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监禁背后的故事

纪录片导演伊芙 · 阿布拉姆斯说，美国关起来的人比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都多，并且这其中有1%到4%的狱中人很可能是无辜的。那是87,000个兄弟，姐妹，父亲和母亲——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被没必要地逼迫与他们的家庭分离，他们的生活和梦想都被中止了。用她采访的被监禁的人和他们的家人的录音，阿布拉姆斯分享了那些受大规模监禁影响的感人故事并且呼吁我们所有人采取立场，确保司法系统为每个人起作用。

我从没被捕过，

从没在监狱待过一个晚上，

从没看过我爱的人被丢进警车后座，

或坐牢，

或者任由一个可怕、混乱的体制摆布。

这个体制最好情况下对他们冷漠以对，

最坏情况下则像怪物一样看待他们。

美国监禁的人

比这个地球上任何国家都多，

路易斯安那州则是我们最大的监禁者。

你们大多数人很可能像我一样——

是幸运的。

我们最多大概就是
在电视上看到罪犯与惩罚。

在制作 《被释》节目时，

我遇到个过去也和我们一样的女人——

席拉 · 菲普斯。

（录音）席拉 · 菲普斯：
在我儿子进监狱以前，

我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人们争吵，

说，“哦，这个人没有干这事，
这人是无辜的。”

而你通常是嗤之以鼻或置若罔闻：

“呃，管它呢”。

别误会我，

有很多人应该被关监狱，

外面有很多犯罪。

但是，监狱里也有很多无辜的人。

伊芙 · 阿布拉姆斯: 席拉的儿子，
麦金莱，就是其中一个无辜的人。

他以过失杀人，被判了30年，服刑了17年。

他没有前科，

这个案件没有法医证据。

他的定罪仅仅是基于目击证词，

而几十年的研究已经表明

目击证词没有

我们想象的那么可靠。

科学家说记忆是不精准的。

它不像回放一段视频，

而更像是拼一幅拼图。

自从 1989年，当 DNA 检测
第一次被用于释放无辜的人起，

超过 70% 被推翻的定罪
都是基于目击证词。

去年，

起诉麦金莱案子的地区检察官

因不相关的腐败控告被定罪。

当这名30年的地区检察官下台后，

麦金莱案的目击人们站了出来，

说他们是在受到地区检察官的
强迫下进行作证的，

强迫方式包括蹲监狱的威胁。

尽管这样，麦金莱仍然在监狱中。

（录音）席拉 · 菲普斯：
发生这件事之前，我从没想到这点。

我就是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直到它发生在我儿子身上。

这事真的让我开了眼界。

它真的，真的开了我的眼界。

说实话。

伊芙 · 阿布拉姆斯: 据估计，
被关押起来的无辜人数

范围是 1% 到 4% 之间，

听起来或许不算很多，

但这相当于大约 87,000 人：

母亲、父亲、儿子被关起来，

通常是几十年，

为他们没犯过的罪刑。

并且这还不包括大约五十万

没有被定罪的人——

那些很可能是无辜的

但是因为太穷而无力保释的人，

他们因此被关在看守所数周到数月，

只为了等待他们的案子开庭--

或者更应该说，

等待控罪答辩以求早日脱身。

所有那些人在外面都有家庭。

（录音）科尔特尼 · 威廉姆斯：
我哥哥错过了我的高中毕业典礼，

因为在头一天晚上，

他进监狱了。

我哥哥错过了我的生日晚宴

因为就在那一天，他进监狱了。

我哥哥错过了他自己的生日晚宴

因为他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

（录音）伊芙 · 阿布拉姆斯:
他每一次进监狱，

是有控告还是直接被投进监狱的？

科尔特尼 · 威廉姆斯：有控告

并且会公布保释金，

然后控告会取消……

因为没有证据。

伊芙 · 阿布拉姆斯:
我遇见科尔特尼 · 威廉是在

我去她大学教室讲《被释》时。

她后来在一期节目采访了她的阿姨，
特洛琳 · 罗伯逊。

（录音）科尔特尼 · 威廉姆斯：
在你和你的孩子经历过所有的这些事情后，

你有任何建议给我吗，如果我有孩子的话？

（录音）特洛琳 · 罗伯逊：
我会告诉你，当你有孩子的时候

你知道首先会出现在你脑海里的是爱

和保护，

但是我还要告诉你，

在养育他们时比保护更重要的

是给他们传输司法系统的知识 --

我们总是告诉我们的孩子要小心恶魔、

小心坏人，要小心哪些人，

但是我们没有教他们怎样去小心司法系统。

伊芙 · 阿布拉姆斯:
因为我们的刑事法律系统

倾向针对有色人群，

这点像科尔特尼这样的年轻人是知道的。

当我向高中生们讲《被释》时，

我发现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年轻听众

有一个他们所爱的人被关在狱中。

（录音）女孩：
最难的是比如找到他在哪儿，

或者，他的庭审时间是什么时候。

女孩： 嗯，他在我一岁生日时进了监狱。

女孩：我爸爸是一名警卫。

他看见我的叔叔在狱中。

他是终身监禁。

伊芙 · 阿布拉姆斯:
根据安妮 · 凯希基金会的研究 ，

其父亲被监禁的年轻人的数量

从1980年到2000年上升了500%。

今天有超过500万的孩子
在他们的童年某个时期

会看到父亲或母亲遵监狱。

但是这个数字更偏向于影响非裔美国儿童。

到他们14岁时，

有四分之一的黑人儿童
会看到他们的父亲去坐牢。

相比之下，白人儿童这个比例是三十分之一。

决定囚犯和他们的孩子
未来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是父母被监禁期间是否与孩子维持联系，

但是囚犯打回家的电话费
比常规电话贵20到30倍，

因此很多家庭通过信件来保持联系。

（录音：信件打开）

艾妮莎 · 克里斯托马斯：
亲爱的哥哥，

今年我就要过16岁了，哈哈。

我想我不再是儿童了。

你还会带我去舞会吗？

我真的很想你，

你是唯一真诚待我的男孩。

我多希望你就在这里，
这样我就可以向你宣泄了。

自从我上次见你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有些好消息，

我在科学竞赛上得了第一名。

我是一名书呆子，

我们将进入地区赛，你相信吗？

高中过得超快。

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我希望你会看到我走上毕业舞台。

我写信给你是因为我知道
你在里面很无聊，

我想使你的脸上展露笑容。

艾妮莎写这些信给她哥哥的时候

她在上高二。

她将他给她写的信藏在

她卧室的镜子的边框里，

一遍一遍地读。

我想相信有好的原因可以解释

为什么艾妮莎的哥哥被关起来，

我们都想要正义的车轮正确地运转。

但是我们渐渐明白

我们在学校里学的那些崇高理想

与我们国家的监狱和法庭的
实际情况很不一样。

（录音）丹尼 · 恩格尔博格：
你走进法庭，然后你——

我已经干这个很久了，
但是它仍然会让你喘不过气来。

你会想，“那儿有太多的有色人群了”，

而我知道这个城市并不是
由90%的非裔人口构成的，

那么为什么90%的穿橙色囚衣的人

是非裔美国人呢？

（录音）伊芙 · 阿布拉姆斯: 公共辩护律师
丹尼 · 恩格尔博格并不是唯一一个发现

有多少黑人在地方法庭里

或在任何法庭里的人。

这点让人很难不注意。

在法庭都是谁在等着见法官？

他们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录音）男人：
大多数是非裔美国人，比如我。

男人：大多数—我能说，85%是黑人。

你看到的就是他们穿着橙色囚衣，
被关在那些狭小的空间里。

男人：谁在等？大多数是黑人。

有少数几个白人。

女人： 我想坐在那儿的85%

是非裔美国人。

伊芙 · 阿布拉姆斯:
今天在美国长大的黑人青年

如何理解正义呢？

另一个《被释》的故事是关于一群舞者

他们编排了一个叫“戴上兜帽”的舞蹈，

他们在市政委员会前表演。

参与表演的达望塔 · 怀特那时正在上七年级。

（录音）达望塔 · 怀特： 我们当时
穿的是黑色卫衣因为崔文 · 马丁

被杀时正穿着他的卫衣。

考虑到这点，

我们决定要像崔文 · 马丁那样穿着卫衣。

（录音）伊芙 · 阿布拉姆斯:
谁想到那个主意的？

达望塔 · 怀特：
整个小组，我们都同意这个主意。

我当时有些紧张，但是我必须坚持，

但是我感觉这是件好事，
这样他们会注意到我们所做的。

（录音）伊芙 · 阿布拉姆斯:
希瑞威尔 · 布朗是“戴上兜帽”中

另一名编舞与舞者。

他说警察会批评看起来像他这样的人。

他感觉他们是基于
其他黑人的所作所为对他加以评判。

你想警察如何看待你呢?
你想他们怎样想呢？

希瑞威尔 · 布朗:
我想让他们觉得我不是威胁。

伊芙 · 阿布拉姆斯: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你是威胁的？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14岁？

希瑞威尔 · 布朗: 是的，
我是14岁，但是因为他说很多黑人男性

是恶棍或帮派分子等等，

但是我不想他们这样看我。

伊芙 · 阿布拉姆斯: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

最简单最容易的事就是不去关注，

去假设我们的刑事法律系统是有效的。

但如果质问那些假设不是我们的责任，

那么是谁的责任呢?

这儿有个犹太教堂
开始更多地了解大规模监禁问题，

很多教徒已经得出结论

因为大规模监禁扰乱了太多人的生命，

这实际上制造了更多犯罪，

使人们更不安全。

教徒泰瑞 · 亨特说，

采取任何行动前的第一步必须是理解。

她说理解这个问题和我们所有人之间的联系
至关重要

就算不是显而易见的联系。

（录音）泰瑞 · 亨特：
我们肩负着这样的责任，

我们要确保我们不会只是关上门

然后说，“好吧， 那不是我们”。

作为犹太人，你知道，
我们经历过那样的历史：

“那不是我们”。

如果一个社会对其中的一群人漠不关心，

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作为犹太人

以及作为这个社区的成员的责任

去教育我们的社区 ——

至少我们的会众 —

尽我们的所能。

伊芙 · 阿布拉姆斯：
我使用代名词 “我们”，

因为这是我们的刑事法律系统

这关乎我们的孩子。

我们选出了地区检察官、法官以及议员们，

来为我们人民运行这个系统。

作为一个社会，

我们更愿意冒将无辜的人关起来的风险，

而不愿意冒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的风险。

我们选举的政治家们害怕
被贴上“对犯罪手软”的标签，

于是他们通过严厉的立法

并且动用大量的资源来将人们关起来。

当犯罪发生时，

我们对快速惩治的渴望导致了一个

倾向快速找到罪犯的警察文化，

他们通常缺少足够的资源去进行彻底调查

或者对那些调查进行严格审查。

我们没有制约检察官。

在全国各地，过去几十年，

随着财产和暴力犯罪双双下降，

受佣的检察官和他们
建立的案件数量都上升了。

检察官们决定是否

对警察抓捕的人采取法律行动

以及他们决定以哪种控告进行立案，

这直接影响被告可能
会在监狱呆多长时间。

我们对检察官的其中一项制约就是辩护。

想象一下自由女神像：

这个被朦着眼睛的女人手持天平，

那个表示我们的司法系统平衡的符号。

不幸的是，那个天平倾斜了。

我国大部分的被告

都是由政府指派的律师代表的。

那些公共辩护律师的经费
比地区检查官低30%，

并且他们手上的案件数量

通常远超美国律师协会建议的数量。

正如席拉 · 菲普斯所说，

有人应当遵监狱，

但是当每个人的结果都如此相似时，

很难区分谁是应得，谁是无辜。

我们都想要正义。

但是当流程如此不利于被告时，

正义是很难的。

我们的刑事法律系统
是为我们，为人民服务的，

如果我们不喜欢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应该来改变它。

非常感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