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丈夫而言，是一見鍾情。
（笑聲）
事發經過如下。
數年前，魯迪，
他當時被我明確歸在 一般朋友圈中，
他來我家見我爸爸，
我爸爸是藥物科學家，
讓一種藥物上市場之後， 他便在不久前退休了。
我爸爸說：
「啊，你可能沒有聽過它。
是治療 IPF 的藥物，
也就是特發性肺纖維化病。」
魯迪沉默了好一會兒，接著他說：
「十五年前，這種疾病 奪走了我爸爸的性命。」
魯迪說，他就是在這一刻戀愛了。
（笑聲）
對象是我爸爸。
（笑聲）
雖然已經太遲， 我爸爸無法拯救他的爸爸，
但他覺得，命運帶給 我們這個圓滿的時刻。
在我家，我們特別 愛我爸爸的發明。
我們特別崇敬他的專利。
我們家裡牆上掛著錶框的專利。
在我們家中，大家都很清楚， 我所能做的一切——
大學、法學院、 健康平等的工作——
這全部都是因為美國讓我爸爸
能發揮他身為發明家的潛力。
（掌聲）
去年，我第一次會見
美國專利商標局的局長，
我從他們的維吉尼亞州辦公室 發了一張自拍照給我家人。
（笑聲）
我得到好多表情符號回覆，
多到你會以為我見到碧昂絲了。
（笑聲）
但，說真的，
我是去那裡談一個問題——
我們過時的專利制度 怎麼會促成藥物的高成本，
並造成死亡。
現今，有二十億人 在生活中無法取得藥物。
對這項全球危機更不利的是，
藥物價格猛漲，
包括在比較富裕的國家也一樣。
有三千四百萬美國人曾經在過去
五年間失去一位家人或朋友，
原因不是因為沒有治療方法，
而是因為負擔不起。
越來越高的藥物成本， 讓家庭變成無家可歸，
讓年長的人破產，
讓父母必須要做群眾募款才能 讓他們生重病的孩子接受治療。
這項危機會發生， 背後有許多原因，
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美國試圖出口到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過時專利制度。
最初創造專利制度的意圖
是要鼓勵大家發明，
獎勵方式是給他們 有期限的獨佔權。
但現今，這個意圖已經 被扭曲到無法認出來了。
企業有律師和說客的團隊，
他們的唯一工作就是要盡可能 將專利保護時間延長。
且他們一直讓專利商標局很忙碌。
美國專利商標局核發 其最初五百萬個專利，
就花了一百五十五年的時間。
接下來的五百萬個， 只花了二十七年核發。
並不是我們的發明才能突飛猛進。
是企業利用制度的能力突飛猛進。
藥物專利爆增——
從 2006 年到 2016 年， 數量變成兩倍。
但，想想這一點：
和新藥物專利相關的
大部分醫藥都不是新的。
十個專利當中將近有八個 是既有藥品的專利，
比如胰島素或阿斯匹靈。
我的組織是一個由律師 和科學家組成的團隊，
我們最近調查了
在美國賣得最好的十二種藥物。
我們發現，平均而言，
每一種醫藥有 一百二十五項專利申請。
這些專利的內容通常都是 我們數十年前就知道的，
比如把兩種藥丸結合成一種。
公司建造的專利牆越高，
他們就能壟斷越久。
沒有競爭者，
他們就可以隨興訂價。
因為這些是醫藥，
不是設計師手錶，
我們沒有選擇，只能付錢。
專利牆是一種阻擋競爭的策略。
專利的時間並不是美國創始者
原本預想的最多十四年，
也不是現今法律所允許的二十年，
而是四十年以上。
同時，這些藥物的 價格持續增加——
從 2012 年起增加了 68%。
是通貨膨脹率的七倍。
人們因為無法負擔醫藥
而十分掙扎，甚至因此而死。
我想要把一件事說清楚。
我並不是要把藥業說成是壞人。
今天我要談的是，
我們創造這個制度 本來的目的是要促進進步，
但有沒有真的如預期進行？
的確，藥廠在利用制度，
但它們會這麼做， 是因為它們可以這麼做。
因為我們並沒有讓這個制度
符合現實狀況。
政府交出了
對企業最有價值的獎勵之一，
即創造出無競爭之產品的機會，
且政府代表我們所要求的 回饋也越來越少。
想像一下，把一百個普利茲獎
都頒給同一本書的一名作者。
（低語聲）
不必要這樣的。
我們可以創造一個 現代的專利制度，
來滿足二十一世紀社會的需求。
若要做到這一點， 我們就需要重塑專利制度，
讓它能服務大眾， 而不只是服務企業。
我們要怎麼做？
五項改革。
第一，我們必須要 停止核發這麼多專利。
在甘迺迪執政的時候，
針對遏止藥物價格上升 所做的努力方面，
有位田納西州的議員 提出了一個想法。
他說：
「若你想修改一種藥物， 且想因此再拿到一個專利，
修改的版本就必須要對病人
有顯著更好的療效。」
因為強力遊說的緣故，
這個想法從來沒有見到天日。
但，若能重塑一個專利制度，
就能讓這個簡單但高雅的提案 有機會復活、進化。
若要取得專利，
你的發明必須要比
現有的東西明顯更好。
這點不該有爭議。
身為一個社會，
我們會保留大獎賞給宏大的想法。
我們不會把米其林星等給予 只把食譜稍做修改的大廚；
而會給予那些讓我們改變 對食物想法的大廚。
但，我們卻把價值 數十億美金的專利
發給一些小改變。
該是把標準提高的時候了。
第二，
我們必須改變專利 商標局的金錢獎勵。
目前，專利商標局的利潤
與它核准的專利數目 有直接的關係。
就像是私人監獄，
關越多人賺越多錢——
很自然就會導致更大量的監禁，
不是更少。
專利也是一樣的道理。
第三，我們需要更多公眾參與。
目前，專利制度就像是個黑盒子。
它是專利商標局和產業 之間的雙向對話。
你我並沒有受邀參與。
但，想像如果換個方式，
專利商標局變成公民學習
和獨創性的動態中心，
成員不只是技術專家及官僚，
還有很出色且對科學有熱忱的
公共健康說故事者。
一般公民可以取得
關於複雜技術的資訊，
比如人工智慧或基因編輯，
讓我們能夠參與會直接影響
我們健康和生活的政策對話。
第四，
我們需要取得上法庭的權利。
目前，在美國， 當專利被核准之後，
公眾並沒有法律上的立場。
牽扯到商業利益才有那個權利，
比如其他製藥公司。
但我曾經親眼目睹，日常公民
有權利上法庭確實可以拯救人命。
2006 年，在印度，
我的組織和病人倡議者合作，
在法律上挑戰不公平的 愛滋病藥物專利，
當時，好多人的死因
是因為醫藥價格超出他們的負擔。
我們做到把醫藥的價格
壓低高達 87%。
（掌聲）
只靠三種藥物，
我們就幫健康體制 省下了五億美金。
這類例子可以拯救數百萬人命，
省下數十億美金。
想像一下，美國人也有權利 上法庭會是怎樣的狀況。
最後，我們需要更嚴的監督。
我們需要一個獨立單位
來扮演公眾的代言人，
經常監督專利商標局的活動，
向國會報告。
如果有這樣的單位存在，
舉例來說，就有可能早點 逮到矽谷公司 Theranos，
避免它靠血液檢測 取得那麼多專利，
估計有九十億美金的價值，
但實際上，完全沒有任何新發明。
這種問責性會越來越急迫。
在「23與我」的時代，
重要的問題有被提出，
包括公司是否能用 我們的基因資訊和病人資料
來取得專利並用來銷售。
在太遲之前，我們 必須要參與這些對話。
我們的資訊被用來 創造新的治療方法。
當有一天，我和我的家人，
或你和你的家人，要面臨診斷時，
我們會需要透過群眾募資才能 救我們所愛的人一命嗎？
我不想要住在這樣的世界裡。
我不希望我的兩歲兒子 住在這樣的世界裡。
我父親年事已高，
他還是像以往一樣， 聰明卻很安靜，且很重視道德。
有時，有人會問我們， 我們之間是否會有火藥味：
持有專利的科學家，
和他的專利改革律師女兒。
會這麼問，是深深誤解了 真正重要的關鍵點，
因為重點並不是 科學家對上活動家，
或發明對上保護。
重點是人，
是我們對發明的追求 以及生存的權利。
我和我父親都了解，我們的才智
和我們的尊嚴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該是重塑一個專利制度
並反映出那份認知的時候了。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