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决定直面我的对手。
当时我27岁，是一个
小有成就纪录片制片人、
自豪的女权主义者。
那时，我怀有很大的决心想要揭露
男权运动（MRM）的阴暗面。
那个时候，我对男权运动的了解
完全来自网上的信息，
关于一个在歧视女性方面
非常激进的反对妇女平等组织。
当然，我之前做的大量工作都与
妇女问题有关。
我执导了一些纪录片，主题包括生育权、
单身母亲、
以及STEM专业越来越需要女性等。
当我意识到还没有人将男权运动
以电影的方式记录下来时，
我想，通过曝光那些
阻挠妇女平等的势力
对于持续为此奋斗的
我来说，是个好机会。
所以，在一年中，我走访北美，
与男权运动的领导者和追随者们见面。
我随处和每一个男权运动者进行访谈，
少则两小时，多则八小时，
男权运动者即（MRA)，
并对采访的44人进行了拍摄。
在纪录片制片过程中，
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则。
作为采访者，你不能在
采访过程中打断被访者。
所以我问问题，然后得到
他们完整的人生故事。
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但现在回过头去看，我才明白，
我当时虽然在做采访，
但并没有真正的在倾听。
我听到他们在说话，
我也知道摄像机在录像，
但那些时刻，我坐在对手的对面，
我并没有认真倾听。
我在干什么？
我在期待。
我在等待那句话，
或者即使只是几个连续的词语，
可以证明我愿意相信的观点：
也就是他们对女性的反对和厌恶。
和女性间战争的原点。
有几次，我觉得我已经找到那些点。
其中一个男权运动者
对我说，
“只需要走出去，随便看一看，
所有你目光所及的事物都由男性建造。”
哦！
这说法简直太反女性了。
我感到下巴紧缩。
但我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
像一个专业纪录片制片人应该做的，
同时愤怒地咬紧上下牙。
（笑）
在一整年拍摄素材之后，
我开始回顾收集的
100小时电影原片，
反复播放并做记录，
这些让我相信我说过的，
倾听你说话最多的，
是那些对你所说的话进行记录的人。
请大家铭记这句话。
（笑）
那么，
我开始逐字逐句，
一丝不苟地将那些话打出来，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
我最初对某些说法产生的
下意识的反应
其实并没有正当的理由，
那种被侵犯的感觉也并经不起检验。
是那些有关男性已经建起
高楼大厦和桥梁的言论反女性了吗？
我想，让我们换一种性别来看，
情况会是怎样呢？
也许，女权主义者会说：
环顾四周，
你看到的所有人都为女性所生育。
哇哦！
这真是有力的还击。
并且千真万确。
这样说有歧视男性的嫌疑吗？
我不认为。
这只是承认我们的独一无二
和对社会的宝贵贡献。
幸运的是，
在我制作《红色药丸》这一电影的时候，
我用视频的形式记录日记，
这些最终追溯了我的心路历程，
当我回顾那年记录的这37段视频时，
当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我经常听到男权运动者提到
一个合理、正当的观念：
但在我脑海里，
我会在他们的观点里添加
性别歧视者或反对女性的偏见，
自以为这才是他们想说，
但没说出口想法。
这里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
一个男权运动者即MRA，会说，
“在美国，有超过2000间
家庭暴力庇护所，
是为女性开放的。
但针对男性的，只有一间。
可事实上很多著名研究曾表明，
男性一样有可能受到虐待。”
我更愿意听到他们说，
“女性并不需要2000间
那么多的庇护所，
她们对被虐待的情况
进行了编造。
这完全就是个阴谋。”
但回顾所有视频原片，
男权运动者谈论庇护所、
谈论他们所记录的博客、
以及他们在YouTube上直播的视频，
他们并没有企图取消
对女性庇护所的资助。
一点也不。
他们只是说，男性也会受到虐待，
他们也应该被关心和同情。
再说个例子。
男权运动者可能会说，
“当男性被诬告强奸
一名女性时，公正在哪里，
就是因为这种指控，
他失去了大学奖学金,
并且被贴上了'强奸犯'
这个无法逃脱的标签。”
我更愿意听到他们说，
“对于女性来说，
被强奸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就好像我根本没有听到
被“诬告”强奸这个词。
我听到的是，“他被指控强奸。”
当然了，强奸确实很严重，
而我遇到的所有男权运动者都认为，
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件可怕的事。
我最后终于明白他们想表达的是，
他们试图将性别平等带入对话中，
是谁，为了
好心的、值得尊敬的男人站出来，
他失去了奖学金、
工作或者更糟，他的孩子，
因为他为根本没有
做过的事而被指控。
（叹气）
是的，我不能一直否认他们的看法。
这些都是真实的问题。
但在我试图拒绝
完全赞同我的对手的过程中，
我由本能的主观臆断，
转变为承认这些问题，
但坚持认为这是女性的问题。
所以这里再举两个例子。
男权运动者可能会说，
“男性更容易在争夺抚养权中失势。”
我会反对他这个观点：
“因为女性一直都被不公平地
认为是监护人、看护人。
就是因为性别歧视，
女性才更经常得到抚养权。”
是的。
（笑）
我并不以此为傲。
（笑）
再说个例子。
男权运动者可能会说，
“全球所有自杀案件中，
有大概78%的当事人是男性。”
我反而认为：
“但女性更经常试图自杀。”
看吧（我又赢了）！
（笑）
就是这样吗？
这并不是比赛。
但我一直试图把它变成比赛。
为什么我就不能
关心一些男性的问题，
去关心那些男性受害者，
而不是一有机会就迫切地
认定女性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当然，经过多年对男权运动者
曾经告诉我的内容
进行研究和核实后，
不能否认确实还是存在很多人权问题
在不合比例地或单独地影响着男性。
亲子欺诈只对男性产生影响。
美国义务兵役机构征兵，
仍然只对男性产生影响。
男性在工作中的死亡率
明显高于女性。
战争中的死亡率，男性压倒性地高。
自杀，男性比例非常高。
在量刑差异、平均寿命、
子女抚养权、子女抚养费、
诬告强奸、刑事法庭的偏见、
厌恶男性、发射失败、
男孩在学习方面落后、
无家可归、退伍军人问题、
男性婴孩生殖器残缺、
一旦怀孕了，男性没有选择权，
对男性家庭暴力受害者来说，
他们缺少社会资源，
这么多问题都让人非常失望，
如果你是受害者，
或者你爱的人面对任何
这些问题，而他是受害者。
这些都是男性会遇到的问题。
大多数人甚至一个例子都举不出，
因为他们认为，
“男性有他们该有的权利了，
他们拥有所有的权力和特权。”
但这些问题依然应该被承认。
男性应该得到关心、关注，
和寻找解决方案的动力。
在拍摄《红色药丸》这部电影之前，
我成为女权主义者已经十年了，
我自认为在处理男女平等的
问题上已经游刃有余了。
但直到我遇到这些男权运动者们，
我才终于开始考虑
男女平等这个等式的
另一边。
这并不代表我同意他们所有观点。
但是我感受到了倾听的巨大价值，
并开始试图站在
他们的视角去看世界。
我想如果可以让我的观众们
也倾听他们的内心，
它就像向上的台阶，
使我们对男女平等
有更高层次的认识。
所以从2016年10月开始，
电影开始上映，
我也开始收到相关的
文章和评论家的评价。
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了
在性别政治相关的群体思维中，
媒体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也学到了艰难的一课。
当你开始认为对手很有人性，
反过来，你所在的团体
就会认为你失去人性了。
这种情况就在我身上发生了。
相比对电影中所提出的
问题的价值进行讨论，
我成了这场抹黑行动的对象，
从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
都在电影院门口抗议，
反复呼喊，这部电影
对女性造成了伤害。
然而这并非事实。
但我理解他们的心态。
如果我从没制作这部电影，
并听说有关男权主义者的
纪录片正在上映，
而影片中这些运动者并没有被妖魔化，
我也会抗议放映，
或者至少通过签署请愿书的
形式抵制这部电影，
因为我被告知他们是我的敌人。
我被告知男权运动者反对妇女平等。
但所有我遇见的男权运动者
都支持女性的权利，
并且仅仅问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
不关心男性的权利？”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并不是对电影的反对，
也不是我被那些主流媒体如何对待，
即使有时候它确实让人反感。
我遇到最大的挑战
是我对自己的偏见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结果发现，我确实在
制作电影的时候棋逢对手。
自我让我觉得我是对的，
男权运动者是次等公民。
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不再自称女权主义者，
但我必须要澄清一下，
我也没有反女权主义，
并且我不是男权运动者。
我仍然支持女性权利，
并且我现在也开始关注男性的权利了。
但是，
我相信，如果我们想真诚地
讨论性别平等的问题，
我们需要听见不同人群的声音。
至今，它还没有发生。
男性群体仍持续被中伤，
被错误地认为是仇恨团体，
同时他们的声音被彻底地消除了。
是不是认为其中一个组织
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
并不。
男权运动者并不是无暇的，
女权主义者也不是。
但如果其中一个群体被消音了，
这就成了我们所有人的问题。
如果我能为大家提出建议的话，
我要说，我们得停止“期待”被冒犯，
我们一定要真诚、坦率并认真地倾听。
这才会引导我们深入理解
自己和他人，
对别人富有同情心，
因为一起经历，
我们应该一同寻找答案。
一旦像那样做了，
我们最终会从内而外地愈合。
但这一切必须从倾听开始。
感谢您的倾听。
（鼓掌）
（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