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6 月，
我 30 歲，
我的醫生的辦公室打了通電話給我，
說我的檢驗結果出來了。
所以，我在午休時間 去找我的醫生，她說
她非常遺憾要告訴我，我得了乳癌。
我不想相信她， 一開始，我的確不相信。
要知道，我是個律師，我需要證據。
所以，我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訴各位，
我站起來，繞到她坐的地方後面，
這樣我才能從她肩上看到並確認
她面前的那張紙上寫了什麼。
（笑聲）
惡性腫瘤。
但我還是不願相信，我說：
「惡性腫瘤，你確定 它的意思就是癌症嗎？」
（笑聲）
她告訴我，她很肯定。
回到工作上，我把 需要處理的急事都交付出去，
同時我接受更多檢測， 看我的癌症是否有擴散。
但在那時刻， 工作不是我的第一要務。
我在想的是，我要如何 告訴我的家人和朋友
我得了癌症。
他們可能會問我一些問題，
比如狀況有多糟，我是否會沒事，
而我都不知道答案，要如何回答？
我在納悶，我的另一半和我
是否會有機會成家。
我在想著，我要如何告訴我媽媽，
她自己在懷我的時候也得了乳癌。
她會懂我的感受
且知道我接下來要面對什麼。
但我也不想讓她 再走過一次她的癌症經驗。
我當時還不知道，
工作將會在我的治療和恢復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後來是我的同事和我的工作
讓我覺得我有價值、我是人，
要不然，我那時可能 會覺得自己只是統計數字。
是我的工作給了我 例行公事和穩定性，
那時我需要處理好多困難的個人決定
和好多的不確定性。
比如，我要做哪一種乳房重建。
在那樣的時刻，
你們可能會認為， 我應該向家人朋友尋求支持。
是的，當然我有這麼做。
但最終還是我的同事
在我每天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讓我笑的人是他們。
我們是個很親密的團隊，
我們有一些只有自己人 才知道的笑話，
比如，有一次他們 不小心聽到有人問我
怎樣能使頭髮如此閃亮、完美──
卻完全不知道，那是假髮，
而且那是頂很好的假髮，
它也讓早上起床之後的 梳妝整理變得很容易。
（笑聲）
但像這樣的小小時刻， 我很感謝他們的支持帶給我的意義，
若沒有那支持關係，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我和好多人談過，特別是女性，
都是沒有機會擁有那種關係網絡的人，
因為他們在治療的過程中 都沒有機會工作。
這背後有好幾個原因。
但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 僱主太過家長作風了。
這些僱主希望你走開， 專注在自己身上就好。
當你比較好之後再回來。
他們會用像那樣的說詞。
雖然他們的這些反應都是出於好意，
但我知道工作帶給我的益處，
所以當聽到癌症病人被告知
他們不能或不該工作時， 我就會覺得非常灰心，
因為他們想要工作， 且身體上也能夠辦到。
所以我開始研究，當員工向僱主提出
癌症診斷書時，僱主需要做什麼。
我發現，在澳洲法律中， 癌症被視為殘疾。
所以，如果你無法進行 你平常的工作職責，
根據殘疾歧視法案，你的僱主有義務
要針對你的工作安排做合理的調整，
讓你能夠繼續工作。
對我來說，合理的調整是什麼樣的？
我知道我的診斷對於工作 會有哪些明顯的影響。
醫療診治的時間都排訂在上班時段，
我也知道在手術之後 我會需要時間恢復。
同樣的，身為很典型的律師，
對於治療要有什麼樣的期待， 我已做了法律相關的盡職調查。
無可否認，許多調查 是通過 Google 教授做的，
那可能不是我最好的對策， 我不建議這麼做。
（笑聲）
雖然我準備好迎接 所有身體上的副作用，
真正讓我害怕的， 是所謂的「化療腦」。
化療腦出現的形式包括記憶喪失、
無法專心，
以及無法解決問題。
如果這發生在我身上，
我不知道我要如何做我的律師工作。
我會被迫離開工作嗎？
我怎麼可能和我的經理討論
我的工作安排要做哪些合理調整，
如果我連我會如何被影響都不知道？
我很幸運，有個支持我的經理，
他很樂意隨著發展再看狀況如何，
而不是要求事前就要有具體的計畫。
我很幸運，他甚至可能不知道
這個合理調整的觀念，
對他來說，這只是常識。
但我發現這並非對所有人都是常識。
所有要經歷治療的人， 都會了解到治療對他們的影響，
以及他們的限制是什麼。
他們會學會做相應的調整。
所以，對我來說，關於治療本身， 我學到了一些密訣和訣竅，
比如，在你去化療之前，
你得要確保你自己有足夠的水分，
且要注意保暖，因為那樣 能協助護士找到你的靜脈。
還要確保你不吃任何你最愛的食物，
化療前或化療後都不行，
因為你會把它吐出來，
且你永遠不會想要再看它一眼了。
（笑聲）
這點我是從痛苦經驗學來的。
另外，還有關於管理 我的工作流程的訣竅。
我把化療安排為 星期一早上的第一件事。
我知道從我離開癌症照護單位之後，
我會有大約四小時時間， 接著霧幕就會出現，
我就會開始不舒服。
我會用那段時間，清理我的 收件匣並打一些緊急的電話。
最不舒服的狀況會在 48 小時以內就過去。
接著我會從家中開始工作。
治療繼續下去， 而我知道該預期什麼。
我能夠和我的生意伙伴 設下合理的期望，
關於我能做些什麼，
以及我要多少時間來完成期望。
但我還記得，他們帶著 遲疑的聲音來找我，
要求我做一些事，
要求我在某個時限內完成事情。
相信我，這些人都
不怕設下好的截止期限。
（笑聲）
我的印象是，他們不想 在我身上增加額外的壓力，
因為我一邊要接受治療。
雖然我很感謝那樣的情操，
我其實是需要截止期限的。
對我來說，那是我能控制的東西，
且是我能持續控制的東西，
在這時期有太多我無法控制的了。
當我在家工作時，
我在想在我們目前 這個時代，僱主要如何把
這合理調整的概念實際應用出來，
現在，在澳洲，每兩位 男性及女性中就有一位，
會在 85 歲之前被診斷出癌症。
隨著我們在職場上工作越久， 我們的年齡也在增長，
在職場上工作時 得到嚴重疾病的可能性
也在增加。
現在科技讓我們可以 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工作，
合理調整就不再受限於
你是否能持續實際去 實體的辦公室工作。
合理調整的重點也不在於
提供更長的休息時間 和更舒服的座椅，
不過能有這些也不賴。
最少，
我們必須要能夠實施我們為其他情況
發展出來彈性政策和策略，
比如為了有家庭責任的人所發展的。
但我們要如何確保大家有機會進行
怎樣合理調整才適合的對話，
如果經理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喔，不，在你好轉之前 都別回來上班。」
而有一盞燈為我亮了起來。
經理和其旗下員工進行
這類對談，必須要是強制性的。
像我這樣子在治療過程中，
持續工作而受益的人所學到的教訓，
需要被廣泛分享出去。
我思考過能怎樣引導這類對談，
然後我有一位了不起的同事 卡蜜拉甘恩（Camilla Gunn），
發展出了一套 「帶著癌症工作」工具組。
這套工具組提供了一架構 給被診斷出癌症的人、
他們的經理、他們的照護者， 以及他們的同事，
讓他們能針對癌症 以及可得的工作支援進行對談。
卡蜜拉和我現在已經去過一些組織，
去談這套工具組，
以及它如何能協助引導大家
進行這些本來勢必會 相當尷尬的對談。
我很高興能夠說， 越來越多人在使用這套工具組。
經理的第一個反應應該是什麼，
當聽到有人說他們生病了，
且不知道這疾病會 如何影響他們的工作？
經理的反應必須要是這樣的：
「在你能做到且想要做到的範圍內，
我們很樂意為你做出安排，
讓你能在治療過程中持續工作。」
我們需要開始積極吸引 患有嚴重疾病的人員，
讓他們繼續留在工作崗位上，
而不是採取家長式的態度推開他們。
我把我的故事告訴各位， 是因為我希望你們能夠了解
在治療期間持續工作帶給我的益處。
我也想要改變各位的看法，
如果你們覺得在接受治療的人
就是感到厭倦、虛弱，和常常嘔吐。
是的，的確，就算不是經常，
至少也有時是這樣沒錯，
但我也下決心，要在工作上盡全力，
就像我過去一直以來那樣。
我之所以能夠做到， 是因為我的僱主給我這個選擇。
最重要的，我跟各位說這個故事，
是因為，雖然似乎本來就 應該要給予這個選擇，
通常，這個選擇卻沒有 被提供或被鼓勵提供。
這是必須要做的。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