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氣在您人生裡扮演什麼角色？

心理學家貝瑞·施瓦茨（Barry Schwartz）說，機會在人生扮演的角色遠比我們願意承認的要大得多。當然，努力工作和遵守規則可以讓你走得遠——但其餘的可歸結於好運氣。施瓦茨審視運氣、功績和成功之間被忽視的關聯，提供一個耐人尋味的解決方案來平衡機會，然後從大學錄取程序開始做起。

大家好。

很榮幸能在這裡對您說話，

我今天要談論的是運氣和正義，

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

幾年前，

我以前的一個學生打電話給我

談他的女兒。

原來他的女兒是高三學生，

非常想申請斯沃斯莫爾學院（Swarthmore），

我任教的學院，

他想知道我是否覺得她會被錄取。

斯沃斯莫爾是一所難進的學校。

因此我說：「好，
告訴我關於她的事。」

他告訴我她的學業成績、
美國大學理事會標準測試的分數、

課外活動。

聽起來她超級亮眼，

是個很棒，很棒的孩子。

然後我說：「她聽起來很棒。

她聽起來像是那種
斯沃斯莫爾想收的學生。

於是他說：「好，
這表示她會被錄取嗎？」

我說：「不。

斯沃斯莫爾沒有足夠的名額
錄取每一位優秀的學生。

哈佛、耶魯、普林斯頓
或史丹佛沒有足夠的名額。

Google、亞馬遜或蘋果也沒有。

TED 會議沒有足夠的名額。

有許許多多優秀的人，

當中有一些無法被錄取。」

然後他說：「好吧，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說：「這是一個好問題。」

我們該怎麼做？

而我知道學院和大學是怎麼做的。

為了公平起見，

他們不斷提高標準，

因為這做法似乎不公平：

錄取稍微遜色的人才
而拒絕更為出色的人才。

因此他們就不斷提高標準，

提高到符合錄取標準的人數恰好。

這違背了許多人對正義與公平的理解。

美國社會的人

對公正程序的意涵看法不同，

但我認為幾乎人人都同意：

在公正、公平的制度裡，

人會得其所應得。

我告訴我以前的學生，

在大學錄取這事上

人得其所應得這事並不成立。

有些人得其應得，有些人沒有，

就這樣。

提高大學入學的門檻，

就會造成高中生間的瘋狂競爭，

因為好還不夠，

夠好是不足夠的，

必須比其他的申請人更好才行。

而這造成、促成了

焦慮和抑鬱的流行，

簡直壓垮了我們的青少年。

我們用這競爭毀了一代人。

在思考之際，

我想到一種能解決此問題的方法。

我們能這樣做：

收到大學入學申請時，

我們區分出

達到錄取水平
和低於錄取水平的申請人，

我們拒絕那些低於錄取水平
不會被錄取的人，

然後把所有其他人的名字放在帽裡，

隨機挑選，

挑到的就錄取。

換句話說，我們經由抽籤的方式
來決定誰被大學錄取，

也許透過抽籤的方式
提供在科技公司工作的機會，

還有——假裝我沒說——

甚至決定邀請誰到 TED 演講
也可以用抽籤方式。

別會錯意，

抽籤方式並不能消除不公正的現象，

仍然會有很多人未能得其所應得，

但至少此過程誠實。

它揭示了不公正之處，
而不是假裝公正，

它還刺破了我們的高中生

目前所處的超高壓力氣球。

那麼為什麼我自己聲稱
是完全合理的此一建議

沒被認真討論呢？

我想我知道原因。

我認為我們討厭此一想法是因為

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
可能因運氣或偶然而發生，

換言之，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
不受我們的控制。

我討厭那樣，

人們也討厭就不足為奇了，

但情況就是這樣。

首先，大學錄取過程已是碰運氣，

只是招生人員假裝並非如此。

因此，讓我們誠實面對吧。

其次，

我想，如果我們承認是碰運氣，

也會使我們認識到好運的重要性。

我們一生中幾乎事事如此。

以我為例。

我生命中幾乎所有重要的事

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因為好運氣。

我七年級時，我和家人搬離紐約，

去了威徹斯特縣。

就在開學之初，

我遇到了一個可愛的年輕女孩，
她成為了我的朋友，

然後成為了我最好的朋友，

然後成為我的女朋友，

然後成為我的妻子。

我和妻子快樂結褵了 52 年。

我的所作所為幾乎無關。

只是好運氣。

我去上大學，

在第一學期選了心理學概論課。

我甚至不知道心理學是什麼，

但它符合我的課表和修課所需，

所以我修了。

幸運的是，這堂課由一位
傳奇的心理學超級巨星教授授課。

因此，我以心理系為主修，

上了研究所。

在我快完成學業時，

一個在斯沃斯莫爾教書的朋友

決定不再當教授了，

他辭了教職去讀醫學院。

他的職位成了職缺，

我申請，得到了，

它成了我唯一曾經申請過的工作。

我在斯沃斯莫爾教了 45 年書，

這學院對我的職涯影響巨大。

最後再舉一個例子，

我曾在紐約演講，談我在做的研究。

演講結束後，聽眾中有個人來找我。

他自我介紹，

說：「我叫克里斯。
您想在 TED 上演講嗎？」

我問：「什麼是 TED？」

他告訴了我，

當時的 TED 和現在不同。

但是在隨後的幾年裡，

我在 TED 的演講被二千多萬人看過。

因此結論是，我是個幸運的人。

我慶幸自己的婚姻，

慶幸自己的學業，

慶幸自己的職業，

還慶幸在 TED 之類的平台上有發言權。

我值得獲取這些成功嗎？

當然我值得，

就像您值得獲取成功一樣。

但很多像我們一樣也值得獲取成功的人

卻還沒有成功。

那麼，人們會得其所應得嗎？

社會是公正的嗎？

當然不是。

努力工作和遵守規則
並不能給予任何保證。

如果我們認知這種不公正的必然性

和好運的中心地位，

我們可能會問自己，

我們肩負了什麼責任，

在這疫情大流行時期，
我們對稱頌的英雄肩負什麼責任呢？

正當他們的家人面臨嚴重的疾病，

如何確保他們的家庭保持完整，
人生不因療病的花費而崩壞呢？

我們欠那些處於掙扎中的人什麼？

他們努力工作，卻沒有我們那麼好運。

大約半個世紀前，

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寫了一本叫做《正義論》的書。

書中介紹一個概念，
他稱之為「無知的面紗」。

他提出的問題是：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
將會在社會中立足何處，

又怎麼會知道你想要建立
什麼樣的社會呢？

他的建議

就是在我們不知道會進入
社會的頂部或底部的情況下，

我們將會想要一個極其平等的社會，

這樣就算倒霉的人

仍能夠過體面、有意義
和令人滿意的日子。

因此，讓所有這些
有幸、成功的人回到社區，

盡力確保我們尊重並照顧到

那些和我們一樣值得成功，
卻沒那麼幸運的人。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