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大家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什么地方出错了？”
不仅仅是这次的疫情，
还有我们的公民生活。
是什么使我们陷入了两极分化， 满怀恶意的政治时代？
近几十年来，
胜者和败者之间的鸿沟加深了，
荼毒着我们的政治，
分化着我们。
这种鸿沟一部分是关于不平等的，
但是也与随之而来的
对输赢的态度有关。
身处顶层的人们
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 来自于自己的努力，
也是对他们价值的衡量，
而那些失败的人， 则只能责怪他们自己。
这种对成功的思考方式
来自于一种看似很有吸引力的原则。
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
那胜利者就应该得到奖赏。
这就是精英理想的核心。
当然，在实践中， 情况远远不是这样。
并不是所有人 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贫困家庭出生的孩子长大后 往往还会继续贫穷。
富裕的家长能够把自己的优势 转移给他们的孩子。
例如，在常青藤联校里，
来自最顶尖 1% 家庭的学生数量
比所有来自后 50% 家庭的 学生总数还要多。
但是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辜负了
我们宣称的精英原则，
而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 本身就有缺陷。
它有它黑暗的一面。
精英政治侵蚀着共同利益。
它导致了胜利者的傲慢，
和失败者的屈辱。
它也鼓励了成功者深深沉迷于 自己的成功，
以至于忘掉了一路上 帮助到他们的好运气。
同时也导致了他们看不起 那些比自己不幸，
比自己更缺乏资格的人。
这对政治领域来说非常重要。
造成民众强烈反对的最有力原因之一，
是许多工薪阶层感到 精英们瞧不起他们。
这是一种合理的投诉。
即使全球化带来了不平等加剧
和工资增长的停滞，
它的支持者也为工人们 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如果你想在全球经济中 竞争并取胜，
那就去上大学。”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有志者，事竟成。”
但这些精英忽略了 此建议中隐含的侮辱。
如果你不上大学，
如果你不适应新经济，
那么你的失败就是你自己的错。
这就是我说的暗示。
所以难怪许多工人反对精英制度。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重新考虑 公民生活中的三个方面。
大学所扮演的角色、
工作的尊严，
和成功的意义。
我们应该重新考虑
大学作为机会仲裁者的作用。
对于每天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打交道的我们，
很容易忘掉一个简单的事实：
大多数人没有四年的大学学历。
实际上，是接近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没有。
所以，创造一个使大学文凭成为
获得体面工作和生活的 必要条件的经济体系
是十分荒唐的。
鼓励人们去上大学是一件好事。
扩大对负担不起 大学学费的人们的录取
则更值得鼓励。
然而，这并不是 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
我们不应该专注于 武装人们对抗精英体制，
而是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
如何帮助没有文凭， 但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
改善生活。
我们应该更新 “工作的尊严”的概念，
并把它放在政治工作的中心。
我们应该记住， 工作不只是为了谋生，
也是对共同利益的贡献
并赢得相应的认可。
半个世纪前，罗伯特·肯尼迪 对此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概括：
共同利益、共同团体、 共享爱国主义。
这些核心价值不仅仅来自
大家一起购买和消费物品，
也来自有尊严的工作和
可观的收入。
这样的工作让我们 可以充满自豪的说：
“我为建设这个国家出了力，
我参与了伟大的社会公共事业。”
这种公民情感
在如今的公共生活中严重缺失。
我们经常假设人们的收入
是他们对共同利益所做贡献的衡量。
但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误解。
马丁·路德·金曾经解释过为什么。
回顾在他被刺杀之前，
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发生的
卫生工作者罢工事件，
他说：
“说到底， 那些为我们清理垃圾的人，
和医生一样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
疾病会更猖獗。
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尊严。”
今天的疫情更说明了这一点。
它揭示了我们多么依赖
那些我们经常忽略的劳动者：
配送工人、
维修工人、
杂货店店员、
仓库工人、
卡车司机、
护士助理、
育儿工作者，
和家庭护理员，等等。
这些并不是收入最好 或者最受敬仰的工人。
但是现在，我们将他们 视为必不可少的工人。
这是一个重要时刻，
可以公开探讨 如何让他们的工资和认可度
与他们工作的重要性相匹配。
现在，是时候进行道德， 甚至精神上的转变，
并质疑我们的精英主义傲慢了。
“我在道德上是否配得上 那些使我迅速成长的才能？”
“我生活在一个
珍惜我所拥有的才华的
社会中吗？”
“还是说，我只是运气太好？“
“坚持我的成功是我应得的这一想法，
使我很难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
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的作用
会催生一定的谦卑。
“是良好的出身、上帝的怜悯
和命运的眷顾，
才让我拥有了现在的一切。”
这种谦卑的精神
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公民美德。
这是我们从苛刻的，
将我们分裂的成功道德理论 走回正轨的开始。
它为我们超越价值的暴政，
走向一个少些怨恨，多谢包容的 公共生活指出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