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我的一位朋友乘出租车去机场。 在路上，她跟出租车司机闲聊， 他用非常真诚的语气对她说： “我看得出你是个好人。” 当她后来告诉我这个故事时， 她说这让她感到无比的开心， 那句话对她的意义重大。 这看起来像是我朋友对陌生人话语的 一种强烈反应， 但她并非特例。 我是一个社会科学家。 我研究关于好人的心理学， 这个领域的研究显示， 大家对自认为是“好人”， 和被他人视为”好人“ 的感觉颇为在意。 你对“好人”的定义， 或是你对“好人”的定义， 可能跟出租车司机定义的“好人”不同， 我们也许没有相同的定义， 但不管我们的定义是什么， 这种道德认同对我们很多人都很重要。 如果有人挑战这个事实， 比如他质疑我们讲的笑话， 或者他说我们的劳动是同质的， 或者是一笔狡猾的商业支出， 我们在这些时候会 进入一种“红区警戒”状态。 我的意思是，有时候我们会用 各种方式来帮助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 或者向慈善组织捐赠， 或者自愿成为非营利组织的义工。 我们努力捍卫这种好人的身份， 这对我们多数人都很重要。 但如果我告诉你们， 我们对做好人的向往 会阻止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呢？ 如果我告诉你们， 我们对“好人”的定义很狭隘， 在科学角度上是无法实现的呢？ 又如果我告诉们，你成为更好的人的路径 只需从抛弃做一个好人开始呢？ 那么，让我告诉你们一些 有关人类大脑是如何运作的研究， 来解释我的说法。 大脑依靠捷径完成很多工作， 这意味着大部分时间， 你的思维过程发生在你的意识之外， 就像大脑处于低电量、低功耗模式下。 其实，这是“有限理性”的前提。 “有限理性”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 人类大脑的存储资源是有限的， 处理能力是有限的， 因此，它依靠捷径来完成很多工作。 所以举个例子， 有些科学家估计在任何时刻… 比如打个响指的瞬间， 再来一次，这下打响了吧? （笑声） 在任意一个瞬间， 数以千万计的信息会涌入你的大脑。 整整1100万。 而其中只有四十个被有意识地处理。 所以 1100万 和 40 做下对比。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 在工作超忙的一天， 你开车回家， 到家门口时， 发现你甚至不记得驾车时的事， 比如是否过了红灯或绿灯。 你甚至不记得这些。 你当时相当于是在“自动驾驶”模式下。 或者你有没有开过冰箱， 寻找黄油， 发誓没有黄油的痕迹， 然后才意识到黄油一直就在你面前？ 这些都是回想起来 让我们觉得好笑的时刻， 这就是大脑为了应付 1100万条涌进来的信息， 但只有 40 条被有意识处理时所发生的事。 这就是“有限理性"的有限部分。 这个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 提供了我和我的搭档 马克斯 · 巴泽曼 和 马扎林 · 巴纳吉 研究“有限道德”的灵感来源。 这和“有限理性”的前提是一样的， 我们的大脑是受束缚的， 它需要依赖捷径， 并且这个捷径有时候会让我们误入歧途。 考虑到人的有限理性， 可能它会影响我们在杂货店买的麦片， 或者我们在会议室推出的产品。 当“有限道德”发生时，人类的大脑， 如同有限理性一样， 在做出决策。 比如 要雇佣谁？ 去讲什么笑话？ 或是那个狡猾的商业决策。 那么让我给你们一个有限道德 体现在工作中的案例。 “无意识偏见”是 “有限道德”体现出的一个方面。 “无意识偏见”指我们大脑中的联想， 那些大脑用来组织信息的捷径， 很可能在你的意识之外， 不一定会符合你的意识信念。 研究者 诺斯，巴纳吉 和 格林沃尔德 看过了数百万人的数据， 他们发现的是，例如： 多数美国白人能够更快和更轻松地 把白人和好事联系起来， 而非黑人和好事， 而且多数人更倾向于 把男性跟科学家联系起来， 而不是把女性和科学家联系起来。 而这些联系不一定 与人们有意识的想法一致。 事实上，他们可能有非常平等的观点。 所以有时候，1100万与40 的 对比并不是很合理。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利益冲突。 我们往往会低估一个小礼物的作用—— 比如一支圆珠笔或一顿晚餐—— 这个小礼物能对我们的决策 产生多大的影响。 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大脑 会无意识地收集证据 来支持送礼人的观点， 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保持客观和专业。 我们也能看到有界的道德—— 即便我们希望当一个好人， 我们仍会犯错， 我们犯的错误有时候会伤害他人， 有时候会促进不公， 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还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而不是从中学习。 比如说， 有天我收到了班上女同学的电邮， 说我布置的阅读材料， 这个我指定了好些年的阅读材料， 有性别歧视。 或者当我把班上同种族的 两个学生弄混时—— 他们俩看起来一点也不像—— 当我在大家面前， 不止一次把他们弄混时。 这些类型的错误让我们……让我， 进入了”红色警戒区“。 它们让我们为好人的身份而战。 但是我最近和 玛丽 · 克恩 做的关于有限道德的研究 发现我们不仅容易犯错， 犯错的倾向还取决于 我们离红色区域的距离。 大多数时候， 没人质疑我们的好人身份。 所以我们也没有想太多 关于我们决定的伦理意义， 我们的模型显示我们大部分时间 都在朝着越来越少的道德行为发展。 另一方面，有人可能会 质疑我们的身份。 或者，经过反思后我们会挑战自己。 所以我们决定的伦理意义变得非常突出，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会 越来越倾向于好人的行为， 或者，更准确地说， 越来越倾向于使我们 感觉像个好人的行为， 当然，有时候两者并不一样。 有限道德的观点是， 我们可能高估了 我们内在的指南针 在道德决策中的重要性。 我们可能高估了我们的自身利益 驱使我们做出决策的程度， 也许我们没有意识到 身为一个好人的自我认同感 对我们的行为有多大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如此努力地去 捍卫我们的好人身份， 远离红区， 以致于我们没有足够的 空间从错误中学习， 去真正做一个更好的人。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期待它会很容易。 我们对好人的定义是非此即彼的。 要么你是好人，要么不是。 要么你诚实，要么不诚实。 要么你是种族主义者，或者性别歧视， 或者恐同者，要么都不是。 在这个非此即彼的定义中， 没有任何成长的空间。 顺便说一句： 这不是我们在大部分生活中做的事情。 生活中，如果你需要学习会计， 你可能会报个会计班， 或者如果你成为父母， 我们会去找本书，学习为人父母之道。 我们跟专家交流， 我们从错误中学习， 我们更新我们的知识， 我们不断变得更好。 但当涉及到成为好人时， 我们则认为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我们应该去做的， 却无需获得努力和成长带来的好处。 所以我在想的是： 如果我们忘记做一个好人会怎样？ 就这么随它去， 反之，设立一个更高的标准， 一个善良人的更高标准？ 一个善良的人无疑仍会犯错误。 作为一个善良的人，我常常都会犯错误。 但作为一个善良人， 我试图从错误中学习，解决问题。 不逃避错误，而是直面它们。 我知道这些错误要付出代价， 当涉及到伦理、偏见、 多样性和包容等问题时， 这对真实的人来说是真实存在的代价， 而我接受这个事实。 作为一个好人，事实上， 我变得更善于发现自己的错误。 我不用等别人指出它们， 我锻炼自己去寻找它们， 结果呢？ 当然，这有时候会让人感到很尴尬， 会觉得不舒服。 有时，我们会变得很脆弱。 但克服了所有的弱点后， 就像所有一切我们努力 改进的东西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进步。 我们可以看到成长。 我们允许自己变得更好。 为什么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变得更好？ 在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 我们都给了自己成长的空间， 然而在这个最重要的方面， 却始终无所作为。 谢谢大家。 （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