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于移民问题的对话已经破裂——来看看如何进行更好的对话

关于美国移民问题的辩论为何变得如此分裂？ 在这场内容丰富的演讲中，历史学家、作家保罗·A·克莱默（Paul A. Kramer）揭示了“本地人与外来者”的话语框架何以主导美国民众对移民话题的讨论，并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以重构关于谁的生命、权利和繁荣发展真正重要的讨论。

最近，我们总是会听到有人说
移民制度已经崩溃了。

但我今天要说，崩溃的
是我们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

并且我要介绍一些方法，通过
共同努力来构建更好的移民对话。

为此，我要提出

关于移民，

美国，

和世界的一些新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会改变
移民争议的格局。

我不会在一开始就讨论
现在争论最激烈的话题——

即使现今移民的生命
和健康都在面临威胁，

而且不只是在美国的国界上，
在更大范围内也是如此。

我要先说说我在
90 年代中期的新泽西

读研究生时认真学习
美国历史的事情，这也正是

正是我目前以教授的身份
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

所教授的课程。

当我不学习的时候，

有时候为了逃避写论文，

我和朋友会去镇子里，

发一些荧光色的传单，
以此抗议

可能会威胁移民权利的法规。

我们的传单很真诚，
也是善意的，

而且信息准确真实......

但我现在意识到，某种意义上说
它们本身也是种麻烦。

传单上写着：

“不要夺走移民接受教育、

享受医疗
和社会保障网络的权利。

他们工作刻苦。

他们按规定缴税，

他们遵纪守法。

他们占用的社会服务资源
比美国人占用的还少。

他们渴望学习英语，

他们的孩子也为
全球的美国军队效力。”

这些也是我们现在
经常能听到的观点。

移民及其支持者们用这些观点

来反驳那些否认移民权利，

甚至把他们排挤出社会的人。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为什么移民的支持者们
会使用此类观点。

但是从长远来看，
甚至从短期的角度考虑，

我认为这些论点
都可能适得其反。

为什么？

因为这终归是场艰苦的战斗，

因为你得在敌人的地盘上
守护你自己。

而且，在不知不觉中，
我和朋友发出去的传单，

还有我们至今还能听见的
这些观点的不同版本，

正在玩一场反移民的游戏。

所以称作反移民的游戏，

是因为我们总想象移民是外来者，

而非在各个重要方面
都已经融入社会内部的成员，

这也是我希望在
接下来几分钟内详细介绍的。

那些对移民
持有敌对态度的本土主义者

已经成功地构建了移民议题的框架，

主要围绕这三个问题：

第一，移民到底能不能成为实用工具。

我们如何利用移民？

他们会不会使我们更加富强？

本土主义者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行，

移民能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微乎其微，甚至毫无用处。

第二个问题是，
移民到底是不是异己者。

移民能不能变得更像“我们”？

他们具不具备变成“我们”的能力？

他们能否被同化？

他们愿不愿意被同化？

本土主义者的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移民永远与我们不同，
而且低我们一等。

第三个问题是，
移民到底和我们是不是寄生关系。

他们对我们有没有威胁？
他们会不会用光我们的资源？

本地人的答案是不容质疑的肯定：

他们认为，移民会对我们造成威胁，
且吸取着我们的财富。

我要说的是，这三个问题，
以及它们挟带的本土主义的仇恨，

已经成功地塑造了移民讨论的大框架。

这些问题的核心都是反移民、本土主义的，

而且构建了一种等级制度，
创造了本地人和外来者的对立、

“我们”和“他们”的对立，

而且其中只有“我们”才重要，

“他们”不重要。

而且，在本土主义者的圈子外

仍给予这些问题力量的，

是它们以一种极其平常、
看似无害的方式利用着

人们的民族归属感，

激起它，强化它，

煽动它。

本土主义者们总是竭力将
本地人和外来者

明确地划分开。

但是这种划分本质上取决于
一个国家如何自我定义。

所谓“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裂隙

常常延伸到诸如种族、
宗教的深层因素中，

而且总是被别有用心者
深化并利用着。

这还给了本土主义方针
潜在的支持者，

其中远不只有自认为
是反对移民的人，

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
涵盖了支持移民的人。

举个例子，在移民法案的支持者

回答本土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时，

他们确实把这些问题当回事了。

他们会将这些问题合理化，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

将这些问题背后的反移民思想
也合理化了。

当我们无意识地开始重视这些问题时，

我们就把移民问题封闭、
排外的交流界限

进一步强化了。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这些又是怎么变成
我们讨论移民问题的主要方式的？

这里，我们需要一些背景故事。

这也是我的历史学科背景
发挥作用的时候。

美国在成为独立国家的第一个世纪中，

它几乎没有在国家层面限制移民。

事实上，很多政策制定者
和老板都努力地

吸收移民、

建立产业，

以移民者身份做贡献，
充分利用美洲大陆的发展机会。

但是在内战之后，

本土主义的声浪渐渐增强，
变得更有分量。

来自亚洲、拉丁美洲、
加勒比地区和欧洲的移民，

即便帮助了美国开凿运河，

帮他们做了晚饭，

替他们打了仗，

悉心照顾了他们孩子，

仍遭遇了新一轮
强烈的仇外心理。

这让移民变成了永远的“局外人”，

并且永远不能
成为这个国家的“局内人”。

1920 年代中期，本土主义者大获全胜，

建立了种族主义的法律，

将不计其数的
弱势的移民和难民拒之门外。

移民和他们的支持者
尽了全力回击，

但最后还是发现自己处于被动一方，

被困在本土主义者
所建立的话语框架中。

当本土主义者说
移民者毫无用处时，

他们的支持者说，
不，他们有用。

当本土主义者指责移民
成为异己分子时，

他们的支持者保证
他们会被社会同化。

当本土主义者指控移民是
危险的寄生虫时，

他们的支持者又强调
他们的忠诚、恭顺、

勤奋和节俭。

就算有倡导者欢迎移民，

很多人仍然把移民当作异己分子，
只能被可怜，被拯救，

被激励，

被忍受，

但是从未被平等地、
有尊严地完全接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尤其是从 1960 年代中期至今，

移民及其的支持者们
逆转了这股洪流，

推翻了二十世纪中期的限制，

并且赢得了优先考虑家庭团聚、

接纳难民、

接纳有特殊技能的人的新体制。

但是就算如此，

他们还是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辩论的主题，

导致讨论框架仍在延续，

而且随时会伴着
我们的惊骇被再次提起。

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已经破裂。

那些老旧的问题是有害的、分裂的。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
从破裂的交流中走出来，

进入新的交流，好让我们
更有可能朝着一个更加公平、

更加正义、

和更加安全的世界迈进一步？

我想要说的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任何社会都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

重新规划界限——
重新决定谁重要，

重新决定谁的生命、权利

和繁荣发展重要。

我们需要重新规划这些界限。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我们”的范围。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
接纳一种被广泛采纳，

却有着严重缺陷的世界观。

根据这种世界观，

国家有国境线内部、国家内部，

即我们生活，工作
和过自己日子的地方。

然后国家有“外部”：所有其它地方。

根据这种世界观，
当移民跨境进入一个国家时，

他们从国家“外面”来到“内部”，

但他们也只是“外来者”。

他们获得的任何权力或资源

都是我们给的礼物，而非权利。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
这种世界观如此普遍。

它被我们日常
说话、做事和行动的方式所强化，

其中甚至还包括我们挂在教室里的、
划分了国境的地图。

这个世界观的问题是，
它与世界实际的运作方式，

还有其以前的运作方式

已经脱节了。

诚然，美国本土劳动者
在社会中积累了财富。

但是移民也一样，

特别是在美国经济
一些不可或缺，

而且少有美国人工作的领域，
例如农业。

自美国建国以来，

美国国民一直在
美国劳动人口的“内部”。

诚然，美国人已经建立了
可以保障权利的

社会机构。

但移民也是如此。

所有重大社会运动中
都有他们的身影，

例如争取公民权和工会的过程，

为扩展每个人的社会权利而斗争。

所以，移民早已在斗争过程的“内部”，

与其他人一起争取权利、民主和自由。

最后，美国国民和
北半球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

并未只关注自己的生活，

而且没有只留在自己国家境内。

他们并未尊重
其他国家的边境线，

而是他们已经带着自己的军队
向这个世界进发；

他们已经接管了领土和资源，

他们从那些移民的原属国

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从这种意义上说，许多移民
实际上已经在美国管辖“内部”了。

只要我们心里有这种
展现不一样的“内部”和“外部”的地图，

问题就不在于国家

会不会允许移民进入。

他们已经进去了。

问题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是否会允许移民们
获得本国的权利和资源，

尽管移民们的工作、
对权利的积极争取，还有他们的祖国

在本国构建权利和资源的过程中
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

心里有了这张新地图，

我们可以开始处理一系列艰难的、
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它们完全不同于
我们之前曾问过的那些——

这些问题可能会改变
移民讨论话题的边界。

我们的三个问题
关乎劳工的权利，

关乎责任，

关乎平等。

首先，我们需要问有关
劳工权利的问题。

现有政策如何
增加了移民保卫自己的难度，

使他们更容易被剥削，

还威胁了所有人的薪酬、
权利与应受的保护？

当移民面对着围捕、
监禁和驱逐出境的威胁，

他们的雇主知道他们可以被压迫，

还可以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反击，

就会被交给移民局。

当雇主知道，

自己能以身份证明材料不足为由
恫吓移民劳工，

移民劳工便极易被剥削了。

而且，这不仅会影响到移民，

更会影响所有劳工。

其次，我们要问责任的问题。

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
在令移民难以乃至无法

留在原属国的过程中，

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从自己的国家搬出来
是困难而危险的，

但是很多移民为了生存，
根本没有

留在家里的选项。

植根于发达国家的

战争、贸易协定和消费习惯

具有毁灭性作用，承担了主要责任。

像美国、欧盟和中国这样

世界主要的碳排放国家，

在全球变暖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

背井离乡的过程中
又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第三，我们需要问有关平等的问题。

全球不平等的现象导致民不聊生，
而且这种情况还在加剧。

收入和财富差距
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所扩大。

在当今世界，决定你是
富人还是穷人的

首要因素，

是你出生于哪个国家。

如果你生在富裕国家，
感觉似乎不错，

但这实际上意味着极度的不公平：

实现长寿，健康，充实的人生的
机会分布极不平衡。

移民向其家庭汇款、
邮寄生活用品的过程

在缩小这些差距上
起着重要的作用，

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素。

它的作用甚至比世界上
所有移民帮扶项目

加起来产生的作用还要大。

我们最开始从本土主义的问题出发，

探讨了移民的工具性、

异己性

与寄生性。

而这些探讨了劳工的权利、

责任

和平等的新问题

又把我们领向何处呢？

这些问题拒绝怜悯，拥抱公平正义。

这些问题拒绝本土主义、民粹主义

对“我们”和“他们”的割裂。

这些问题将帮我们
为即将出现的问题做好准备，

也帮我们为全球变暖这种
已经存在的问题做好了准备。

摒弃我们长久以来所问的问题
并接受这些新问题

不会轻松。

挑战并扩大

“我们”的范围是个不小的挑战。

这个过程需要智慧、创造力和勇气。

我们在旧的问题上纠缠已久，

它们不会自行解决，

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即使我们设法改变了这些问题，

答案将会非常复杂，

且需要牺牲与权衡。

在不平等的世界里，
我们必须时刻注意

谁拥有参与移民讨论的能力，

而谁没有。

但是移民辩论的边界

可以被修正，

而修正它们的责任
就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