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帕克斯的真实故事——以及为什么我们要正视关于黑人历史的误解

美国学校所教授的黑人历史通常是被曲解过的，因为许多不准确的内容而让人混淆，也除去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戴维·伊卡德（David Ikard）教授用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的真实故事来强调，将种族的真相变成更好听、更易人们接受的版本，最终会伤害到我们所有人——并强调准确的历史所具有的力量与重要性。

我是一位自豪的父亲，
有两个漂亮的孩子，

15 岁的伊利亚，
和 12 岁的奥克塔维娅。

伊利亚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他来找我，

当时他刚从学校回家，
兴奋到对我滔滔不绝，

说道他那天学到了
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

我是非洲裔美国人，
也是文化学教授，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得到，

在我家关于非裔美国文化的议题
通常是比较严肃的。

所以，我儿子对在学校
学到的内容感到激动时，

这点让我很自豪。

所以我问他，
“你学到了什么？”

他说，“我学到了
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

我说，“那好，
关于她你都了解到了什么？”

他说，“我了解到罗莎·帕克斯
是 20 世纪 50 年代

一位瘦弱的黑人老太太，

住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

她上了公交车，找位子坐下，

她的脚很累。

当司机要求她把位子
让给一个白人常客时，

她拒绝了，因为她腿脚疲倦。

她已经过了漫长的一天，

且也厌倦了被压迫，

所以她没有让座。

她还和马丁 · 路德 · 金
一起进行示威游行，

她信仰非暴力主义思想。”

我猜他当时肯定看到了我的表情，

发现我似乎没有很佩服

他的······

呃······

历史课。

于是他停下了，问我，“爸爸，
哪儿不对了？我说的哪里不对？”

我说，“孩子，你什么都没错，

但我觉得你的老师
有很多地方都说错了。”

（笑声）

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罗莎·帕克斯
当时并没有觉得疲倦。

她当时也不老，

而且脚肯定也不觉得累。”

他说，“什么？”

我回答，“是的！

“罗莎·帕克斯当时只有 42 岁——

你觉得很震惊，
不是吗？从没听说过。

“罗莎·帕克斯当时只有 42 岁，

她那天只工作了 6 个小时，
因为她是个女裁缝，

而且她的脚好得很。

（笑声）

当时唯一让她厌倦的

是不平等，

她受够了被压迫。”

然后我儿子就说，

“既然这样，我的老师
又为什么告诉我们那些？

我觉得好难理解。”

因为他喜爱他的老师,
她也的确是一个好老师，

一位年轻的，
二十来岁的白人女性，

她非常非常聪明，会督促他学习，
所以我也喜欢这位老师。

他当时觉得很困惑，他问，
“为什么她会告诉我那些？”

他说，“爸爸，你快告诉我，
告诉我更多关于罗莎·帕克斯的事。”

我对他说，“儿子，
我有个更好的办法。”

他问，“什么办法？”

我说，“我会去买本她的自传，

然后让你自己去读。”

（笑声）

所以你们能想象得到，

伊利亚当时对我给他的
这项新的、费时的作业

并没有很激动，
但他还是从容的接受了。

他读了这本书后又来找我，

对他所了解到的表现得很激动。

他说，“爸爸，不仅罗莎·帕克斯
一开始没有投入到非暴力运动，

而且把她从小养大的祖父

皮肤白到可被看作是白种人。

他曾经常带着装着枪的
枪托在小镇里走来走去，

人们很清楚如果他们招惹
帕克斯老先生的孩子或外孙，

他就会让你的屁股吃枪子儿。”

（笑声）

明白了吧？

他不是你可以轻易去惹怒的人。

他还说，“我还了解到罗莎·帕克斯
嫁给了一个在雷蒙德的男子。

那个男子很像他的祖父。”

他会组织活动——

他是个民权积极分子——

他会组织一些活动，

而且那些活动经常在
罗莎·帕克斯的家里进行。

罗莎·帕克斯有一次回忆到，

那天桌子上有太多的枪了，

因为他们要随时准备有人破门而入，

他们要准备对付
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罗莎·帕克斯说，
“由于那天桌子上放了太多枪了。

我甚至都忘了
要给他们递咖啡和食物。”

那才是真正的罗莎·帕克斯。

事实上，当罗莎·帕克斯
那天坐在公交车里，

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的时候，

她脑子里想的
并不是马丁 · 路德 · 金，

这个她几乎不认识的人。

她也没有在想非暴力或甘地。

她想的是她的祖父，

那个随身带着枪，
没人敢惹的祖父。

他才是罗莎·帕克斯
当时在想着的人。

我儿子完全被
罗莎·帕克斯迷住了，

我也为此感到自豪。

但我仍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因为我还是得去一趟学校，

把这个情况跟他的老师反映一下，

因为我不想让她继续给孩子们教授

明显错误的历史了。

我对此感到很伤脑筋，

主要原因是，我理解
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人，

无论何时你和
白种人说起种族主义

或者任何与种族相关的事，

那都将会是一个挑战。

那就是白人社会学家罗宾 · 迪安吉洛
（Robin DiAngelo）所说的“白色敏感”。

她解释说，事实上，

由于白种人很少会因白种优势

而被质疑，

所以无论何时，当他们面对
哪怕再微不足道的质疑，

他们通常都会痛哭、

生气、

或者逃走。

（笑声）

而她所说的我都经历过。

所以当我苦苦思量
该怎样面对他的老师时，

丝毫不感到高兴，

但我心想，身为黑人家长，
想要努力培养自我实现的黑人孩子，

那就必须要做一次恶人。

所以我把伊利亚叫过来，说，

“伊利亚，我要约你们老师聊聊，

试图纠正这件事，

甚至说服你们的校长。

你觉得怎么样？”

伊利亚回答，

“爸爸，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我问，“真的吗，是什么？”

他说，“我们有个公共演讲作业，

不如我用那次作业

来揭穿关于罗莎·帕克斯的真相吧？”

我回道，

“那的确是个好主意。”

于是伊利亚回到学校，

进行了他的演讲，

回到家，

我能感受到一些
积极的事情发生了。

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儿子？”

他回道，“那天晚些时候，

老师把我叫到一边，

她向我道了歉，
因为给我了我错误的信息。”

第二天，另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她又讲授了另一节
关于罗莎·帕克斯的课，

弥补了她之前未填补的故事空缺，
纠正了她之前犯的错。

我当时为儿子我感到
特别、特别的自豪。

但后来转念一想，

我开始感到愤怒，

非常愤怒。

为什么？为什么我会愤怒？

因为我只有九岁的儿子
得去教育他的老师，

关于他自己的历史，

关于他自己的种族。

他只有九岁啊。

他应该关心的是篮球、足球，

或是最近新出的电影才对。

他不该费心去承担

教育自己老师、

同学

关于他自己的历史的责任。

那应该是我所背负的重担，

我父母所背负的重担，

和他们之前一代代人
所背负的重担。

而现在，我看到我的儿子
也在背负这个重担。

所以说，这才是罗莎·帕克斯
撰写了自传的真正原因。

因为在她所处的时期，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

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你还健在，你推行着民权行动主义，

一个故事从此诞生，

而故事讲述者却告诉这个世界，

你年纪大且步履蹒跚，

你只是因意外而成为一名活动家，

而不是你在过去
20 年一直都是活动家，

也不是你已筹划
那次抵制运动长达数月，

而你甚至都不算是第一个、
第二个或第三个因抵制不平等

而被逮捕的黑人女性。

就算在她自己的时代，她成为活动家
都会被认为是纯属偶然。

所以她才写了自传，
以纠正这个错误记录，

因为她想提醒人们的是，

这才是

在 20 世纪 50 年代，

作为一名黑人

为自己的权力斗争

所面临的处境。

在那场抵制运动发生的同年，
和之后的几个月内，

发生了超过四场教堂轰炸。

马丁 · 路德 · 金的房子被轰炸了两次。

其他民权领导人
在伯明翰的房子也遭到了轰炸。

罗莎 · 帕克斯的丈夫睡觉时，
身旁都放着一支猎枪，

因为他们持续遭到了死亡威胁。

事实上，罗莎·帕克斯的母亲
当时和他们同住，

有时她会花好几小时在电话旁守着，

确保没有人会打电话
威胁他们的生命安全，

因为当时那种威胁电话
一直持续不断的出现。

事实上，当时局势实在是太紧张了，

社会压力陡增，恐怖主义盛行，

导致罗莎 · 帕克斯夫妇
双双失去了工作，

被认定为不宜雇用，

并最终不得不离开并搬去南方，

这才是罗莎 · 帕克斯希望人们

所了解的民权真相。

你可能会问，“那么，大卫，
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个心怀善意的人，

并不雇佣奴隶，

也不会试图 ‘白化’ 历史。

我是个好人，善良的人。”

那么让我来告诉你，
这为什么与你有关。

我会通过一个关于
我的一位白人教授的故事

来向你解释。

当我还在读研究生时，
有一位极其杰出的教授。

我们称呼他为“弗雷德”。

他当时在撰写关于民权运动的历史，

他描述了一个发生于北卡罗莱纳，

他亲身经历过的一个时刻：

一个白人在大庭广众之下
残忍的枪杀了一名黑人，

而没有被定罪。

那是一本很棒的书，

弗雷德叫来了几位同是教授的好友，

还有我，去阅读他最终提交前的书稿。

为此我受宠若惊，

因为那时我还只是一名研究生。

我当时有点小骄傲，回道，
“是吗，那好啊。”

我坐在一群知识分子旁边，

开始阅读书稿。

书中记载的某个时刻

令我感到震惊，
因为我觉得那段描述疑点重重，

于是我说，

“弗雷德”，我们当时围坐
在一起讨论着他的书稿，

我说，“弗雷德，我认为
你在书中讲到你女佣的那部分

有很大的问题。”

我能感受到我们讨论时，
弗雷德变得有些紧张了。

他问，“怎么了？那个故事很好啊。

就像我说的那样。”

我说，“嗯······我能提供
另一个故事情境吗？”

那个故事到底讲了什么？

那是 1968 年。

马丁 · 路德 · 金刚被暗杀。

他的家佣——
让我们称她为“梅布尔”，

在厨房里。

小弗雷德只有八岁大。

他走进厨房，

看见之前一直是微笑的、
热心的、开心的梅布尔

俯身在水槽边。

她在哭泣，

在啜泣，

悲痛欲绝。

小弗雷德走近她，
问“梅布尔，发生什么了？”

梅布尔转过身说，

“他们杀了他，他们杀了我们的领袖。
他们杀了马丁 · 路德 · 金。

他死了！他们真是一群恶魔。”

小弗雷德安慰道，

“会好的，梅布尔，一切都会好的。”

她看着他，回道，
“不，怎么会好呢。

你没听到我刚所说的吗？

他们杀死了马丁 · 路德 · 金。”

于是弗雷德，

一位牧师的儿子，

抬头看着梅布尔，说，

“但是梅布尔，耶稣不也是
为了我们的罪过而死在十字架上吗？

那难道没带来一个好的结局吗？

也许这也会带来一个好的结局。

也许马丁路德金的死
会为我们带来一个好的结局。”

正当弗雷德讲述着那个故事，

他说梅布尔用手捂住了嘴，

俯身给了小弗雷德一个拥抱，

然后伸手到冰柜里，

取出了几罐可乐，

递给他，

让他去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耍。

弗雷德说，

“那是一个证据，证明了即使是在
种族斗争最令人悲痛的时刻，

两个人也能跨越种族边界，

通过爱与情感

找到人类共同点。”

我说，“弗雷德，那可真是胡扯。”

（笑声）

（掌声）

弗雷德当时是那样说的，

“我不懂，大卫，
故事确实是那样的。”

我说，“弗雷德，让我来问你个问题。”

我说， “你当时是在
1968 年的北卡罗莱纳。”

如果梅布尔去了她自己的社区——
你说你当时只有 8 岁——

你觉得换做是那些
8 岁大的非裔美国孩子，

会怎么称呼她？

你觉得他们会直呼其名吗？”

不，他们会叫她“梅布尔小姐”，

或“约翰逊小姐”，
或“约翰逊阿姨”。

他们绝不会敢去直呼她的大名，

因为那会被认为是不尊敬她。

然而，你却在她工作的每一天里

以她的大名来称呼她，

却从没想过这件事。”

我说，“让我再来问你另一个问题：
梅布尔当时结婚了吗？

她有孩子吗？

她平时会去哪所教堂？

她最喜欢哪种甜点？”

弗雷德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

我接着说，“弗雷德，
那个故事不是关于梅布尔的，

其实是关于你的。”

“那个故事让你感觉很好，

但故事本身并不是关于梅布尔的。

事实上，

那天的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
梅布尔在哭泣，

而那并不是她通常会做的事，

她当时放下了防备。

然后你走进了厨房，

那一刻是她放下了心防的脆弱时刻。

你瞧，因为你认为自己
只是她的其中一个孩子，

你没有意识到，事实上，
你是她雇主的孩子。

她察觉到了自己在对你大声说话。

她意识到了，

‘如果我对他大声说话，

然后他把这事告诉他父母，

我就会失去我的工作。’

所以她才平复了自己的心情——

虽然当时需要安慰的是她——
她却反过来安慰你，

让你到别处去，

也许这样她才能继续独自哀伤。”

弗雷德当时感到很震惊。

因为他发现他误读了
那个时刻所发生的事。

你们瞧，这也是他们对
罗莎·帕克斯所做的事。

因为人们更容易接受一位
因疲惫而没有起身让座的老奶奶，

而不是一位由于想抗争不平等
而拒绝起立的年轻女性，

她不起立不是因为
她的背或腿感到疲惫，

也不是因为她工作了一整天。

因为老奶奶并不可怕。

但是年轻的、激进的，

那种不会屈服于他人、

勇于面对暴力，

并愿意为此牺牲的

黑人女性是很可怕的——

因为她们不是那种

会让人感到自在的存在。

你可能会问，

“那么大卫，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曾经有一个时刻，

在这个国家里，

如果你是犹太人，
你就不算是白人；

如果你是意大利人，
你就不算是白人；

如果你是爱尔兰人，
你就不算是白人。

很长一段时间过后，爱尔兰人、犹太人
和意大利人才被认为是白人。

对吧？

曾经有一个时刻，你也被“排斥”，

被视为是圈子外的人。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美国非裔女作家）曾说，

“如果为了让你显得高，
我得跪下的话，

那你的问题就很严重了。”

她说，“白种美国人有一个
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种族问题
在美国会不会得到改善。

但我知道，
如果这种状况想被改善的话，

我们现在就得正面应对那些挑战。

因为我孩子的未来取决于此。

我孩子的孩子的未来也取决于此。

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

但你的孩子，
和你孩子的孩子的未来，

其实也取决于此。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