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監禁背後的人類故事

記錄工作者伊芙阿布拉姆斯說，美國監禁的人數比地球上任意一個國家都要多，而這些人當中有１％～４％ 是無辜的。那就是八萬七千名兄弟姐妹、父親和母親——主要是非裔美國人——在不必要的情況下被迫和家人分離，人生和夢想都得暫停。阿布拉姆斯用和被監禁者及其家人訪談時的錄音，來分享受到大量監禁影響者的感人故事，呼籲我們要站出來，確保司法體制能為所有人運作。

我從來沒有被逮捕過，

從來沒有在監獄過夜，

我所愛的人從來沒有被丟到警車後座

或坐牢，

或任由駭人、讓人困惑的體制擺佈，

而這體制最多能做到冷眼旁觀，

把他們視為醜惡的。

美國監禁的人數比
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

都要多。

路易斯安那州則是我們最大的監禁地。

大多數人應該都像我一樣──

是幸運的。

我們對犯罪及懲罰的
了解應該都來自電視。

在製作《出獄》時，

我遇見了一位
以前和我們一樣的女性，

席菈費普斯。

（錄音）席菈費普斯：
在我兒子去坐牢之前，

我看過人們在電視上捍衛著，

說：「喔，不是這個人做的，
這個人是無辜的。」

你常常對他們嗤之以鼻，

說：「好啦，無所謂。」

但，別誤會我的意思，

有很多人應該要入獄。

社會中有很多罪犯。

但，監獄中也有許多無辜的人。

講者：席菈的兒子麥金利
就是無辜的人之一。

他被控以過失殺人罪，判刑三十年，
坐了十七年牢。

他以前沒有犯罪記錄，

這個案件沒有法醫證據。

他被定罪，僅因目擊者的片面之詞。

數十年的研究顯示，

目擊證人的證詞並不可靠，

不是我們以前相信的那樣。

科學家說，記憶並不精確。

它不太像倒帶重播影片，

而更像是拼拼圖。

自從 1989 年，當 DNA 檢測
初次被用來釋放無辜的人，

被推翻的定罪當中，有七成是
根據目擊證人的證詞而定罪的。

去年，

起訴麥金利的地方檢察官
辦公室中有一位檢察官

被判了一個不相關的貪汙罪。

當這位任職三十年的
地方檢察官引咎辭職，

麥金利案件的目擊證人站了出來，

說他們被地方檢察官強迫作證，

強迫的方式包括威脅讓他們坐牢。

儘管如此，麥金利仍然在獄中。

（錄音）席菈：在這發生之前，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種事。

我想，我很難去想像

有這類事情發生，你知道的，

直到它發生在我兒子身上。

它真的讓我開了眼界。

它真的真的讓我開了眼界，

說實話。

講者：估計無辜被關起來的人數，

約佔了 1%~4%。

聽起來可能不多，

但換算成人數，就是八萬七千人。

母親、父親、兒子被關起來，

一關就是數十年，

只因一些他們沒有犯下的罪行。

這還沒有包括大約有五十萬人

是完全沒有犯罪的──

他們被認為是無辜的，

但太貧窮了，無法保釋出獄，

因此日復一日的在監獄中等待，

等著他們的案子被審判──

或更有可能，

等著接受認罪協議，只為了出獄。

所有在監獄的這些人
都有家人在等著他回來。

（錄音）柯妮威廉斯：我哥哥
沒有參加我的高中畢業典禮，

因為前一晚，

他入獄了。

我哥哥錯過了我的生日晚餐，

因為就在那天，他入獄了。

我哥哥錯過了他自己的生日晚餐，

因為他在不對的時間
出現在不對的地方。

（錄音）講者：在他坐牢的這段時間，

他被控了罪名嗎？
或是他就直接被抓去坐牢？

柯妮：會提出控告，

會設定保證金，

然後控訴就會被撤銷，

因為沒有證據。

講者：我去柯妮威廉斯的
大學教室與她會面，

談《出獄》。

最後，她訪談了她的
姑姑特洛琳羅勃森，

做了一集節目。

（錄音）柯妮：你與你的孩子們

經歷了這些事，

你會給我什麼建議，

如果我有孩子的話？

（錄音）特洛琳：我會
告訴你，當你有孩子時，

最先會想到的，就是愛，

以及保護，

但我會跟你說，

即使在養育他們時提供的保護，

也要有司法體制的相關知識──

你知道，我們總是告訴孩子惡巫、

壞人，對誰要小心，

但我們卻沒教他們要小心司法體制。

講者：因為我們的刑事司法體制

不成比例地針對有色人種，

像柯妮這類的年輕人
會知道這些也很正常。

當我開始去高中
和學生談《出獄》時，

我發現和我交談的年輕人中
有大約三分之一，

有所愛的人在牢裡。

（錄音）女孩：最困難的部分
就是得知他在哪裡，

或，他的開庭日期是哪天。

女孩：是的，在我的
第一個生日，他入獄了。

女孩：我的爸爸是警衛。

他在監獄中看到我叔叔。

他終身監禁。

講者：根據安妮凱西基金會，

從 1980 年到 2000 年，
父親在獄中的年輕人

人數增加了 500%。

現今有超過五百萬孩子，

會在童年的某個時點
看到自己的一位家長入獄。

但這個數字很不成比例地
影響非裔美國孩童。

當他們十四歲時，

四分之一的黑人小孩，
會看到他們的父親入獄。

相對之下，對白人小孩，
這數字是三十分之一。

一個決定囚犯和他們孩子
未來成功的關鍵的因素

是他們是否能在家長
坐牢期間保持聯結，

但囚犯打電話回家的費用，
比正常的電話費

要高二十到三十倍，

所以許多家庭是用信件保持聯絡。

（錄音：打開摺起的信件）

艾妮莎克里斯特馬斯：親愛的大哥，

我今年要十六歲了，哈哈。

我想我已經不再是小孩了。

你還要帶我去舞會嗎？

我好想你。

你是為一真誠對我的人。

真希望你在這裡，我才能對你傾吐。

我上次見到你之後發生了好多事。

（聲音斷續）我有些好消息。

我在科學競賽得了第一名。

我是個怪胎。

我們要去參加地區比賽，你相信嗎？

高中日子過得超快。

不到兩年時間，

我希望你能看到
我走過畢業典禮的舞台。

我想寫信給你，
因為我知道牢中很無聊。

我想讓你開心。

艾妮莎寫這些信給她哥哥，

那時她高二。

她把她哥哥寫給她的信都塞在她臥房

鏡子的邊框裡，

不斷重覆閱讀它們。

我希望是有個好理由

才讓艾妮莎的哥哥被關。

我們都希望正義能夠妥當地被伸張，

但我們漸漸了解到，

我們在學校中學到的崇高理想，

與國家監獄、監牢和法庭
看起來是很不同的。

（錄音）丹尼安格柏：
你走進法庭，然後就──

我已經做這檔事好一段時間了，
但它仍然會讓人屏息。

你會心想：「這裡有好多有色人種。」

我知道這個城市人口
並非九成都是非裔美國人，

為什麼穿著橘色
囚犯服的人有九成都是

非裔美國人？

（錄音）講者：公設辯護律師
丹尼安格柏並不是唯一注意到

市政法院中有多少黑人的人──

或任何法庭。

很難不注意到。

誰坐在法庭中等著見法官？

他們的外表如何？

（錄音）男子：大多數是
非裔美國人，像我一樣。

男子：大部分，
我猜 85%，都是黑人。

你看到被關起來，穿著
橘色囚犯服的人，都是黑人。

男子：誰在等法官？多數是黑人。

我是指，那裡有少數白人。

女子：我想坐在那裡的大約有 85%

是非裔美國人。

講者：現今在美國長大的年輕黑人

如何能了解正義？

另一個《出獄》故事是舞團的故事，

他們編了一部作品叫《戴上兜帽》，

並在市議會前表演。

杜汪堤懷特參與
那場表演時才七年級。

（錄音）杜汪堤懷特：我們穿
黑色兜帽上衣是因為特雷文馬丁，

他被殺害的時候穿著兜帽上衣。

我們看到這件事，

我們就說我們要
穿得和特雷文馬丁一樣。

（錄音）講者：誰想出的點子？

杜汪堤：舞團。我們都同意。

我有點緊張，但還是得撐過去，

但我覺得那是件好事，
他們會注意到我們在做什麼。

（錄音）講者：夏佛布朗是
《戴上兜帽》的另一位

編舞家兼舞者。

他說警察會批評外表像他這樣的人。

他覺得他被評判
是因為其他黑人做的事情。

你希望警察怎麼看待你？

你希望他們怎麼想？

夏佛：不把我視為威脅。

講者：為何他們會覺得你有威脅性？

你說你幾歲？十四？

夏佛：是的，我十四歲，
但他說很多黑人男性

都是混混或幫派分子之類的，

我不希望他們這樣看待我。

講者：對於外表像我的人，

最容易也最舒適的做法，
就是不要注意──

去假設我們的刑事司法體制是有用的。

但如果執疑那些假設的責任
不在我們身上，

那是誰的責任？

有間猶太教堂在了解大量監禁，

許多聚會者都有一個結論：

因為大量監禁讓
許多人的生活變得一團混亂，

它其實會創造出更多犯罪──

讓大家更不安全。

聚會者泰莉杭特說

通往行動的第一步，一定是了解。

她說很重要的是我們所有人
都要了解我們和這個議題的關聯，

即使這個關聯現在還不明顯。

（錄音）泰莉杭特：那是我們的責任，

去確保我們不是只把門關上，

然後說：「反正那又不是我們。」

我想，身為猶太人，
我們走過那種歷史：

「那又不是我們。」

所以，如果社會背棄某個階層，

我們已見過會發生什麼。

所以，身為猶太人，
這是我們的責任，

也是身為這個社區一員的責任，

要去教育我們的社區──

至少我們的會眾──

盡可能去做。

講者：我一直用
「我們」這個代名詞，

因為這是我們的刑事司法體制，

我們的孩子。

是我們選出了地方檢察官、

法官、立法者，
他們在運作這些體制，

是為了我們人民。

我們這個社會

寧可錯關無辜的人，

而不讓有罪的人逃過。

我們選出的政客害怕被貼上
「對犯罪很軟弱」的標籤，

使他們想要去通過嚴厲的立法，

投入大量資源來把人民關起來。

當有犯罪發生時，

我們對快速報應的渴望，
助長了一種警察文化：

下決心要快速找到犯人，

通常沒有妥當的資源來通盤調查，

或嚴格監督那些調查。

我們不會去審查檢察官做的事情。

在全國各地，在過去幾十年間，

隨著財產犯罪和暴力犯罪都下降，

被僱用的檢察官數目以及
他們建立的案件數目都上升了。

檢察官能決定要不要
針對被警察逮捕的人

採取法律行動，

他們也決定要控告什麼，

這會直接影響到被告可能
會面臨多少年的牢獄之災。

我們有一種方式審查檢察官：辯護。

想像自由女神：

矇著眼的女子，手持天秤，

本該象徵我們司法體制的平衡。

不幸的是，那天秤傾斜了。

在我們國內，大部分的被告

都是由政府指派的律師代表。

這些公設辯護律師得到的資金大約

比地方檢察官少三成，

但通常他們的案件負擔量遠遠超出

美國律師協會的建議數量。

如席菈費普斯所言，

有些人的確該坐牢，

但當所有人的結果都這麼類似時，

很難分辨出有罪的人和無辜的人。

我們都想要正義。

但這個過程對被告如此不利，

就很難會有正義。

我們的刑事司法體制是
為了我們人民而運作的。

如果我們不喜歡現在的狀況，

就要由我們來改變它。

非常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