序那样被侵入和跟踪，
那么我们已经处在了 威胁到人类集体的危险边缘。
在你感到惊慌之前，
我相信一定存在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必须得从聚焦于正确的事情开始。
通常来说如果我们通过限制信息流动
来保护隐私，
那么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
相反，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权利保障和
对信息滥用的补救措施上面。
比如说让人们拥有 决定如何分享自身信息的权利，
并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因信息被滥用
而遭受到诸如就业，
卫生保健、教育方面的歧视时，
能够得到法律援助。
这对于建立信任来说 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反而愿意去分享更多的个人信息。
研究集体信息可以让我们对
健康和幸福有更多的了解，
但是为了安全地分享我们的信息，
我们需要对精神隐私进行特别保护。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知自由的权利。
这项权利保护我们思考和沉思的自由，
自主决定的自由，
它还确保我们有权同意或拒绝
他人获取或修改我们的大脑信息。
这项权利应当被公认为
世界人权宣言的一部分，
而后者已经建立了
执行这类社会权利的机构。
在“伊朗绿色运动”期间，
抗议者使用了互联网和 老式的口口相传的方式
来协调他们的游行队伍。
而最终的结果是一些最残暴的限制
被取消了，
但是如果伊朗政府采取了大脑监视的方法
来侦察和阻止抗议又会怎样呢？
这个世界还能听到抗议者的呼声吗？
是时候发动一场认知自由的革命了，
以确保我们值得信赖的先进技术
能够使我们拥抱一个
强烈保护我们内心最深处不被任何个人，
公司或政府非法侵入或改变的未来。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