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蛇頭的搏命旅程

攝影記者巴拉特．阿里．巴圖爾（Barat Ali Batoor）曾住在阿富汗，直到他從事的危險工作迫使他必須離開祖國。但是對巴圖爾來說，身為流離失所的哈茲拉族一員，搬家到巴基斯坦也一樣危險。尋找更加安全的住所不像買張機票一樣簡單。相反地，他被迫買通人蛇，搭上載滿尋求政治庇護者的船隻，在致命的狂風大浪中行駛。他用極具感染力的相片記錄這趟驚險的海洋之旅。

我是哈扎拉人，

我們的家鄉是阿富汗。

就像上萬個哈扎拉孩子一樣，

我在流亡時誕生。

針對哈扎拉人不斷的迫害和征戰，

讓我的父母不得不離開阿富汗。

這場迫害歷史悠久，溯及十九世紀末，

阿布杜爾．拉赫曼汗國王的政權。

他殺了 63% 的哈扎拉人，

用他們的頭顱建造宣禮塔。

許多哈扎拉人被賣去當奴隸，

有些人逃到鄰國伊朗或巴基斯坦。

我父母也逃到巴基斯坦，

在奎塔安頓下來，我也在那出生。

911 雙子星大樓攻擊事件之後，

我有機會前往阿富汗，

那是我的第一次，和外籍記者同行。

我才 18 歲就擔任口譯人員。

四年後，

我覺得阿富汗已經夠安全
能夠搬回去定居了，

我在那裡擔任紀實攝影師，

拍攝很多故事。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故事

就是阿富汗跳舞的男孩。

這個悲劇講述一項駭人的傳統。

故事包括了小男孩跳舞給軍閥

和社會上有權勢的男性看。

這些男孩通常是被綁架，
或從窮困家長那買來的，

他們被迫做性奴隸。

這是蘇卡爾，

他是軍閥從喀布爾綁來的。

他被帶到另一個省，

被迫當軍閥本人和朋友的性奴隸。

這則故事在華盛頓郵報上報導後，

我開始收到死亡威脅，

被迫離開阿富汗，

就像我父母過去那樣。

我和父母回到奎達。

奎達的情況在我 2005 年離開後
已經大幅改變。

這裡曾是哈扎拉人的和平避風港，

現在卻變成巴基斯坦最危險的城市。

哈扎拉人被限制在兩個小區域裡，

他們在社會、教育上被排擠、懲罰。

這是那迪爾，

我小時候就認識他了。

他會受傷是因為
恐怖分子在奎達攻擊他的貨車，

不久後他就傷重不治。

大約有 1,600 名哈扎拉族人

在各種攻擊中喪命；

約有 3,000 人受傷，

其中很多人都因此終生殘廢。

對哈扎拉族的攻擊只會越演越烈，

因此很多人想流亡並不讓人意外。

繼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之後，

澳洲是世界上哈扎拉
人口第四多的家園。

提到離開巴基斯坦，

澳洲似乎是無庸置疑的選擇。

我們的經濟情況只容許一人離開，

最後決定讓我走，

希望我安全抵達目的地之後

能設法讓全家團圓。

我們都知道風險，

這趟路有多恐怖，

我碰到很多人在海上失去摯愛。

這是鋌而走險的選擇，
要放下一切離開，

沒人能輕鬆做這個決定。

如果我只是買張機票飛到澳洲，

花的時間不用 24 小時。

但是要拿到簽證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我的路途更長、

更複雜，

而且無疑更危險，

搭飛機到泰國、

走陸路和搭船到馬來西亞和印尼，

一路付錢給人和蛇頭，

花很多時間躲藏，

還有很多時間害怕被抓到。

我在印尼加入七位尋求政治庇護者。

我們共用一間房間，

在雅加達外的小鎮，茂物。

在茂物待了一個星期之後，

我的三位室友開始亡命之旅，

兩天後我們聽說

一艘破船在去聖誕島的途中沉了。

我們發現自己的三位室友
──那若茲、賈法、沙畢──

也身在其中。

只有賈法獲救。

沙畢和那若茲就此失去蹤影。

這讓我思考

自己是在做對的事情嗎？

我認定自己別無選擇，
只能繼續下去。

幾週後，我們接到蛇頭的電話，

通知我們船已經備好，
可以展開海上旅途了。

我們在夜裡被帶上運往大船的汽艇，

搭上老舊超載的漁船。

總共有 93 個人，

我們全都在甲板下。

沒人可以待在甲板上。

每個人都花了六千美元

走這段路。

第一晚和白天風平浪靜，

但是第二晚天氣變了。

浪把船打得翻來覆去，
木頭嘎嘎作響。

大家在甲板下哭泣、祈禱、
思念摯愛的親友。

他們尖叫。

這一刻非常嚇人。

就像世界末日的場景，

或是說就像好來塢電影上的情節，

裡面的東西全都破裂四散，

世界就此停止。

這件事確實發生在我們身上，

大家都已經絕望了。

我們的船就像火柴盒一樣在水上漂，

失去控制。

波浪打得比船還高，

海水灌進來的速度快到
電動幫浦來不及抽水。

我們失去希望，

心想一切都要結束了。

我們直視著自己的死亡，

我紀錄這一切。

船長告訴大家，

我們撐不下去，

必須折返了。

我們站上甲板，

開關手電筒

吸引路過的般隻注意。

我們為了吸引注意，
不斷揮動救生衣和吹哨子。

最後我們終於在小島靠岸。

船撞上岩石，

我滑進水裡，

弄壞了相機，我所紀錄的一切。

幸運的是記憶卡倖存了。

那是一座茂密的森林，

我們幾組人意見分歧，
吵著接下來要怎麼做。

大家都嚇壞了、不知所措。

在海灘上待了一晚之後，

我們發現防波堤和椰子，

從附近的渡假村喚來一艘船，

然後馬上被交到印尼水上警察手上。

我們在西冷拘留所的時候，

一位移民署官員進來
對我們徹底搜身。

他拿走我們的行動電話、
我的三百美元現金、我們的鞋子，

確保我們無法逃跑。

但是我們一直注意著警衛，
確認他們的一舉一動，

清晨四點左右，他們圍坐在火堆旁，

我們從外面的防護窗上
移開雙層玻璃，

然後偷跑出去。

我們爬上外牆旁的一棵樹上，
牆上都是碎玻璃。

我們放上枕頭，

用床單纏住前臂，

爬上牆，

光著腳逃跑。

我自由了，

帶著不確定的未來，

身無分文。

我唯一有的就是記憶卡，
裡面存了照片和影片。

我的記錄影片在澳洲公共電視台
《國際換日線》節目播出後，

很多朋友知道我的情況

試圖要來幫我。

他們不准我再冒著
生命危險搭上任何船。

我也決定留在印尼，
透過聯合國難民署處理，

但我真的很怕自己最後會在印尼

待很多年還一事無成，而且不能工作，

就像其他尋求政治庇護者一樣。

但是我的遭遇卻不太一樣。

我當時很幸運。

我透過門路讓聯合國難民署
加速處理我的案件，

2013 年五月我被重新安置在澳洲。

不是每個尋求政治庇護者
都和我一樣幸運。

命運懸在半空中的情況下
要過日子是非常困難的事。

澳洲的尋求政治庇護者議題

已經被過度政治化

到失去人道的地步。

尋求政治庇護者被妖魔化後
才呈現在人民眼前。

我希望我的故事
和其他哈扎拉人的故事

能夠點燃一盞明燈，讓世人看見

這些人在原生國受苦的模樣、

他們的經歷，

以及他們為什麼要
冒著生命危險尋求庇護。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