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药品？调查过时的美国专利制度

在 2006 至 2016 年间，美国颁发的药品专利数量翻倍——但这却不归功于发明或创新的激增。药企已经掌握如何将专利制度玩弄于股掌间。并非为新型药物，而是为现有药品的小改进积累专利，这让那些药企能够形成垄断，阻止竞争者进入，以此来抬高药价。健康公平律师普里蒂 · 克里希特（Priti Krishtel）阐明了我们是如何忘记了专利制度的初衷——同时提出了重新设计专利制度的 5 个改革方向，再次让其成为服务公众、挽救生命的制度。

对我丈夫而言，
他是一见钟情。

（笑声）

当时发生了这么件事。

几年前，鲁迪，

当时一直被我严格定义为
朋友关系的这个人，

来到我家，遇见了我父亲，

一位将一种新药推向市场后

刚退休的药物研发科学家。

我父亲说：

“啊，你可能从没听过这种病。

这药是针对 IPF 的，

特发性肺纤维化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鲁迪沉默不语了一阵，
之后说道，

“这是在 15 年前
夺走我父亲生命的疾病。”

鲁迪说那是他
陷入爱情的瞬间——

（笑声）

爱上我父亲的瞬间。

（笑声）

尽管我父亲的发明
没来得及拯救他父亲的生命，

但他觉得命运已经给了
我们一个完整的瞬间。

在我家，我们对父亲的发明
都情有独钟。

尤其对他申请到的专利们，
有着崇高的敬意。

我们家有面墙上
挂着都是裱好的专利证书。

而且在我家，我们有一个共识：
至今我能做到的一切——

大学、法学院
和健康公平相关的工作——

所有的这些
都是因为美国使我父亲得以

充分发挥作为一个发明家的潜力。

（掌声）

去年，我第一次见到了

美国专利局局长，

从弗吉尼亚的那个办公室里，
我给家人发了一张自拍。

（笑声）

我收到了好多表情符号的回复，

会让你误以为我遇到了碧昂斯。

（笑声）

然而真相是，

我之所以会在那里
实际上是为了探讨一个问题——

我们过时的专利制度
是如何以生命为代价

助长了高昂的药物成本。

如今，超过 20 亿人
没有渠道获得所需药物。

在这场全球危机中，

包括相对富裕的国家在内，

药品价格飙升。

在过去 5 年，
3400 万美国人因此失去了

家人和朋友，

不是因为无药可救，

而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

上升的药物成本正把
无数家庭逼向无家可归，

老人们几近破产，

还有家长们为
身患重病的孩子们众筹治疗。

造成这场危机的因素有很多，

但其中一个因素，
是我们过时的专利制度，

这个美国尝试
出口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制度。

这一专利制度的本意

是通过给予一个限时垄断的机会

来激励人们发明创造。

但如今，那个本意
已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企业们有整个律师和说客团队，

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
尽可能延长专利保护时限。

他们让专利局忙得团团转。

美国专利局花了 155 年的时间

来发行其首个 500 万美元的专利。

它又花了 27 年的时间
来发行下一个 500 万美元的专利。

我们还尚未变得更具发明力，

但那些企业们却已开始
玩弄这个体系。

药品专利激增——

在 2006 至 2016 年间，
专利数量翻倍。

但思考一下：

绝大部分获得新药专利的药物

并不新。

几乎 10 中有 8 的药品
是现有药物，

例如胰岛素和阿斯匹林。

我的组织，
一个由律师和科学家构成的团队，

近期针对美国最畅销的 12 种药物
展开了一个调查。

我们发现，

每一种药物
平均有 125 项专利存档。

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知道如何做的事情，

例如把两个药片混合成一个。

一个企业的专利墙筑造得越高，

其垄断地位便可维持得更久。

何况没有竞争对手，

他们可以拍着脑袋随便定价。

外加产品是药品，

而非名牌手表，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掏钱。

专利墙是阻碍竞争对手
进入市场的一个策略。

不是美国专利制度创始人

当初设想的最多 14 年，

也不是现在法律允许的 20 年，

而是 40 年，甚至更多。

同时，那些药物的价格
还在继续增长——

自 2012 ， 68% 的增速。

这是货币通货膨胀率的 7 倍速。

人们在挣扎，甚至奄奄一息，

因为他们买不起药。

现在，我想要澄清一下。

这并不是意味着
把制药行业看作是坏人。

我现在所说的是

我们为进步而创立的制度

是否真的在起这样的作用。

当然，制药企业在玩弄这个制度，

但他们玩弄，是因为他们可以，

是因为我们未能让这个制度

适应当代的现实环境。

政府现在正在发放

最具价值的一个商业奖励——

创造一个
能免于竞争的产品的机会——

并且对我们要求的回报越来越少。

想象为同一本书的一位作者
颁发 100 项普利策奖。

（低语）

这并非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现代专利制度

来满足 21 世纪的社会需求。

为了做这件事，

我们需要重新设想专利系统
服务公众使命，

而非仅仅让企业获利。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

五个改革。

首先，我们需要
减少专利发放数量。

回顾肯尼迪政府，

为制约药品价格飞涨，

田纳西州的一名国会议员
提出了一个想法。

他说，

“如果你想要微调药品成分，

从而给药品再另上一个专利，

改良版本的药品在病人身上

必须呈现显著增强的治疗效果。

当时因为激烈的游说，

这个想法从未能被通过。

但是对专利制度的重构

能够让曾经那个简单却优雅的提议
重见天日并发展演变。

为了获得一个专利，

你必须发明
和现有解决方案相比

实质上更好的一些东西。

这不应该成为一项争议。

作为一个社会，

我们为大胆的想法
保留丰厚的奖励。

我们不会给只是微调食谱的厨师们
颁发米其林星级——

而是给那些改变我们
对食物的思考的厨师们。

然而我们
却因一个微乎其微的改变，

发放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专利。

是时候提高门槛了。

第二，

我们需要改变专利局的财政激励。

现在，专利局的收益

是与授予的专利数量直接相关的。

就好比私营监狱
收更多钱，来关押更多人——

自然而然导致更多监禁，

而非更少。

对于专利而言，同样。

第三，我们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

现在的专利制度就像一个黑匣子。

这是专利局和行业之间的
一个双向沟通。

你我从未被邀请参与。

但设想，

如果专利局变身为
一个市民学习和创造力的活跃中心，

其雇员不局限于技术专家与官员，

也将把对科学充满热情的，

很棒的公共卫生故事讲述者纳入其中。

常规市民因此能接触到

复杂的技术——

例如人工智能，或基因编辑——

从而让我们能够加入到

直接影响我们健康和生活的
政策对话中。

第四，

我们需要有上诉的权利。

当前在美国，专利被授予后，

公众没有法律地位。

只有那些有着商业利益的，
通常为另一个药企，

才有有上诉权利。

但我亲眼见证过
当每位市民有权利上诉时，

生命能如何被挽救。

在 2006 年，印度，

我的组织
和病患拥护者们携手

在法律上挑战不公平的
艾滋病（HIV）药物专利。

因为药品标价不合乎常理，

曾一度让大量患者垂死挣扎。

我们通过不懈努力最终
使得药品价格

下降 87% 。

（掌声）

只是 3 种药物，

我们便能为整个医疗卫生体系
节省 5 亿美元。

诸如此类的案例
能够拯救上百万的生命

和数十亿美元的开销。

想想一下，倘若美国的普通市民
同样拥有上诉权利会如何。

最后一点，
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监管。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
以公共倡导者身份服务的独立部门，

对专利局的活动进行定期监察

并向国会汇报。

如果这样的一个部门曾已存在，

它本能早早地揪出
例如一家名为 Theranos 的硅谷公司，

在这家公司为其血液检测技术
申请如此之多专利，

公司市场估值达 90 亿美元前，

然而事实是

这其中没有丝毫的发明创造。

这样的问责制度将变得
越来越迫切。

在我 23 岁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问我很多重要的问题：

企业是否可以申请专利

并且贩卖我们的
遗传信息和患者数据。

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

我们需要加入这场沟通。

为开发新型疗法，
我们的个人信息正在被使用。

当负面诊断结果降临的瞬间，
于我和我的家庭，

或是你和你的家庭，

难不成我们别无他法，只能众筹
来医治我们所爱之人的生命吗？

这不是我想要居住的世界。

这不是我想要我 2 岁儿子
生活的世界。

我的父亲正在慢慢变老，

但他仍旧如往常一样
低调、有才华，而且注重道德。

有时人们问我们
我俩是否经常因不同身份而针锋相对：

一个持有专利的科学家父亲，

和一个支持专利改革的律师女儿。

对于这个问题，
存在着一个很深的误解。

因为这与
科学家 vs. 活动家无关，

与发明 vs. 保护无关。

这关乎于人，

我们对发明的追求和生存的权利。

我和我父亲都深知
我们的创造力和尊严

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是并肩作战的。

现在是时候考虑重构一个专利制度

来体现我们的深刻理解了。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