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有許多恐懼， 我怕閃電、昆蟲、 巨大噪音，以及穿人偶裝的人。 我有兩項非常嚴重的恐懼症： 醫生和打針。 當我掙扎著要逃離 我們的家庭醫生時， 我會真的變得非常好鬥， 到了他必須要賞我一巴掌 才能打醒我的程度。 我那時六歲。 那時，我總是在「戰或逃」， 要三或四個成人聯手， 包括我父母在內， 才能壓制我讓我接種疫苗。 後來，我們家從紐約 搬到佛羅里達， 我才剛開始讀高中， 我是教會學校中新來的孩子， 不認識任何人，很擔心無法融入， 上學的第一天， 老師點名叫到 「安妮·瑪麗·奧爾巴諾」， 我【用史泰登島口音】 回應：「有！」 她笑了，說： 「喔，寶貝，請起立。 說 D-O-G。」 我【用史泰登島口音】回應： 「狗（dog）嗎？」 全班跟老師一起大笑出來。 就是這麼回事， 她還有許多詞可以用來羞辱我。 我哭著回家， 心煩意亂， 求家人送我回紐約， 或到女修道院。 我不要再回到那間學校。絕不。 我父母傾聽我，並告訴我， 他們會和紐約的 神職人員研究看看， 但我得要每天去上學， 因為我必須要有出席記錄， 才能轉學回史泰登島讀九年級。 此時電子郵件和手機還沒出現， 所以在接下來幾個星期， 應該有信件來回曼哈頓 和邁阿密的教區，以及梵蒂岡， 而我每天都哭著上學，哭著回家， 對此，我母親會提供我 來自某位主教的最新資訊， 說「在我們幫她找到地方之前， 先讓她繼續上學。」 我太天真了還是怎樣？ （笑聲） 幾個星期後，有一天在等校車時， 我遇到了一個女孩，黛比， 她把我介紹給她的朋友認識。 他們變成了我的朋友， 教皇就解脫了。（笑聲） 我開始冷靜下來，安頓下來。 我過去三十年在研究兒童的焦慮， 有部分是因為我自己的 尋求自我了解之旅。 我學到了很多。 對年輕人來說， 焦慮是最常見的童年精神疾病。 這些病症早在四歲就開始了， 青春期時， 十二名年輕人中就有一名 有嚴重的障礙， 以致於無法在家、在校、 在同儕間正常運作。 這些孩子很害怕、 很擔心、 真的因為焦慮而感到身體不適。 他們在學校很難專注、 放鬆、玩樂、交朋友， 以及做孩子應該要做的事。 焦慮可能會使孩子悲楚， 而父母則清楚目擊孩子的苦惱。 隨著我在工作上碰到越來越多 有焦慮問題的孩子， 我得要去找我的爸媽， 問他們幾個問題。 「為什麼在我那麼怕打針的時候， 你們要壓制我，強迫我接受打針？ 為什麼在我那麼擔心 再次丟臉的時候， 你們要告訴我那些 荒誕的故事讓我去上學？」 他們說：「每次我們 都為你感到心碎， 但我們知道這些是 你必須要做的事。」 我們要冒著你會 變得很沮喪的風險， 同時我們也在等待你隨著時間 和更多經歷而漸漸習慣那種情況。 你必須要接種疫苗。 你必須要上學。」 我父母並不知道， 但他們所做的不只是 讓我接種麻疹疫苗。 他們也讓我接種了預防一生 要與焦慮疾病共存的疫苗。 對孩子而言，過多的焦慮 就像是超級病菌—— 會感染，且會加乘， 以致於我看過的許多年輕人 來找我時都有不只一種 焦慮疾病同時發作。 比如，他們會有某種恐懼症， 再加上分離焦慮症， 再加上社交焦慮症，全加在一起。 若沒有治療， 童年初期的焦慮有可能 會造成青春期的憂鬱症， 也可能導致物質濫用及自殺傾向。 我父母並不是治療師。 他們不認識任何心理學家。 他們只知道我可能會 對這些情況感到很不舒服， 但它們不會傷害我。 長期來看，我的過度焦慮 對我的傷害還比較大， 如果他們讓我避開、 逃離這些情況， 不去學習如何承受偶爾 發生的煩惱，對我反而更不好。 所以，基本上，我爸媽是在 用他們的方式對我進行暴露療法， 針對焦慮所做的認知行為治療 正是以這種療法為核心。 針對七到十七歲的孩子 接受的焦慮治療， 我和我同事進行了 最大規模的隨機控制研究。 我們發現，以孩子為 中心的認知行為暴露療法 或者用特異性血清素 再吸收抑制劑做藥物治療 對於接受治療的六成孩子都有效。 把兩種療法結合，能在 三個月內讓八成的孩子變好。 這些都是好消息。 如果他們持續用藥， 或者像在我們的研究期間那樣 每月接受暴露療法， 他們能夠維持良好狀況一年以上。 然而，在這項治療研究結束後， 我們再回來針對這些受試者 進行後續追蹤研究， 我們發現這些孩子當中 有許多都隨著時間再度復發。 儘管選用了以證據為基礎的最佳治療， 我們還發現大約四成的焦慮症孩子 在整個過程當中都一直 處於生病的狀態。 我們對這些結果做了很多思考。 我們漏了什麼？ 我們假設 因為我們把焦點放在 以孩子為中心的干預方式， 也許跟父母談以及讓父母參與治療 也有其重要性。 我自己的實驗室以及全世界同行 所做的研究都發現了 很有一致性的趨勢： 好意的父母通常會不經意 就被捲入了焦慮的循環中。 他們會讓步，為孩子做太多妥協， 讓他們的孩子能夠 逃離具挑戰性的情況。 我希望各位這樣想看看： 你的孩子哭著回家找你，淚流滿面。 孩子只有五或六歲大。 「學校裡沒有人喜歡我！ 其他孩子都很壞。 沒有人要跟我玩。」 看到你的孩子這麼難過， 你會有什麼感覺？ 你會怎麼做？ 在教養上很自然的直覺就是 去安慰孩子，哄哄他， 保護他，並把情況搞定。 打電話給老師，插手這件事， 或打給其他家長安排遊玩日， 在五歲時也許還可行。 但，如果你的孩子日復一日 總是哭著回家呢？ 孩子到了八歲、十歲、十四歲時， 你仍然會幫他把事情搞定嗎？ 孩子在發展過程中 一定會遇到有挑戰性的情況： 在別人家過夜、口頭報告、 有挑戰性的測驗突然出現、 加入運動隊伍的面試 或應徵學校表演角色的試鏡、 和同儕的衝突…… 所有這些情況都會有風險： 做不好，得不到期望結果的風險、 也許會犯錯的風險， 或者被羞辱的風險。 對於有焦慮症的孩子來說， 他們若不冒風險去參與， 他們就不會學到 如何處理這類情況。 對吧？ 因為技能要有進展， 就要隨著時間不斷暴露， 讓孩子重覆暴露在 會遇到的各種日常情況中： 自我安慰技能 或者在難過時能讓自己 冷靜下來的能力； 解決問題的技能， 包括化解和他人 產生的衝突的能力； 延遲滿足， 或者儘管必須要等時間過去 才能知道後續發展 也能夠持續努力的能力。 能冒風險去參與的孩子，能發展出 這些技能及許多其他技能。 自我效能便會產生， 簡單來說，自我效能就是 相信自己能夠克服具挑戰性的情況。 有焦慮症的孩子 若避開這些情況 並讓其他人為他們處理， 那麼他們便會隨時間 變得更加焦慮， 且對自己的信心更低。 他們的狀況和沒有 焦慮症的同儕相反， 他們會漸漸相信他們 無能處理這些情況。 他們會認為他們需要某人， 比如他們的父母， 來幫他們處理。 雖然在教養子女時 很自然的直覺就是要 安慰、保護孩子，讓孩子放心， 但在 1930 年，精神病學家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 就已經警告過父母， 我們想多愛孩子就可以多愛孩子， 但我們萬萬不能讓孩子有依賴心。 他建議父母，要打從最初 就開始訓練孩子靠自己獨立。 他也警告，如果孩子產生的印象是 他們的父母除了聽候差遣之外 沒有別的事好做， 他們對於愛也產生錯誤的看法。 在這個時代，有焦慮症的孩子 只要一煩心就會不分日夜 隨時打電話或發訊息找他們的父母。 所以，如果有焦慮症的孩子沒有 在年輕時就學會妥當的因應機制， 他們長大之後會如何？ 我經營協助團體 幫助患有焦慮症年輕人的父母。 這些年輕人的年齡 在十八到二十八歲間。 他們多半住在家中， 依賴他們的父母。 當中許多人可能讀過中學和大學。 有些有讀到畢業。 幾乎全部都沒有在工作， 只是無所事事在家裡蹲。 他們沒有和他人建立 有意義的關係， 且他們非常非常依賴他們的父母 幫他們做各式各樣的事。 他們的父母仍會幫他們預約看診。 這些父母會打電話給 他們的老朋友求他們來拜訪。 這些父母會幫他們洗衣服、作菜。 這些父母和年輕的成年孩子 產生很大的衝突， 因為焦慮成長茁壯了， 但年輕人卻沒有。 這些父母有巨大的罪惡感， 接著是憤怒， 接著是更多罪惡感。 好了，來聽點好消息如何？ 如果父母和孩子生命中的關鍵人物 能幫助、協助孩子 去正面迎擊他們的恐懼， 並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那麼孩子就很有可能可以發展出 他們自己的內在因應機制 來處理自己的焦慮。 我們現在會教導父母 在當下要留心， 並想想他們對孩子的焦慮 要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我們請他們這樣做： 「看看面臨的情況， 並問『眼前的狀況是什麼？ 對我的孩子有多大的威脅？ 最終我希望孩子能 從中學到什麼？』」 當然，我們希望父母 能非常仔細傾聽， 因為如果孩子受到 嚴重霸凌或傷害， 我們絕對會希望父母插手。 但在一般日常中 會造成焦慮的情況下， 父母能給孩子最大的幫助 就是保持冷靜、就事論事、溫暖， 確認了孩子的感受之後， 接著出手幫孩子， 協助孩子規劃孩子自己 該如何處理狀況。 接著——這是關鍵—— 真正讓孩子自己去處理。 當然，如同我父母 多年後跟我說的， 看到孩子受苦讓人心碎。 當你看到你的孩子受苦， 但你認為你能夠跳進去 將孩子從痛苦中拯救出來， 那是最重要的，對吧？ 我們會想要那麼做。 但，不論年齡， 過度的焦慮都會讓我們 高估風險和煩惱， 同時低估我們的處理能力。 我們知道，重覆暴露在恐懼之下 能削弱焦慮， 同時能建立應變能力和恢復力。 我父母知道這種重要性。 過度保護的教養方式無法協助 現今高度焦慮的年輕人。 冷靜和信心不只是情緒。 它們是父母和孩子 都能學習的因應技能，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