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先从
佩斯利蜗牛案说起
1928年8月26日晚上
梅·多诺霍乘火车从格拉斯哥
前往向东七英里外的小镇佩斯利
在镇上的一家叫Wellmeadow 的咖啡馆里
她喝了一杯雪顶苏格兰
这是一种混合了冰淇淋和姜汁啤酒的饮料
是她朋友给她点的
姜汁啤酒的酒瓶是棕色的 ，且不透明
上面有“D. 斯蒂文森, 格林巷,佩斯利"的标签
她喝了一些混合冰激凌饮，
但当她把剩下的姜汁酒倒到
玻璃杯里时
一只腐烂了的蜗牛
从杯子里浮了上来
三天之后 她住进了
格拉斯哥皇家医院
被确诊为严重肠胃炎
并伴有休克
之后发生在
多诺霍和斯蒂文森公司之间的官司
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先例：
姜汁啤酒的生产商斯蒂文森
对梅·多诺霍女士负有
明确的责任
即便他们之间没有签订合约
甚至连这杯饮料都不是她自己买的
一位法官 阿特金爵士解释道：
人们应该尽力避免
那些可以合理地预知
会伤害到邻居的行为或疏忽
的确， 我们无法想象， 如果没有慎独义务
在斯蒂文森公司倒闭之前
还会有多少人得忍受肠胃炎的侵扰
请记住佩斯利蜗牛案
因为此案包含了一条重要的原则
去年 一个无党派的慈善组织
伦敦汉萨德学会(Hansard Society)
为了加强议会民主
鼓励公众更广泛的参与政治
他们在出版年度政治参与度审计年报时
增加了一个专门讨论
政治和媒体的章节
以下是这次调查中
一些令人沮丧的观察结果
小报并没有的提高
读者们的政治公民权的迹象
他们甚至和那些
从不看报的人没什么两样
只读小报的人
持有负面政治观点的可能性
是不读报纸的人的两倍
他们不仅仅在政治生活中不作为
还通过媒体的报道来
强化他们负面的政治观点
从而对民主和
他们自身在民主中所扮演的角色
产生一种宿命论和愤世嫉俗的态度
很少有人会怀疑 这些报道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这个方面，出版方 ，尤其是这些小报
明显地没有起到它们
在民主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我想这个房间里应该没有人会严肃地
质疑这个观点
但如果汉萨德学会没有错，
通常如此
那我们就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一个我在接下来的十分钟想要
探讨的问题
自从佩里斯蜗牛事件以来
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间
关于慎独义务的概念
产生了非常多的观点
它和公民社会中的很多方面息息相关。
通常，当一个个体
或一群个体从事一项
对他人可能造成伤害的活动
无论是身体、精神还是经济上
这就牵涉到慎独义务
这主要体现在比较明显的方面
如我们对儿童和青少年
对服务行业员以及老人和弱者的同情和理解
它很少会企及
关于政府现有体系的脆弱性
这一命题的重要性，
而诚实、准确和公平的概念
是建立和植入
一种（公众）知情并
积极参预民主的基础。
你越仔细思考
就会越觉得奇怪
几年以前 我很荣幸
在英格兰的东北部开了
一所新学校
学校学生们把它重新命名为360学院
在我穿过让人印象深刻
有着玻璃外观的门廊
在我的前方的墙上
以金色字体装饰着
马可奥利斯伍斯(Marcus Aurelius)的名言：
不对的，就不要说出来
不正确的 ，就不要去做
校长注意到我在盯着这行字看
告诉我说 这是我们的校训
回伦敦的火车上
这句话在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
我一直想 ，难道我们真的需要
2000多年才能总结出
这一简单的主张
作为我们对彼此的最低期望？
难道现在不是我们该发展
慎独义务这种观念
并把它延伸成一种我们曾拥有
但日渐消亡的民主价值？
毕竟，在
很多行业都缺失的慎独义务
可以全部归咎于失职
那就是上面的案例。
我们是否能够真的认同
我们实际上忽视了
尊重我们自身社会的健康
以及所有支撑它们的价值？
谁能实事求是，有凭有据地指出，
汉萨德学会极力谴责的媒体
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小心来避免
那些可以显而易见地
可能逐渐蚕食或侵害
我们与生俱来的脆弱民主的建立
现在可能有些人会反驳
这很容易变成
检查制度或自我检查，
但是我不同意。
通过普世道德和社会责任
来平衡言论自由
是可能的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举自己作为电影导演的例子
在职业生涯中 我从未认同
导演应该把工作
置于一种高尚价值观
之外或之上
无论是对自己的还是家庭
以及我们所处在的未来社会
我想延伸一下
一个负责的导演不应贬低自己的工作
使其比他们自己期望栖居的世界
要低的地步
我认为电影工作者 记者 甚至博客作者
都应该直面社会期待
这种期待同媒体固有的力量相连
同他们的职业技能相连
很明显 这并不是规定的义务
但对于有才华的导演和负责的记者
或博客作家，能打动我的是他们的非常自觉。
我们应时刻谨记自己对
个人自由以及它的朋友——创作自由的见解
在西方思想史中
不是久已有之的价值
正因如此 它才会被贬低
会被逐渐蚕食
这种价值很容易被遗忘
一旦遗忘， 一旦妥协
就很难再追回。
而它的第一道防线
是我们自己的标准
不是强加于我们的审查或立法，
是我们自己的标准和正直。
当我们同他人工作时
的正直
以及在参与社会活动时的标准
我们的这些标准
需要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议程
他们是集体责任的一部分
艺术家和记者的责任
按照世界的真实情况来处事
并且反过来，必须同治理社会的原则
相联系
共同面对世界
而且不会被
不正当的理由所引诱。
然而，这在过去的几年中
这种责任在很大程度上
越发明显地
被媒体削弱。
由此导致
拮抗各方的过于简单化的政策
和他们的请愿的巨大幻灭，这在西方世界尤为普遍
老龄人群
还有冷漠的
被琐碎之事困扰的年轻人
全都混杂在一起 ，还有其他
类似的当代问题正在
步步逼紧，让生活中不再
拥有积极的讨论和政治参与。
在此我强调积极。
最热忱的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
多诺霍和斯蒂文森公司应该被抛出法庭
并且如果他继续卖有蜗牛的姜汁啤酒
公司会最终停业
但是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认同
州立法在加强慎独义务上应有的小角色。
这里的关键词就是合理
法官们需要自问， 他们是否采取合理的谨慎
他们是否能合理预见
自己决策带来的影响？
那远非放大了州立法的权力
而是小小的合理的常识性的试验
我希望我们对媒体也一样。
媒体毕竟为我们现在的民主话语
设置了导向和内容
为了发扬民主
理性的人们需要花时间理解并讨论
一些困难复杂的问题
他们会在一种能够激发
某种理解的氛围下讨论
这种理解即便不能使他们达成一致
也会有所进展 ，并有可行的折中办法
政治关乎选择
在选择之后 ，政治关乎优先
是随时随地基于事实调节
对优先偏好的冲突
但如果事实已被扭曲，
结果只能会给今后制造更多的冲突
整个社会都会不可避免的
疲惫不堪
媒体需要做出决定
他们的角色是加剧愤怒
还是传播信息
因为最终都归结于
信任和领导力的结合
50年前的这周 肯尼迪总统
发表了两个划时代的演讲
一个是关于裁军 另一个是关于公民权
第一个演讲马上引出了
禁止核试验条约
第二引出了1964年民权法案
二者都是巨大的飞跃
完善健全的民主
可以带来伟大的成就
但得有一个前提
我们需要相信那些做决策的人
不是在为他们自己谋福利
而是在为人民
我们需要以事实为基础的选项
明确的布局
而不是几个
潜在的操控的大公司
各自追逐他们自己的小利益
我们应该追逐准确没有偏见的信息
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如果我们想为自己的子孙后代
提供一种合适的充实的生活
我们需要尽最大可能
履行慎独义务，为了充满活力的
而且希望是一个持久的民主
感谢聆听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