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国家通往安全之路

民主顾问瑞秋·克莱菲德（Rachel Kleinfeld）认为，在拥有高程度不平等和政治两极化的中等收入民主国家，死于暴力的可能性比在战乱国家还要大。暴力性质的历史性转变赋予了常规选民一个新的机遇——成为改变社会不平等现状的主力军。在这次令人眼界大开的演讲中，克莱菲德揭露了暴力的成因，并提出了帮助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恢复安全的方式。

想象一个你梦想中的假期。

也许你十分想去里约的狂欢节，

或者只想在墨西哥的沙滩上闲逛，

又或者跟我一起去
新奥尔良的爵士音乐节。

现在，想象一些

不那么令人开心的画面，

一个世界上最暴力丛生的地方。

大家和我想的是同一个地方吗？

巴西是如今世上最动乱的国家之一。

过去三年里丧命于此的人

比在叙利亚的还多。

而在墨西哥，
过去十五年里死亡的人

比在伊拉克或阿富汗的还要多。

在新奥尔良，人均死亡率

高于战火不断的索马里。

事实上，死于战争的人数

只占全世界因暴力死亡的 18%。

如今，如果你生活在
拥有高程度收入不平等

与严重政治极端化的

中等收入民主国家，

你更可能死于暴力而不是战争。

全世界暴力活动最频繁的
五十个城市中，有四个在美国。

从历史层面来讲，
暴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但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机遇。

因为很少有人
能做些什么来终止战争，

民主社会中的暴力
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即使选民占这个问题中
很大的一部分，

我们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现在我就职于一个智库——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在这里，我为政府提供
对抗暴力的相关建议。

但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是，

大多数决策人还未意识到
如今暴力所发生的改变。

他们仍然相信
最严重的暴力发生在战乱国家

或者处于极端贫穷，弱势，

以至于不能战胜暴力
和控制犯罪的地方。

这些也曾是我的猜想。

但如果你看看世界上
那些最暴力的地方，

你会发现很多疑点。

他们有些处于战争中，

有些是真正衰落的国家。

暴力在这些地方十分令人恐惧，

但是这些地区的总人口也少，

所以只会影响少数的人。

接着是南非、巴西、委内瑞拉。

这些地方并不贫穷，

也许只是国力较弱。

我和我的实验助手
根据是否能成功

履行世界银行项目，

和能否给公民提供公共服务
列出了一些地区。

如果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

如果能给公民提供卫生和电力、

疫苗接种，

你将被列于右上方的区域里。

然后我们用一幅

标记了记者被杀害地点的地图将其覆盖。

有些命案发生在脆弱的国家，

但极多的记者在那些

有足够能力保护他们的地方遇害。

我去过世界上每一个安定的大陆，

比较过那些经历过战乱并恢复的

和还未经历过战乱的地区，

并从中发现了一种规律。

我称它为“特权暴力”，

因为它发生于有少部分人

想要掌握无节制的权力的

极度不平等的民主国家。

如果他们觉得
这些政策不能被选民认同，

那他们有时可能就会
寻求暴力分子的帮助。

贩毒集团会资助他们的竞选。

有组织的犯罪分子
能帮助他们获得投票。

帮派能压制投票。

他们还以随意作乱的权力作为交换，

暴力因此而滋长。

以委内瑞拉为例，

如果以人均死亡率为标准，

这里就是世界上最动荡的国家。

二十年前，当今政权
从正当选举中获得权力，

但他们不想冒失去权力的风险。

于是他们向一个叫“集体党”的帮派求助。

这个帮派被指派去搞定政府的投票，

并强迫一些地区的选民给此政权投票，

并迫使反对派的选民无法参与投票。

作为交换，他们将拥有控制权。

而一旦罪犯拥有控制权，

警察和法庭就无法履行职责。

所以特权暴力的第二阶段

就是法庭和警察的权力被削弱，

政客使财政预算政治化，

随意雇佣和开除某些人，

这样他们和与之勾结的暴力组织
就能免受牢狱之灾。

于是很快，好的警察都离开了，

剩下的警察很多都变得冷酷。

一开始，他们大多都秉行绝对的正义，

支持处死那些很可能
会被腐败法庭宽恕的毒贩。

但渐渐地，他们中最坏的那部分人
意识到，这样做并不会

让他们从与他们同谋的政客
那里得到回报，

所以他们开始为自己谋利。

在委内瑞拉，几乎三分之一的凶杀案
都发生在安保服务业。

世界各地的贫穷群体
受暴力影响最深，

但他们几乎从不向这些
欺凌弱小的警察寻求帮助。

所以他们往往组成义务警团。

但让一群十八岁男孩武装起来，

很快他们就会被移交给帮派。

随后更多的帮派和黑手党加入进来，

他们提出能保护人们免受罪犯

和警察的伤害。

与国家政府不同，

罪犯通常通过收买取得其正当性。

他们做慈善，解决争端。

有时甚至修建补助房。

特权暴力的最后一个阶段是，

普通民众也开始
实施相当一部分的谋杀。

酒吧斗殴和邻里间的争执变得致命，

同时暴力成为一种正常现象，

也不再有对这些事件的处置。

在外人看来，
这种文化是堕落的，

好像这些人的本性坏到了极点。

但如果当地政府玩忽职守，恃强凌弱，

每个国家都可能变得这样暴力。

其实这样说也不完全正确——

达到这种程度的
暴力统治还需要一步。

还需要主流社会

忽视这个问题。

你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这种程度的暴力是无法忍受的，

但其实像你我这样的人
对这类事件的忍受度是很高的。

因为世界上的每一个社会，

即使是最暴力的那些，

当地的暴力活动也都是高度集中的。

它发生于生活在
城市衰败那一边的人们中间，

这些人很贫穷，
通常为有色人种。

通常来自被边缘化的群体，

属于那些主流社会与之区分的群体。

暴力是如此集中，

以至于当形势偏离常规时，
我们会感到惊讶。

2001 年，
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一名大学毕业的白人实习生

在前往华盛顿西北部徒步后失踪。

关于她的案件的报道
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

同一年，在城市的另一边，

每隔一天就有一名黑人被杀害。

大多数这样的案件
却从来没有上过报纸。

中产阶级靠钱来远离暴力。

比如住在更好的社区，

有些人还付钱请安保。

我们还告诉自己，

大多数被杀害的人

可能自己就参与了犯罪。

我们相信有些人就是活该被杀害，

而好人允许自己生活在

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

我们允许自己这样做。

因为，毕竟，
除此之外你还能做什么？

事实上，能做的还有很多。

因为当今的暴力大多数不是源于战争，

而是民主制度下的腐败政治，

常规选民是制造改变的主力军。

回想波哥大（哥伦比亚首都）的转变。

1994 年，哥伦比亚即将上任的总统

遭到揭发：其选举筹款中

有数百万美元是来自卡利贩毒集团，

首都被帮派和非法军事组织占领。

但忍无可忍的选民们
战胜了狂暴的党派，

并把三分之二的选票投给了

一个独立的参选者，

这足够让问题得到解决了。

市长莫茨库斯上任的第一天，

警察甚至都不想
向他简要汇报凶杀案情况，

他问警察为什么，
他们只是耸耸肩说，

“不过就是罪犯互相残杀罢了。”

腐败的市政府

想给警察更多
实施暴行，免受刑罚的权力。

这是一种在世界上广为使用的策略——

政客只想要做出严惩罪犯的样子，

但其实并不想改变现状。

调查显示，这在全世界
都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如果你把很多的轻罪罪犯关进

通常已经人满为患的监狱，

他们会互相学习并且变本加厉，

他们从掌控监狱开始，
进而掌控街道。

相反，莫茨库斯坚持要求警察
开始详细调查每一宗死亡案件。

他与右翼市政府相抗争，

并放弃了使用特警队的策略。

他还与左翼联盟抗争，

解雇了数千名欺凌弱小的警察。

正直的警察终于可以自由履行职责。

随后莫茨库斯挑战其公民。

他要求中产阶级停止搬离城市，

遵守交通规则，

要表现得像是他们在共同承担
这座城市的命运一样。

他要求穷人在
人身安全受到巨大威胁时，

坚持履行社会规范，反对暴力。

他要求富人
自愿多缴纳百分之十的税。

六万三千人这么做了。

在莫茨库斯长达十年的
两个任期的末尾，

波哥大的凶杀案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观众：喔！

（掌声）

生活在最暴力地区的人们，

不管是在哥伦比亚还是美国，

都可以创造巨大的改变。

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放弃这样的观念：

有些生命的价值
就是不如其他的生命，

有些人活该被强奸或杀害，

因为毕竟，他们做了某些事情——

偷窃或是其他事情——
让他们进了监狱，

他们罪有应得。

这种对人性的蔑视，

一种连我们自己
都不太会承认的蔑视，

正是这种恶性循环产生的原因。

正是它，让里约帮派战争中的

子弹深嵌在了
正在附近的攀玩架上玩耍的

两岁小姑娘的头颅里。

正是它，让在佐治亚
追踪着冰毒贩卖者的特警

把闪光弹扔进了
一个小男孩的摇篮里，

炸弹在他的脸旁边爆炸，
造成了他的终生残疾。

事实上，大多数暴力

在错误的时间，发生在

生活于城市衰败一侧的人们身上，

他们当中有些人

来自我们认为和我们不同的群体。

有些人做过可怕的事。

但减少暴力应该从
珍视每个人的生命开始，

不仅因为这是正确的，

也因为只有当我们能
至少按正当程序珍视每个人的生命，

我们才能创造出让每个无辜生命
都安然无恙的社会。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

如今，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是超越国家间战争的主要暴力来源。

不平等造成暴力的原因有很多，

但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任由自己

与城市另一边发生的事情划清界限。

我们当中从这些系统获益的

中产阶级或富裕阶层，

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做出改变。

我们需要缴纳足够的税，

再要求政府在其他小孩的学校里
安排优秀的老师，

要求训练有素的警察去
保护其他人的社区。

但当然，如果政府
从中贪污或助长暴力，

这么做依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因此我们还需要更优秀的、
动机更善良的政治家。

事实上，我们其实非常了解
减少暴力所需的措施，

比如在暴力现象最严重的地方

安插更多的警力。

但这样的政客通常并不能
被轻易地划分成左翼或右翼，

所以你需要非常诚实的、

能够随机应变的党派，

和能施行恰当措施的政治家。

同时，如果我们想要好的政治家掌权，

我们就需要开始尊重政治家。

对于对抗其他国家的特权暴力，
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最暴力的政权往往是因毒品所致，

他们通过纽约和伦敦的财政系统

通过房地产交易，

或者高端度假村

使获利看起来正当合法。

如果你吸毒，

你就得清楚了解整个供应链，

或者承认你宁愿给他人制造痛苦

来获取自身的快乐。

同时，我很希望看见这些度假村

和调查记者合作，

在免费 WIFI 或者游泳池的标记旁边

加上一个小小的标志——

一把小枪，

表示“洗钱犯罪可能发生点”。

（笑声）

（鼓掌）

但在此之前，

如果你在危险的国家订酒店，

无论在牙买加还是新奥尔良，

先提前在网上查一查，

看看能否找到该地点的
犯罪相关记录。

或者，简单一些，

支持那些

让我们的金融系统更加透明的立法——

比如禁止匿名企业所有权。

这些听起来可能都有些不切实际，

有点像回收罐头，

对解决问题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凶杀案的发生率
已经连续下降了好几个世纪。

因战乱导致的死亡人数也在持续下降。

在人们呼吁改变的地方，

死于暴力的情况就会有所下降，
从哥伦比亚到纽约都是如此，

从 1990 年至今，
杀人案已经减少了 85%。

事实是，暴力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但它不是一种常态。

它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一直在减少，
并且以后还可以减少得更快。

它是否能在下一个二十五年内
减少 25%，或是三分之一？

很多人相信这是可能的。

我相信所有孩子都可以
有父亲陪伴他们成长，

所有兄弟姐妹都可以

回归他们的家庭。

而这一切仅需一些小小的推动力。

只需要我们发自内心的关切。

谢谢大家。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