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如何让我在癌症治疗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的

当莎拉·唐纳利（Sarah Donnelly）律师被诊断患乳腺癌时，她向朋友和家人寻求帮助——但她同时也发现了工作的意义，自己的专注和坚定的信念。在演讲中，她谈到为什么她想留在工作岗位上，以及怎样做。她分享了关于工作是怎样帮助人们治疗疾病的看法——因为边工作边治疗的好处是双向的。

那是 2014 年的 6 月，

我 30 岁。

我接到了一个
来自医生办公室的电话，

告诉我化验结果出来了。

我在午餐时间去见了医生，
医生说，

她非常抱歉的告诉我，
我患上了乳腺癌。

我并不打算信她的话，
起初，我真的不相信她。

我是一名律师，
我只相信证据。

我很不好意思的告诉你们，

我当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在她坐的地方周围走来走去，

这样就能越过她的肩膀看到

放在她前面的那张纸上写着什么。

（笑声）

“恶性肿瘤”。

但我仍然不愿相信，我说：

“恶性肿瘤就一定代表癌症吗？”

（笑声）

她告诉我，她确定是。

回到工作中，我移交了一些紧急
需要我去完成的工作，

而我还需要去做各种化验，
检测癌症是否扩散。

在那个时候，
工作已经不重要了。

我在思考如何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

我得了癌症。

当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

我该如何回答他们关于情况有多糟糕，

以及我是否会好起来的问题。

我在想我是否还有机会

和我的伴侣组建家庭。

同时，我也在思考，
如何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妈妈，

她在怀上我的时候
患上了乳腺癌。

她会知道我的感受，

也知道接下来我会面对什么。

但我不想让她分享患癌的经历。

在当时，我并不希望

工作扮演我在治疗癌症
和恢复身体中的主要角色。

在那时，是我的同事和工作，

让我认为自己还是有价值的，

要不然我只会认为
自己只会统计数字。

当我需要做出很多艰难的决定，
面对很多不确定，

我的工作总能给我

提供帮助，

比如，我该选择哪一种
乳房再造的方法。

在那时，

你们会认为，
我应向我的家庭和朋友寻求帮助。

没错，我确实这么做了。

但最终，是我的同事们，

在我的生活中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能让我笑的，是他们。

我们是一个关系很好的团队，

彼此经常分享只有
我们自己才懂的笑话，

比如，他们无意中听到有人问我，

你的头发是怎么做的，
这么闪亮，完美无瑕——

对方并不知道这是假发。

这是一顶很棒的假发，

它让我每天早上的梳妆
变得很简单。

（笑声）

我很感激他们制造这样的小插曲，
以及他们给我的支持带来的意义，

如果没有这样的团队关系，
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我曾经对许多人说过，
尤其是女性们，

她们没有像我这样的关系网络，

因为她们没有机会边治疗边工作。

还有一些原因，

但我认为主要是因为
她们有家长式的雇主。

这些雇主都想让你休假，专心治病，

当你恢复后，再回来工作。

他们会用这些话劝你好好治疗。

虽然这些都是出于善意的举动，

我也知道这些说辞的积极意义，

但是当病人还想继续工作，
且身体条件上也允许他们工作，

但是却被告知他们不能
或不应继续工作时，

我的心里十分难受。

所以我开始研究
当员工告诉雇主自己患癌时，

雇主该做些什么。

我发现在澳大利亚的法律中，
癌症被视为残疾。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担当
你平时的工作职责时，

你的雇主有义务依据
《残疾歧视法》，

适当的调整你的工作安排，

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工作了。

但是，对我来说
什么才是适当的工作调整？

我知道我的诊断
给我的工作带来的显著影响。

看病的预约
经常安排在上班时段，

我也知道，外科手术过后
我需要时间来恢复身体。

别忘了，我是一个很典型的律师，

我已经对治疗过程
做了尽职调查。

无法否认，有许多调查
都是通过“谷歌医生”完成的。

这也许这不是我最好的举动，
我并不推荐这么做。

（笑声）

虽然我做好了
应对副作用的准备，

但真正令我恐惧的是 “化疗脑”。

化疗脑会造成我的记忆力下降，

无法集中精神，

解决问题能力的丧失。

如果产生了这些副作用，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继续当一名律师。

我会被迫辞职吗？

我该如何和我的经理讨论，

在我不知道副作用如何影响我时，

怎样适当的调整我的工作安排？

我很幸运，有一个理解我的经理，

他很乐意随着事情的发展
而做出决定，

而不是在事前就做出具体规划。

我很幸运，他也许还不知道

合理调整的概念，

对他来说，
这种合理的调整只是一个常识。

但我发现，并不是所有人
都拥有这种常识。

每个接受治疗的人
都会了解治疗的影响

以及对他们的限制。

他们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对我来说，我学到了
关于治疗的小贴士和恢复技巧，

比如在化疗之前，

你需要补充足够的水分，

而且要注意保暖，
以便护士能找到你的静脉。

在化疗之前和之后，

你不能吃你喜欢的食物，

因为你会把它吐出来，

而且再也不想见它们。

（笑声）

这是我从治疗的痛苦中学来的。

另外，我还学到了一些
管理我工作的小技巧。

我将化疗安排为
周一早上做的一件事。

我知道，从离开癌症照顾中心开始，

四个小时之后，

一些副作用就会开始显现。

所以我利用这些时间
处理邮件，打一些紧急的电话，

最严重的副作用
会在 48 小时内消退。

接着我会在家工作。

治疗继续进行，
我也知道接下来要面对什么。

我也会告诉我的合作伙伴

我大概能承受多少工作量，

需要花多少时间来完成工作。

我依然记得他们分配给我一些任务，

以及要求我在规定时间完成时，

那犹豫不决的声音。

相信我，这些人

很擅长设定截止日期。

（笑声）

我的印象中，在我治疗期间，
他们并不想给我施加

额外的工作压力。

虽然我感谢他们的理解，

但我确实需要工作的截止日期。

对我来说，虽然
有许多事情我无法控制，

但这件事情在我的掌控之中，

也是能让我持续掌控的事情。

我在家工作期间，

我在思考，
在我们这个时代，雇主应该如何

将 “适当的调整”运用到工作中。

在澳大利亚，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

会在85岁前被诊断出癌症。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还是不断的工作，

在这种工作压力下，
我们患严重疾病的概率

也在增加。

科技能让我们的工作时间和地点
变得更加自由，

适当的工作调整
不再视治疗时间的安排而定，

不再关注你是否能继续

在办公室里工作。

适当的工作调整并不是

给你更长的休息时间，
或给你一把更舒适的椅子，

虽然，能提供这些东西也不错。

至少，

我们应制定灵活的政策和战略，

以适应不同人的需求，

比如，需要承担家庭责任的人。

但是，如何才能确保
人们能够与经理

对关于适当的工作调整
展开对话，

如果一个经理首先回答说，

“噢，不，在你身体恢复前
不要回来工作。”

有一盏灯为我亮了起来。

经理与员工

开展这些对话必须是强制性的。

像我一样的人们，

从边工作边治疗经历中
得到的益处，

应当分享出去。

我曾想过，如何引导这类对话，

我有一个很棒的同事，
Camilla Gunn，

创造了一个叫 “工作与癌症” 的方法。

这个方法为确诊癌症的病人、

他们的经理、照顾他们的人
以及同事提供了一个谈话框架，

讨论能够给予的在癌症
和工作方面的帮助。

Camilla 和我曾去过一些机构组织，

去介绍我们的这个方法，

以及如何引导人们

开展这本来就有些尴尬的对话。

我很高兴的说，
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这种方法。

那么，当人们说他们生病了，

但不知道对工作有什么影响时，

经理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这样：

“在你能达到的能力范围内，
依照你的主观意愿，

我们非常乐意为你能
边工作边治疗，

做出相应的工作调整。

我们应积极的保留

重病员工的工作资格，

而不是家长权威式的赶他们走。

我分享这个故事给你们，
是因为我从治疗期间

继续工作中得到了许多益处。

我也想改变你们的看法，

如果你认为人们去接受治疗

是因为无聊、身体虚弱或常常呕吐。

对的，人们有时是这样的，

但却不是经常这样。

但我也常常想方设法下决心

让自己像往常那样努力工作。

我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
我的雇主给了我这个选项。

最重要的是，我想告诉在座的各位，

这本来就该给予人们的选择

却总是被摒弃。

这个选择是必须提供的。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