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举 Theranos，并对权力说出真相

2014 年，艾瑞卡•张（Erika Cheung）的发现最终帮助击垮了她的雇主 Theranos（血液检测初创公司）及其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尔姆斯（Elizabeth Holmes），后者声称自己发明的技术将改变医学领域。成为举报人的决定，为她带来了面对个人和专业阻碍时如何做出正确抉择的艰难一课。张女士以坦诚和谦卑的态度分享了她对权力说出真相的旅程，并提供了一个鼓励他人挺身而出，为所有人服务的策略。

七年前，我从伯克利大学毕业，

并获得了分子生物学
以及语言学的双学位，

然后我去了校园招聘会，

在招聘会上，我得到了
一个创业公司 Theranos 的面试机会。

在当时，

关于这家公司的信息
还十分有限，

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让人印象十分深刻。

重点就是，
这家公司在发明一个医疗设备，

能够完成全血检测，

只需要一滴指血就行。

这样的话，你就不必忍受
大针头扎在你手臂上，

来完成血液检查。

所以，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不仅因为它能减少疼痛，

而且，它也可能潜在地
打开了预测诊断的大门。

如果你有个设备，

能够进行更频繁且持续的诊断，

那么你就有可能在
某人患上疾病之前做出诊断。

该公司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尔姆斯
（Elizabeth Holmes）在《华尔街日报》上

发表的一篇采访中
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当今的医疗系统里，

当你关心的人生病了，

（大多数情况下）
等你发现病情的时候，

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

这很让人痛心。”

这就好像一个“登月计划”，
我真的很想参与其中，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认为伊丽莎白的故事

能这么吸引我，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曾经有人跟我说过，

“艾瑞卡，有这么两种人。

一种是一直能蓬勃发展，
另一种是只能维持生存。

而你，亲爱的，
现在只是能维持生存。”

在我上大学之前，

我们全家六口人一直
挤在只有一个卧室的房车里，

当我跟别人说，
我想去伯克利上学，

他们会说，
“我还想当宇航员呢。祝你好运！”

但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而且很努力，
并成功考进了伯克利大学。

但是说实话，第一学年
对我来说真的很有挑战。

我曾经是一个
连环犯罪案的受害者。

我曾在枪口下被抢劫，
被性侵犯，

在我被性侵的第三次，

引发了很严重的恐慌症。

那段时间， 我开始挂科，

最后退学了。

那时候，有人对我说：

“艾瑞卡，也许你不适合学科学。

也许你可以考虑其他选择。”

然后，我跟自己说：
“你知道什么？

如果我没能成功，
那就是没有成功，

但是我不能放弃我自己，
我要继续努力，

即使我不能成为那个最好的，
我还是要再试试，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很幸运，我坚持下来了，
我最终毕业了，拿到了学位。

（掌声和欢呼声）

谢谢！

（掌声）

所以，当听说伊丽莎白·霍尔姆斯
19 岁就从斯坦福大学退学

去开公司了，

而且创业非常成功，

对我来说，那就意味着，

你的背景根本不重要。

只要你肯努力工作，努力学习，

那就足以对世界产生影响。

对我个人来说，这意味着

我必须相信我的人生，

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
能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

转折点之一。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

当我收到这封聘书的时候，
我超级激动，

简直开心极了。

我终于有机会
为社会做些贡献了，

去解决我看到过的问题，

当我想到 Theranos,

我真的希望这将是
我为之工作的第一家，

也会是最后一家公司。

不过，我渐渐开始
注意到了一些问题。

我是从初级实验助理开始做的。

我们有实验室会议，

在会上，我们会审核数据，
以确认技术方法是否有效。

然后，我们会得到
像这样的数据集，

然后，会有人对我说：

“让我们去掉这些异常值，

然后看看它们是
怎么影响准确率的。”

那么，这里的异常值
都是什么呢？

哪一个是异常值？

答案是：你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对吧？

而删除这样一个数据点

则完全违背了我所已知的

科学探索过程的美好之处——

也就是，应该让数据
真实地反应事实真相。

在某些特定情境下，
这么做可能会很诱人，

就是为了肯定自己对故事的叙述，
把自己的故事强加在数据上进行解释。

而一旦你这么做了，
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这对于我来说，
马上就触发了一个危险信号，

并且不断与下一次的经历，

下一个危险信号叠加，

于是，我开始注意观察
临床实验室内部的情况。

临床实验室

主要用来处理病人的样本。

所以，在我处理
一份病人样本之前，

我要知道这个样本的浓度是多少。

在这份样本里， 病人的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tPSA) 浓度是0.2。

这是一个用来检测某人
是否患有前列腺癌，

或者是否有可能
患上前列腺癌的指标。

但是当我把这份样本放到
Theranos 的设备里检测的时候，

结果却是 8.9。

我又重新则了一遍，
结果显示 5.1。

而第三次的结果是 0.5，

从技术上来说
是在误差范围内的，

但是在这种情景下，
我该怎么办？

到底哪个结果是准确的？

而且，我见到这样的情况
不止一次了。

这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发生。

而且发生在很多
不同类型的检测中。

注意，这可是
一个已知浓度的样本。

要是我事先不知道浓度，

尤其是病人样本的浓度呢？

这种情况下，
我该如何相信结果？

所以，对我来说，
这就是最后的危险信号了。

这也正是我们需要
做测试的时候，

为了确认和证明

我们是否可以继续处理病人样本。

那么，监管部门是怎么做的？
他们会给你一份样本，

然后告诉你：
“通过你们正常的工作程序

对这份样本进行一次质量检测，

就像对患者进行正常检测那样，

把结果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会告诉你：
你通过了，还是失败了。”

所以，由于我们在
曾经一直用来检测

病人样本的 Theranos 设备上
看到了太多的问题，

我们当时采取的行动就是，

把样本拿到
有 FDA 认证的设备上去检测，

然后再把样本拿到
Theranos 的设备测试一遍。

猜猜发生了什么？

我们得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么你觉得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怎么办？

理论上，你会告诉监管机构：

“这项新技术显示的结果
和实际结果有差异。”

然而，Theranos 却提交了
FDA 认证设备得出的检测结果。

那这个信号对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甚至在你自己的企业里，

你都不相信你的技术
所产生的结果。

那么我们是如何
在这种“问题设备”上

运行病人样本的呢？

当然，你们知道，
我是个刚毕业的学生，

此时，我已经做过
各种各样的试验，

收集好了所有的证据，
于是我去了首席运营官办公室，

提出了我的担心。

“我在实验室看到了很多异常现象。

准确度好像不对。

我觉得我们对病人的检测有问题。

我对这些事情感觉很不好。”

而我得到的反馈是：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花钱雇你干什么，
你就要干什么，

就是说，你只需要
处理病人样本就好了。”

于是那天晚上，
我给我的一个同事打了电话，

泰勒·舒尔茨（Tyler Shultz），
他是我在公司里的朋友，

他的爷爷刚好也是
Theranos 的董事会成员。

然后，我们决定去他爷爷家。

在晚餐的时候对他吐露实情，

即公司跟他汇报的情况

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更不用说，

泰勒的爷爷是
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

美国前国务卿。

所以，你可以想象，
20 几岁的我

心中忐忑不已，不停自问，
“你这是要干什么？”

不过我们终究还是
在晚饭桌旁坐下了，然后说：

“当你认为他们已经采了血液样本，

并放进了这个仪器里，
然后会有个检测结果弹出来，

但事实却是，
在你走出房间的那一刻，

他们会把那些样本
拿到另一个房间去做检测，

那儿有五个人在待命,
他们会把这滴微小的血液样本分装到

五个不同的仪器里。”

结果，他对我们说：
“我知道泰勒很聪明，

你看起来也很聪明，

但事实是，我已经带来了
一群聪明的人，

他们告诉我，这个仪器将会
给医疗行业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所以，也许你该考虑干点别的。”

当时，这种情况
已经持续了大概有七个月。

于是，第二天我就决定辞职了。

这个——

（掌声和欢呼声）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我也不得不平静下来，

先进行一下
心理健康方面的自我检查。

我在实验室表达了我的担忧。

我跟首席运营官
提出了我的担忧。

我还跟一位董事会成员
提出了我的担忧。

而且，与此同时，

伊丽莎白已经登上了
美国各大主流杂志的封面。

所以这里有个
贯穿一切的主线，

就是我。

也许，我才是问题所在?

也许，有什么东西我没看到？

也许我才是出了问题的那个。

然而接下来，我的运气来了。

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记者
找到了我，

他就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

约翰•卡雷鲁（John Carreyrou）。

他说，他也已经从其他业内人士和

公司内部的员工那里听说了

对于 Theranos 检测设备的担忧。

在那一刻，我的脑海里
闪过了一个念头：

“艾瑞卡，你没有疯。

你不是疯子。

实际上，还有其他人跟你一样，

只是害怕站出来，

他们跟你一样看到了
同样的问题，有着同样的担忧。”

所以，在约翰揭露
Theranos 真相的

调查报告问世之前，

Theranos 已经决定对
所有工种的前雇员进行威胁，

包括我，

导致我们不敢站出来发声，
或者互相交谈。

这时候，对我来说，
真正可怕的是

它触发的一连串事件，

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他们在跟踪我，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也是因祸得福，

因为它迫使我打电话给律师了。

我很幸运——联系到了
一位提供免费服务的律师，

不过他建议：

“你为什么不向监管部门报告？”

这个念头甚至
从没在我脑海里闪过，

可能因为我太没经验了,

但是，一旦有了这个念头，
我就立刻采取了行动

我决定写一封投诉信给监管机构，

说明我所看到的
关于 Theranos 实验室的

不足和问题。

就像我父亲说的，

这就像是我的屠龙时刻，

我起身奋力反抗一个庞然大物，

并引起了多米诺效应。

现在我可以坦白地说，

我当时恐慌不已，

内心只有害怕和胆怯。

我十分焦虑，

还有点羞愧，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才写完那封投诉信。

我一直心怀侥幸，

也许不会有人知道

举报人就是我。

但尽管经历了各种情绪波动，

我还是举报了。

幸运的是，我的举报引发了

一系列调查，

证明了 Theranos 的实验室
的确存在严重缺陷，

并阻止了 Theranos
继续进行患者样品检测。

(掌声)

所以，在经历了这样富有挑战

又疯狂的状况后，

各位可能觉得我将会
为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其他人

总结一些成功的诀窍或方法。

但是，坦白说，
当遇到这种情况时，

唯一可以恰当引用的话
就是迈克·泰森说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
直到被迎面痛击。”

(笑声)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

不过今天，

我们来到这里是
为了讨论“登月计划”的，

“登月计划”指的就是
一类高度创新的项目，

雄心勃勃，

每个人都愿意去相信。

但是，当愿景如此引人注目，

当相信它的欲望如此强烈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影响你对现实的判断。

尤其是当这些创新项目

开始危害社会的时候，

有什么机制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
这些潜在的后果吗？

在我的脑海里，
有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培育更牢固的文化——
敢于发言

和倾听这些
敢于发言的人的文化。

那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

我们怎样才能使直言不讳
成为一种规范而不是例外呢?

(掌声和欢呼声)

在我的经历中，
幸运的是，

我意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
当把事情说出来了，

行动往往就会相当直接。

但决定是不是
真的要行动，是最难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制定决策，

使我们更容易采取行动，

并获得更符合道德的结果？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框架，

叫做 “3C” ,

全称叫做“承诺、意识和胜任力”。

承诺，是对做正确的事的渴望，

无论代价如何。

在 Theranos 的事件中，

如果我错了，

我必须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但如果我是对的，

那么我差一点就成为了

一个知道真相，却选择
闭口不言的人的这个事实，

就是不可饶恕的。

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罪恶。

然后，要有意识。

始终如一地行动，
和将道德信念

应用于日常行为的

意识。

第三个是胜任力。

胜任力是有能力
搜集和评估信息，

以及有能力预测
潜在的后果和风险。

我之所以相信我的胜任力，

是因为我是在为他人服务。

我认为一个简单的过程
就是采取实际行动，

并想象，

“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
我的孩子身上，

发生在我父母身上，

发生在我伴侣身上，

发生在我邻居身上，
发生在我的社区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公众会怎么想？”

带着这样的想法，

我希望，
各位在会议结束后，

继续冒险建造
自己的“登月计划”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在概念化这些项目，

不能只是把它们当作
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

而是要真正把它们当成机会，
当成每个人都能成功的机会。

谢谢！

(掌声和欢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