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前，
我在美国高等法院 辩护了我的第一个案件。
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
这个案件被专家称为
最高法院处理过的 最重要的案件之一。
它辩论了关塔那摩是否合法，
以及《日内瓦公约》 适不适用于反恐战争。
当时，911 恐怖事件
才刚过去几年。
美国最高法院指定了 七名共和党陪审员
以及两名民主党陪审员。
而我的客户恰好是 乌萨马·本·拉登的司机。
站在我对立面的是 美国的副检察长，
也是美国的一名顶级法庭律师。
他当时已辩护了 35 个案件，
而我当时都还没到 35 岁。
更糟糕的是，
自美国内战以来， 参议院首次通过了一项法案，
试图将此案 从最高法院的议事日程中移除。
这时，演讲导师通常会说，
我应该创造悬念， 不告诉大家后面发了生什么。
但结果是，我们赢了。
怎样做到的呢？
今天，我会讨论怎样赢得一场辩论，
无论是在高等法院， 还是任何其他地方。
对于如何赢得一场辩论， 通常的建议是，要自信地发言，
让自己听起来具有说服力。
我认为这是错的。
我认为，自信是说服力的敌人。
说服力跟同理心是息息相关的，
是关于进入人们的思维。
TED 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正在听这段演讲。
你本可以在一张冷冰冰的纸上 读完这份演讲稿，
但你没有。
最高法院的辩论也是一样——
我们把案件写在纸上，
但我们也有口头的辩论。
在我们的系统中， 不只是由法官提问，
而我们被动地去回答。
为什么？
因为辩论的核心是互动。
我带让各位了解一下这件事的 来龙去脉，告诉你们我做了什么，
以及如何将这些技巧 运用到其他场合——
不只是为了在法庭中赢得诉讼，
其背后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当然，这是需要练习的，
但不是任何训练都能达到目的。
在应对关塔那摩案子的 第一次练习中，
我飞到了哈佛。
在那里，许多德高望重的教授 把他们的问题都甩向我。
而虽然我已经通读了 所有的资料，排练了无数次,
我依然没有能够说服任何人。
我的论点没有引起共鸣。
我很绝望。
我已经竭尽所能，
读了每一本书，排练了无数次，
却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最终，我偶然遇到了一个家伙，
他并不是表演导师， 甚至都不是律师。
他从来没有踏进过 最高法院的大门，
有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 穿着一件飘逸的白上衣，
戴着条饰扣式领带。
他双臂交叉，看着我，说：
“尼尔，我可以察觉到，
你觉得这不会有用，
不如就当给我讲个笑话好了。
告诉我你的论点。”
于是，我拿起我的笔记本，
开始读我的论点。
他说：“你在做什么？”
我说：“我在告诉你我的论点。”
他说：“你的论点是你的笔记本？”
我说：“不是，但是我的 论点在笔记本上。”
他说：“尼尔，看着我，
告诉我你的论点。”
于是，我开始了论证。
而在那一瞬间，我发现，
我的论点引起了共鸣，
我正在与另一个人建立关系。
而他可以看到我在说话时，
脸上浮现的微笑，
然后，他说：“好的，尼尔。
现在，握着我的手， 再重复一次你的论点。”
我说：“什么？”
他说：“对，握着我的手。”
我决定死马当活马医， 于是握了住了他的手。
而我突然间感觉到： “哇，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是说服力的力量。”
这段经历的确帮助了我。
但说实话，在开庭日期渐渐临近时， 我还是有些紧张。
虽然我知道辩论
是关于站在别人的角度，
并拥有同理心，
我还是先要有实在的核心内容。
所以，我做了件 在我舒适区之外的事情。
我带上了一件首饰—— 这不只是件普通的首饰，
而是我父亲戴了一辈子的一块手镯，
而他在开庭日前的几个月去世了。
我带上了条领带，
是我母亲专门为了 这个场合给我准备的。
我拿出了笔记本， 将我孩子的名字写在里面，
因为他们是我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为了让他们可以生活在 一个更好的美国。
我到了法庭，内心十分平静。
手镯、领带和孩子的名字
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
仿佛一个越过悬崖的攀岩者，
如果有了稳定的支撑， 你就能够勇敢的前进。
而因为辩论是关于说服力，
我知道我必须避免情绪激动。
展现出自己的真实情绪 会导致失败，
就好比一封全部是 黑体和大写的电子邮件，
不会说服任何人。
归根结底，这是关于你，演讲者，
而与听众或信息接收者无关。
的确，在某些情况下， 保持情绪化是好的解决方案。
你如果和父母吵架，
适当表达情绪会比较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的父母是爱你的，
但是最高法院不爱你。
他们不喜欢认为
自己是会被情绪影响到的人。
我也对这种理解进行了反向工程，
为我的对手设置陷阱， 来激起他们的情绪化反应，
所以我自己就可以被视为 平静、稳定的法律之声。
这个方法奏效了。
我还清晰记得坐在法庭里， 得知我们赢得官司的那一刻。
关塔那摩官司要结束了。
我走上法院的台阶， 外面全是长枪短炮的媒体。
有 500 个相机对着我， 都在急切地询问：
“这个判决意味着什么， 它传达了什么信息？”
那份判决书有 185 页长。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读， 其他人也没有。
但我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我站在法院的台阶上说：
“这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一个无论从哪个角度 都处于极端劣势的人，
这个被指控为本·拉登，
这个世上最恶劣的 一个人的司机——
不单单是起诉了一个人，
而是起诉了世上最强大的人，
美国总统。
而且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 一个普普通通的交通法庭，
而是在最高等法院，
美国的最高法院——
而且他赢了。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
在很多其他国家，
这个司机会因为
仅仅是提出诉讼就被枪杀。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 他的律师也会被枪杀。
但这就是美国的不同之处，
特殊之处。”
而因为这个判决，
日内瓦公约也开始 适用于恐怖袭击，
这就意味着 全世界的幽灵监狱的终结，
全世界水刑的终止，
以及关塔那摩湾 军事法庭的关闭。
通过有条不紊地立案，
影响法官的思想，
我们确实改变了世界。
听起来很简单吧？
好像通过充分练习，
避免表现出情绪，
你一样也可以赢得任何辩论。
但是很抱歉， 并没有那么容易，
我的策略并不是毫无漏洞，
虽然我赢得的最高法院官司
几乎比任何人都多，
我同样也输掉了很多。
的确，在特朗普当选之后，
就宪法曾面来说，我吓坏了。
请不要误会， 这并非左派和右派之间，
或者任何两方的对立。
我今天不是来谈这个的。
各位可能还记得 新总统上任一周后
在机场的那些景象。
特朗普总统曾经许下诺言， 他的原话是：
“我，唐纳德·特朗普 要求完全禁止
所有穆斯林移民入境美国。”
他还说： “我认为伊斯兰痛恨我们。”
而他也真的信守了那个誓言，
禁止了七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 国家的移民进入美国。
我的法律团队和其他团队 立刻到法庭提起诉讼，
击退了第一个旅行禁令。
于是特朗普对其做了修改，
我们又一次成功了。
他又再次修正，
把朝鲜也纳入其中，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有很严重的朝鲜移民问题。
但这么做让他的律师 得以对最高法院说：
“看，我们并非歧视穆斯林，
还包括了非穆斯林的国家。”
我本以为我们拥有制胜的一招。
细节就不在这里说了，
但结果是，我们输了。
五票对四票。
我心力交瘁，
我担心我的说服力 已经在衰退。
接下来，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
我注意到最高法院 对于旅行禁令的意见中，
讨论到了日裔美国人的囚禁。
那是我们历史上 很可怕的一段时期，
有超过十万名日裔美国人 曾经被关押在集中营。
挑战这项阴谋的人当中，
我最欣赏的是高登平林 （Gordon Hirabayashi），
当时他还是 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学生。
他向联邦调查局自首，
得到的答复是：“你是初犯，
可以直接回家了。 ”
而高登却说：
“不，我是贵格会教徒， 我必须对抗不公平的法律。”
所以，他被逮捕，也被定了罪了。
高登的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
这次我还是打算开门见山，
不留任何悬念，
结果就是，
高登输了。
但他输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检察长，
政府的顶尖法庭律师，
告诉了最高法院，
囚禁日裔美国人有正当的理由： 军事必要性。
就这样，
虽然他自己的工作人员发现
日裔美国人囚禁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 FBI 及情报圈
也都对此深信不疑。
的确，那背后的动机 就是种族歧视。
他的团队成员请求副检察长：
“说出真相，不要隐瞒证据。”
结果副检察长做了什么？
什么也没做。
他在法庭上复述了 “军事必要性”的故事。
因此，最高法院裁定， 对高登平林的原判决有效，
隔年，又裁定松丰三郎 （Fred Korematsu）的囚禁判决有效。
我为什么想到了这些呢？
因为将近七十年后，
我的职位变成了
副检察长办公室主任。
而我得以有机会把记录改正了，
解释了政府在 日本人囚禁的案件中
错误地诠释了整个事件。
当我想到最高法院的 旅行禁令意见时，
我发现了一件事。
在那份意见书中，最高法院
特意推翻了松丰的结论。
现在，不仅是司法部认为
日本人囚禁是错的，
最高法院对此也持同样的态度。
这是一个关于辩论 很重要的一课——时机。
各位在辩论时 要善用这项工具。
你要何时提出论证？
你不仅需要对的论点，
你也需要在对的时机 提出对的论证。
你的观众—— 可能是配偶、老板、
孩子—— 何时最愿意接纳你的观点？
有时，这完全不是你能控制的。
而延迟的代价太高了。
所以你得直接上战场打仗，
你很可能就会想我一样， 没抓到对的时机。
我们认为旅行禁令的案例 就是如此。
要知道，
最高法院还没准备好， 要在特朗普任期之初
推翻他的招牌倡议，
就像当初还没准备好推翻 罗斯福的日裔美国人囚禁令。
有时，你只能去冒险。
但失败的结果也让人难以承受，
保持耐心也绝非易事。
但这让我想起了第二堂课。
即使以后才能平反，
我也知道立刻挺身而战 有多么重要，
因为它有鼓舞、教育的作用。
安·库尔特（Ann Coulter）写过一篇 关于穆斯林禁令的专栏文章。
文章中，她是这样说的：
“和特朗普争辩的 是第一代美国人，
尼尔·凯泰尔。
有相当多第十代的美国仇恨者。
你无法让他们任何一人去争辩，
我们应该通过大量移民 来让我们的国家灭亡。”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作为辩论大敌的情绪，
对我来说也开始变得重要了，
是将情绪拒之门外， 让我重新回到了法庭。
读到库尔特的文字时，我很生气。
我很反对这个说法：
身为第一代美国人， 我没有资格为这个国家发声。
我也反对这个说法： 大量移民
会让这个国家灭亡，
而不承认移民其实 是美国立国的基础。
读到库尔特的文章时，
我想到好多过去的事。
我想到我父亲，
他从印度来到这里时， 身上只有八美金，
而且不知道应该使用 有色人种还是白人的的厕所。
我想到他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屠宰场。
对印度人来说 这可不是什么好工作。
我想到当我们与 另一个印度家庭
搬到芝加哥一个新的居民区时，
那家人的草皮上 被烙上了十字架。
因为种族主义者不太能分辨
非裔美国人和印度人的差别。
我想到在关塔那摩 案件审理期间，
我收到的所有仇恨信件，
说我偏爱穆斯林。
同样的，种族主义者也不太能
分辨非裔、印度人 和穆斯林的差别。
安·库尔特认为， 身为移民的孩子是一种劣势。
她简直大错特错了。
这反而是我的优势，
因为我知道美国 本应代表的是什么。
我知道，在美国，
我，身为来到美国时口袋里只有 八块美金的人所生的孩子，
能够站在美国最高法院里，
代表一位被憎恶的外国人，
比如本·拉登的司机，
并胜诉。
这让我了解到，
虽然我输了穆斯林禁令案，
但我的论点依然是对的。
无论法庭裁决如何，
都无法改变
移民让这个国家更强大的事实。
而且，在许多层面上， 移民反而是最热爱这个国家的人。
当我读到了安·库尔特的文章，
我想到了宪法中的那神圣的文字。
第一修正案。
国会不得针对宗教来制定法律。
我想到了我们国家的格言，
“E plurbis unum”，
“合众为一”。
最重要的是，我了解到，
真正能让你输掉一场辩论的，
只有放弃。
于是，我参加了美国国会的诉讼，
挑战特朗普总统在人口普查中 增加了公民身份问题。
这个判决有意义深远。
是一个难度相当高的案件。
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会输。
但是我们赢了——
五票对四票。
最高法院只是说，
特朗普总统和 他的内阁的秘书说了谎。
现在，我已重整旗鼓， 重新加入战局，
我希望各位也都能 用自己的方式这么做。
我重新站了起来，
因为我相信， 好的论证终究会胜出。
正义的弧线很长，
而通常弯曲得非常缓慢，
但只要我们想让它改变轨迹， 它就会改变轨迹。
我也同样认识到，问题并不是 要如何赢得每一场辩论，
而是在输掉之后， 如何重整旗鼓。
因为，长远来看，
好的论证总会胜出。
如果你有好的论证，
它存世的时间有可能比你还长，
延伸到你的核心价值之外，
触碰到未来人的思想。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一切如此重要。
我告诉各位如何赢得辩论， 并不是要为了让你们赢得辩论。
这不是场比赛。
我要告诉各位这些， 是因为就算你现在无法取胜，
如果你有好的论证， 历史迟早也会证明你是对的。
我常常会回想起那位表演教练。
我渐渐发现，
我握住的那只手，是正义的手。
那只伸出的手会来找你。
由你来决定是要把它推开，
还是继续握紧它。
非常大家的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