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是关于战争的。
是关于理想幻灭的。
是关于死亡的。
是关于在残骸碎片中
重新发现
完美主义的。
或许，也是一堂课程
讲述如何面对
我们糟透了的，残垣断壁的
危机重重的二十一世纪。
我不相信直白的故事。
我不相信在人生或历史中
决定A会导致结果B
从而导致结果C--
这些我们被讲授的，
并且我们相互鼓励的简洁的故事。
我相信随机性，
其中原因之一是
因为我成为一名外交官就是很意外的
我是色盲。
我从生下来就分辨不了大多数颜色。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穿灰色和黑色的衣服，
我必须带着我的太太
为我选衣服。
我小时候总希望成为一名飞行员。
我喜爱看着飞机快速飞过
我们在乡间的度假屋。
我男孩子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名飞行员。
我参加了皇家空军的飞行员测试，
当然的，我失败了。
我分辨不了闪烁的不同信号灯，
我分辨不了颜色
所以，我必须选择别的职业，
这对我来说还算容易的，
因为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就有了这么一个持久的激情，
那就是国际关系。
我还是个孩子时，
我就很仔细地读报纸。
“冷战"的新闻很让我着迷，
INF(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中程核导弹力量)
签署中程导弹条约的谈判也令我着迷，
还有苏联和美国在
在安哥拉或阿富汗的代理战。
我对这些内容很感兴趣。
所以我很早就决定了
我想当一名外交家。
我，有一天，跟我父母宣布了这个想法--
我父亲现在不承认这个故事--
我说道，”爸爸，我想成为一名外交家。“
他看着我，说道，
”卡恩，你必须要特别聪明才能成为外交家。“
（笑声）
而我更加确定了我的抱负。
一九八九年，
我加入了英国外交事务。
那年，有五千人应聘，
只有二十个人胜出了。
这个数据说明，
我也被选入一个充满精英的
迷人的令人振奋的世界。
成为一名外交官，以往和现在，
是一份很棒的工作，我热爱工作的每一分钟。
我享受工作状态。
我给我自己买一套很好的西装，我穿皮鞋
然后陶醉于
这个让我接近世界大事件的美妙的途径。
我访问过加沙地带。
我领导中东和平进程
在英国外交部。
我成为了撰稿人
为英国外交大臣。
我会见过亚西尔 阿拉法特 (注：巴勒斯坦领袖)。
我同萨达姆的外交官们
在联合国谈判过。
后来，我去了喀布尔
在塔利班失势后的阿富汗服务。
我用C-130运输机
旅行
去探访在深山中
躲藏的军阀们
同他们谈判
关于我们如何在阿富汗消灭基地组织，
我身边都是特种护送部队，
他们自己，都必须有一个排的皇家海军护航，
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是那很刺激，很好玩。
真的是很有趣。
他们是精英，
不可思议的紧紧团结在一起的一群人。
我事业的顶端，事实证明，
是我被派遣到纽约的时候
我曾在德国，挪威，
还有其他很多地方服务过，
但是我被派遣到纽约
作为英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安理会
我的责任是中东，
也是我的专长。
在那里，我处理类似
中东和平进程，
洛克比事件 (注：发生在苏格兰南端小镇的事件)--
如果你感兴趣，我们以后可以谈一谈--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的责任是伊拉克
和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以及我们对伊拉克的制裁
以迫使它解除这些武器装备。
我原是英国的首席谈判代表
在这个议题上，
我沉浸在这个事件中。
无论如何，
我的旅行--是非常非常令人激动的。
我是说它是非常戏剧化的外交。
我们经历了好几次战争事件
当我在纽约的时候。
我代表我的国家
在安理会上协商一份决议
（这份决议）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二日
谴责前一天的攻击 （注：911事件）
这件事当然深深地为我们展现了
在那个时候真正生活在纽约的情形
算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
那种经历。
我过着高品质的生活。
尽管我工作时间长，
我住在联合广场的豪华公寓中。
我是纽约市中一名单身的英国外交官；
你可以想象那意味着什么。
（笑声）
我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但是在二零零二年，
当我的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决定我不想回到
那份在伦敦等待着我的工作。
我决定休假
实际上，在新学院大学，布鲁斯。
早期时，说不清楚的情况下，
我意识到有些事情不对劲
关于我的工作，和我自身。
我精疲力竭，
我的理想也破灭了
从某种方式上说，我并不知道为什么。
我决定花些时间在工作之外的其他事情上
外交部很慷慨。
你可以享受这些特殊不带薪假期，他们这么说，
但是仍然属于外交服务的一份子，只是没有具体的工作。
我很好。
终于，我决定
采取借调加入了联合国在科索沃的机构，
也就是那时在联合国的管理之下。
在科索沃发生了两件事，
又一次，
显示了人生的不确定性，
因为这些事后来成为
我生命中的两个支点
帮助我到达下一个人生阶段。
但是，那都是很随机的事情。
一件事是，在二零零四年的夏天，
英国政府，有点不情愿地，
决定要展开对
在伊拉克战争中
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的正式调查，
这是个很有限的议题。
我秘密地为那个调查作证。
我一直精通于伊拉克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情报，
我对此次调查的证词阐述了三件事：
即，政府夸大了那些情报，
从过去这些年来我所得知道的看来这很清楚。
当然的，我们自己内部的评估很明确地指出
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不对其邻国构成威胁，更不用说对我们了。
其次，政府忽视了除了战争以外的所有可行的替代方案，
从某种角度说
这更加可耻。
第三个原因，我就不说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所做的证词，
也给我自己带来了危机。
我将要做的事。
这次的证词深深地批判了我的同僚们，
部长们，照我看来，
正是他们的错误导致了这场战争。
同时，我也身处危机之中。
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我呻吟着，我徘徊着，
我同和我一起受煎熬的妻子一同坚持了下来，
终于，我决定从英国外交部辞职。
我感觉到--就好像艾尔帕西诺的电影“局内人”，你们可能看过那部电影，
他回到CBS
他们（CBS）对烟草公司内部人员决定使得他很失望，
然后他说，“你知道，我不能再干了。有些事不对劲。”
这就好像我一样。我很喜欢那部电影。
我感觉就是有些什么东西不对劲。
我不能再同我的外交部长
或者我的首相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像我原先所做的一样让他们高兴。
那感觉像飞跃起来
跳过悬崖的边缘。
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也不愉快。
我开始觉得失落。
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停止；
我依然觉得失落。
但是，从某种方式上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
从某种方式上说，我甚至有点
更喜欢这种感觉。
比起我真正站在悬崖边
不知所措。
在科索沃发生的第二件事，
不好意思，我要喝点水。
在科索沃发生的第二件事，
是关于获得一个答案，
我也不能回答的答案，
那就是，“我要如何度过我的人生？”
我热爱外交。
却没有一份职业。
我期望我的整个人生都是一名外交家，为我的国家服务。
我希望成为一名大使，
我的导师们，我心目中的英雄们，
那些到达事业的顶峰的人们，
我现在却要舍弃这一切。
我的很多朋友还在其中。
我的养老金也在。
我却将它舍弃了。
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那一年，在科索沃，
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二零零四年三月，可怕的骚乱
遍布科索沃全部省份--那时的--科索沃
十八个人被杀害。
那是场混战。
无政府状态是很可怕的，
明知警察们，军队们--
很多的部队驻扎在那里--
却不能够阻止蜂拥到
街道上的疯狂暴民。
阻止那些冲到大街上的暴民的唯一方式是
他们自己决定停下来
当他们觉得烧够了，杀够了
那真不是什么美好的感觉，我亲眼看到了
我经历了这一切。我亲历了那些暴民。
同我的阿尔巴尼亚朋友们，我们试着去阻止，我们却失败了。
那次骚乱教会我一些事情，
不是很明显，也算是个复杂的故事。
发生骚乱的原因之一--
那些骚乱，已经持续了好几天，--
是因为科索沃人们
未来的公民权被剥夺了。
当时有个关于科索沃未来的
外交谈判，
科索沃政府，更不用说科索沃人们，
都没有实际地
参与到这些谈判中。
整体看似优良的外交系统，
这次关于科索沃未来的谈判过程，
科索沃却没有参加。
可笑的是，他们感到很沮丧。
骚乱是体现沮丧的一部分。
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生活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单一的故事。
那是个复杂的事情，
我并不是要假装它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简单。
但是，那是原因之一。
那给了我一个启发--
或者更准确得说，
给了我妻子一个启发。
她说道，“你为什么不帮助科索沃呢？
你为什么不在外交上帮助他们的政府呢？”
科索沃不允许有外交服务。
他们不允许有外交官。
他们不允许有外交部
帮助他们处理这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后来，这成为了众所周知的科索沃的最终地位进程。
这个想法就是这样来的。
那就是后来成为独立外交家的原始想法，
是世界上第一个外交事务咨询团体
而且也是非营利的。
它开始于我飞回伦敦
在科索沃的联合国任期结束后。
我飞回后，在同科索沃的首相晚餐时，我对他说，
“看，我提议我来给你当外交参谋。
我很了解这个领域。我就是做这个的。为什么我不来帮助你呢？”
他举起他的葡萄酒酒杯跟我说，
“好，卡恩。来吧。”
于是我来到了科索沃
为科索沃政府出谋献策。
独立外交家最终帮助了三位科索沃首相
和科索沃多党派的谈判。
科索沃独立了。
独立外交家也从此在世界上五个外交中心
建立起来了，
我们帮助咨询了七到八个
不同的国家，政治团体，
根据你如何定义他们--
我不太注重定义。
我们给予北塞关于如何统一它的岛屿的建议。
我们为缅甸反对派做咨询，
一个苏丹南部政府，
你可能第一次听说他们--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将成为一个新的国家。
我们给波利萨里奥阵线西撒哈拉提建议，
他们为他们的国家
同摩洛哥而战
夺回34年的被剥夺的领土。
我们帮助多个岛国谈判气候变化
将会在哥本哈根达到
高潮。
这里也有随机性
因为，当我开始成为一名独立外交家时，
我参加了英国上议院的聚会，
真是很有趣，
我就这样拿着酒杯，但遇见了
站在我后边的人
我们开始谈话，他说道--
我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
我很隆重地告诉他
我要在纽约成立独立外交家。
那个时候，只有我，
我和我的妻子准备搬去纽约
他说道，“为什么你不来看看我在纽约的同事们呢？”
结果是
他为一家叫？如果!的创新公司工作。
你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听说过。
于是一件事引向了另一件事，
我最后在
纽约的？如果！公司工作，
当我开始独立外交家的时候。
看到？如果！
为箭牌发明了一种新的口香糖口味
或者可乐的新口味
实际上帮助我想到
新的外交策略，为科索沃
为西部撒哈拉。
我开始意识到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做外交，
外交，就好像做生意，
是个解决问题的经营，
虽然在外交中不存在创新这个词；
这一切都是零和游戏以及现实政治
以及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元老型机构
和他们一直处理事情的方式。
独立外交家，今天看来，
尝试将我在？如果！学到的一些东西整合起来。
我们都在一间办公室，同办公室内的其他人大吵大嚷。
我们都在小型笔记本上工作，试着用移动桌子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我们用天真的专家们
他们可能对我们面对的国家一无所知，
但是他们可能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
尝试将新的想法注入
到问题解决中
这正是我们尝试传达给客户的。
这并不简单，因为我们的客户，按定义来说，
都在外交上困难重重
我不知道，
从中的一些经验教训，
个人的，政治上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同样的。
从个人角度上说，
就是从悬崖上摔下去
这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我向你们推荐。
在你的人生中这么做一次实际上挺好
只是将一切舍弃再跳跃。
第二件事是关于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更大的教训。
独立外交家是趋势的一部分
它正在世界各地兴起，势不可挡，
世界正在瓦解。
国家跟它以往的意义相比，已经少了很多，
国家的权利也在下降。
那意味着其他东西的权利在上升。
那些是被称为非国家的东西。
它们可能是大公司，
它们可能是黑手党，它们可能是好的非营利性组织，
它们可能是任何东西，
任何数量的东西。
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复杂更加支离破碎的世界中。
如果政府缺乏影响问题
的能力
从而影响到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
那么意味着，接下来谁将来面对它们，
谁来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来面对它们？
我们。
如果它们做不了，谁将去解决？
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现实。
那就是
这些将不能再被说成是足够好的，
国际关系或者说全球大事，
或者是索马里的混乱，
又或者是在缅甸发生的事情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可以把这些交给政府来处理。
我能够将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用六度分离法
同索马里的青年保卫兵联系起来。
待会儿再问我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吃鱼，很有趣的是，
那就是一种联系
我们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不仅仅是汤姆 弗莱德曼，
这实际上可以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件证实。
那意味着，除了要你们的政治家们处理事情，
你们得自己处理事情。
独立外交家算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不严密的例子。
没有完美的例子，但是有这样一个例子：
世界运行的方式正在改变
我过去工作过的地方也在改变，
联合国安理会也在改变。
联合国成立于一九四五年。
联合国宪章基本上
适用于阻止国家间的冲突--
利益冲突
今天，联合国安理会
百分之八十的日程
都是国内的冲突，
牵扯到非执政党--
游击队，分离主义分子，
恐怖分子，如果你们想这么称呼他们，
他们是非政府的，非正式国家的人们。
那就是现今这个世界的状况。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
当我回顾我在安理会的时光
科索沃所发生的事情，
我意识到通常
那些最直接受
我们在安理会所作的决定的影响的人们
却不在那里，却没有受到邀请
在安理会发表他们的观点，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修正这个。
所以，我开始了传统的方式。
我和我在独立外交家的同事们
走访了联合国安理会
我们拜访了七十个联合国会员国--
哈萨克人，埃塞俄比亚人，以色列人--
你可以一一列举，我们拜访了他们--
联合国秘书长，他们所有的人，
都说，"这不对
你不跟那些直接有关系的人们探讨是很糟的。
你应该建立一个系统
你可以真正邀请科索沃人
前来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使得你告诉我--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是怎么想的。
它太棒了。你们可以互换。
你可以将这些人的观点整合进你的决定中，
这样你的决定变得最有效，最耐用。“
完美的逻辑，你可能这么想。
我说，这个想法太棒了。很明显的，任何人都能做到。
当然，每个人都懂了。每个人都说，”对，当然得，你绝对正确。
六个月后
回来吧。“
当然，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人做任何事情
安理会还是老样子
今天做事的方式同
以往的方式一模一样，
同我十年前在那里的时候一样
我们看着
这次的失败，
想着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我想到，如果我
将我的余生用于
游说于这些政府
我会累死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自己举办这些会议。
现在，独立外交家
正在筹备在联合国安理会
和充满纠纷的党派之间
的会议
在安理会日程上的会议。
我们带来了
达尔富尔反政府组织，
北塞普勒斯人和南塞普勒斯人，
来自亚齐省的叛军，
还有造成世界混乱冲突的
一份长长的名单。
我们打算将各党派带到纽约
在一间安静的房屋做下来
没有媒体的私下面谈
同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成员们
好好谈谈他们想要什么，
联合国的安理会成员们也来谈谈
他们想要什么。
这样一个真实的谈话，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谈话。
当然，描述这些，
任何对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相当相当的困难，
我完全的赞同。
失败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高，
但是并不是不可能发生
如果我们尽力促使它发生。
我的政治观点完全改变了
从我是一名外交家到今天的我，
我认为结果是重要的，而不是过程，
坦白的说，也不是科技。
宣讲技术
所有伊朗示威的Twittering成员
现在正在德黑兰的政治监狱里，
那里内贾德依旧掌权。
在伊朗，科技不再传达政治变革。
看看结果，你会对自己说，
”我能对造成这样的结果做些什么吗？“
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政治。
从某种方式上说，独立外交家
呈现出了那些正在发生的我们身边的
那些片断，那些改变。
那就是我的故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