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一项研究中，
参与者回忆了他们童年时 在购物中心走失的经历。
一些人用生动的细节 叙述了这些记忆——
其中一人甚至记得 那个营救他的老人
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衣。
但是，事实上，这些人 都不曾在购物中心走失过。
他们制造了这些虚假记忆，
只因为他们从进行该研究的 心理学家那里得知他们曾经走失过。
虽然他们不一定记得这件事，
但是他们的父母对此加以了证实。
而且并非只有一两个人认为 他们曾走失过——
1/4 的参与者都认为如此。
这个调查结果可能听起来难以置信，
但却反映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们的记忆有时并不可靠。
虽然在神经学上， 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易错性，
但研究人员强调了几个最常见的
造成记忆背离事实的途径。
这个与购物中心相关的研究 重点展示了我们如何
把来自外界的信息，
比如来自他人或者新闻的信息，
整合到我们的个人记忆中， 却对此浑然不觉。
这种暗示只是 影响记忆的一种方式。
以另一项研究为例，
研究中，研究人员快速地 把一组随机收集的照片
展示给一组参与者。
其中一些图像是一所 他们从没去过的大学校园。
三个星期后， 当再次看到这些图像时，
大部分参与者表示
他们以前可能或肯定去过这个校园。
参与者把来自某一场景中的信息—— 一幅曾经见过的图像——错误地判断为
来自另一个场景——对某些 自认为真实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忆。
还有一项实验，它向人们 展示了一幅放大镜的图像，
然后让他们想象一支棒棒糖。
他们的回忆经常是 既见过放大镜，也见过棒棒糖。
他们努力将物体与 正确的场景联系起来——
不论是实际上看到的还是想象的。
在另一项实验中， 心理学家询问了 2000 多人
对大麻合法化的看法。
这个实验强调了 对记忆的另一种影响方式。
参与者分别在 1973 和 1982 年对该问题做了回答。
那些在 1973 年支持大麻合法化，
却在 1982 年对此表示反对的人
更有可能记得他们 在 1973 年是反对合法化的——
即他们的旧观点与 当前观点保持一致。
我们当前的意见、感觉和经历
可以使我们对过去的感知 产生偏颇的记忆。
在另一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为两组参与者提供了 一场历史战争的背景资料，
并要求他们评估各方取胜的可能性。
他们为两个组提供了相同的信息，
但是只告知了其中一组 哪一方实际上赢得了这场战争——
另一组并不知道实际战果。
从理论上讲， 两个组的答案应该相近，
因为各方取胜的可能性
不应受到实际战战果的影响——
就像如果发生雷雨的可能性是 20%， 而它确实发生了，
但发生雷雨的可能性 并不会因此而追升为 100%。
尽管如此， 知道实际战果的那一组
与不知道的一组相比， 认为胜利的一方更有取胜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记忆的易错性 都可能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如果警方在审讯时，对目击证人 或者嫌疑犯使用了引导性问题，
其暗示性可能会造成 错误的身份鉴别或不可靠的供状。
即使没有引导性的询问，
张冠李戴也可以导致 错误的目击者证词。
在法庭上，
如果法官裁定某条证据不足采纳，
并要求陪审团将其忽视， 他们可能做不到这一点。
在医疗场景里， 如果患者请求重新诊断，
而第二个医生对之前的 诊断有所了解的话，
医生的结论可能会因此而产生偏差。
我们的记忆并不是 对现实的铁定描述，
而是主观认知。
这并不一定是个错误——
问题出现在 我们把记忆当作事实，
而不接受这个基本的
关于记忆本质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