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墨邊境，孩童被分離所造成的心理衝擊

心理創傷如何影響孩子正在發展的大腦？在這場很強而有力的演說中，社工路易斯‧札亞斯描述了他在美墨邊境處理難民及尋求庇護的家庭相關的工作。他談到很驚人的分析結果，美國備受爭議的拘留和孩童分離政策會帶來長期的衝擊——也提出美國如何能做得更好的實際步驟。

我擔任臨床社工及發展心理學家

已經超過四十年。

對我來說，進入助人的職業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我父母教我要為他人行善。

所以我的職涯都是在

協助境況最艱苦的一些家庭：

貧困、心理疾病、

移民、難民。

這些年來，我都帶著
希望和樂觀在工作。

不過，在過去五年，

我的希望和我的樂觀受到了考驗。

讓我深深失望的是美國政府

對待來到我們南方邊境
尋求庇護的家庭的方式。

絕望的父母，帶著他們的孩子，

來自薩爾瓦多、
瓜地馬拉、宏都拉斯，

他們只想要把孩子帶到安全的地方。

他們在躲避世界上最可怖的暴力。

他們受到幫派攻擊、

施暴、強暴、勒索、威脅。

他們面臨過死亡。

他們無法去找警察，
因為警察參與同謀、

腐敗、無效率。

接著，他們到了我們的邊界，

我們把他們送入拘留中心、監獄，

當成一般罪犯。

2014 年時，我見過
拘留中心的第一批孩童。

我落淚了。

事後我坐在我的車裡，哭了出來。

這是我見過最糟糕的苦難之一，

這個做法違背了
我對我的國家所相信的一切，

法規，

以及我父母教我的一切。

過去五年間，美國處理這些到美國

尋找庇護的移民的方式——

是錯的，根本就是錯的。

今晚，我想要告訴各位，

在移民拘留所中的孩童

受到了創傷。

而創傷是我們造成的。

在美國的我們——

其實就連今晚在這裡的我們——

對於移民議題都不見得
會有相同看法。

對於要如何處理這些
想要進入我們國家的人，

我們會有歧見。

坦白說，我不在乎
你是共和黨或民主黨，

自由派或保守派。

我希望邊界安全。

我也不想讓行為惡劣的人進來。

我希望國家能安全。

當然，你對這些議題
也會有你自己的看法。

但我想，我們都能認同，

美國不應該去做造成傷害的事。

政府和國家不應該
做出傷害孩童的事。

應該要保護他們，

不論那些孩子是什麼人：

你的孩子、我的孫子，

及只是要尋求庇護的家庭的孩子。

我有說不完的故事，

都是目擊了世界上
最殘酷的暴力的孩子

現在遭到拘留。

但，在過去五年，
有兩個小男孩讓我無法忘懷。

其中一個是丹尼。

2014 年，我在德州
卡恩斯城的拘留中心

見到丹尼時，他七歲半。

他的母親及兄弟都在那裡，
他們從宏都拉斯逃出來。

丹尼是那種你會馬上愛上的孩子。

他很有趣，他很純真，

他很迷人，表情豐富。

他會為我畫畫，

他為我畫的其中一張圖
是「Revos Locos」。

Revos Locos：這是他們替
他們小鎮上的幫派取的名字。

我對丹尼說：

「丹尼，他們為什麼是壞人？」

丹尼一臉困惑地看著我。

其實，他的表情比較像是：

「你是真的沒頭緒還是太笨？」

（笑聲）

他靠向我，低聲說：

「你不懂嗎？

他們會抽煙。」

（笑聲）

「且他們會喝啤酒。」

當然，丹尼已經知道
喝酒和抽菸是不好的事。

接著，他說：「他們會帶槍。」

在其中一張畫裡，

用簡筆畫的 Revos Locos，
對著鳥兒和人開槍。

丹尼告訴我，他的舅舅
被 Revos Locos 殺害的那天，

他從他的房子跑到他舅舅的農舍，

卻只看到他舅舅的屍體，

他的臉被子彈損毀。

丹尼告訴我，他看到
舅舅的牙齒從頭部後方跑出來。

那時他才六歲。

之後不久，

Revos Locos 的一員
將小丹尼打成重傷，

那時他的父母說：

「我們必須離開，
不然就會被他們殺了。」

所以他們出發了。

但丹尼的父親一隻腳被截肢，
要用拐杖走路，

他無法在高低不平的地形上行走。

所以他對他的妻子說：

「不要管我，帶著孩子們走吧。

救救我們的孩子。」

於是母親和兒子們出發了。

丹尼告訴我，他回頭
向他的父親說再見，

又回頭看了好幾次，
直到看不見父親的身影。

在被拘留時，他完全
沒有父親的消息。

很有可能他父親已經
被 Revos Locos 殺害，

因為他曾經嘗試逃走。

我忘不了丹尼。

另一個男孩是費南多。

費南多也在同一個拘留中心，

和丹尼的年齡差不多。

費南多跟我說到
他和他母親在拘留中心裡

被與其他人隔離了大約二十四小時。

他們被隔離，是因為
他母親在拘留中心

帶領母親們發起一場絕食抗議，

現在，守衛的壓力
讓她精神出問題了，

守衛不但做出威脅
且虐待她和費南多。

當費南多和我在一間
小型辦公室中交談時，

他的母親闖進來，

她說：「他們聽得見你！
他們在偷聽你。」

她將雙手和雙膝都放在地上趴下，

開始在桌子下找尋、
摸索每一張椅子底下。

她察看電插座、

房間的角落、

地板、屋頂的角落、

檯燈、通風孔，尋找
隱藏的麥克風和攝影機。

費南多看著他母親忙上忙下
陷入這種恐慌的狀態中，

我則看著費南多。

我看著他的眼睛，
我看到完全的恐懼。

畢竟，如果她無法照顧他，還有誰能？

他們就只有彼此相依為命。

我有說不完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我仍然忘不了費南多。

我了解那種創傷、壓力，

和逆境會對孩子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要和各位談一下臨床面，

我要回到我的教授角色。

在很漫長和強烈的壓力、

創傷、困苦、逆境、嚴酷條件下，

發展中的大腦會受到傷害。

就這麼簡單。

大腦的連結和結構會被損傷。

孩子的自然壓力
因應系統會受到影響。

它的保護因子會被削弱。

大腦中和認知有關係的區域、

智力相關能力、

判斷、信任、自我規範、社交互動

都會變弱，有時是永久性的。

那會傷害到孩子的未來。

我們也知道，在壓力之下，
孩子的免疫系統會被壓制，

讓他們很容易被感染。

慢性病，

比如糖尿病、氣喘、心血管疾病，

會跟著孩子進入成年期，

很可能會縮短他們的壽命。

心理健康問題
讓身體的健康受到影響。

我曾經見過被拘留的孩子

一再做讓他心神不寧的惡夢、

半夜驚恐、

憂鬱和焦慮、

解離性反應、

失去希望、自殺念頭，

以及創傷後症候群。

他們的行為會退化，

就像有個十一歲的男孩，

本來已經數年不會尿床，
又再度開始尿床。

還有個八歲女孩在壓力之下崩潰，

堅持要她的母親哺乳。

這就是拘留對孩子的影響。

你可能會問：

我們能怎麼做？

我們的政府應該怎麼做？

我只是心理健康方面的專業人士，

我懂的只是孩子的健康和發展。

但我有些想法。

首先，我們得要
重新建構我們的做法。

我們得用安全和憐憫

來取代恐懼和敵意。

我們得要拆除監獄的圍牆、

有刺鐵絲網，不要再有牢籠。

我們應該建造有條理地
處理庇護的中心，而不是監獄，

建造像校園一樣的社區，

讓孩子和家人能一起在那裡生活。

我們可以採用老舊的
汽車旅館和軍方營房，

整修之後，讓孩子和父母
能以家庭為單位住在那裡，

能擁有安全和正常生活，
孩子可以四處奔跑。

在這些處理中心裡，

會有小兒科醫生、家庭醫生、

牙醫、護士

來篩選、檢測、治療孩子，
增強他們的免疫力，

建立記錄，讓下一個醫療服務
提供者也能取得他們的記錄。

社工會進行心理健康評估，

提供治療給需要的人。

那些社工會協助家庭
與他們需要的服務做連結，

不論他們將來會到何處。

老師會教導、測驗孩子，

記錄他們的學習狀況，

這樣，下一所學校的老師
就可以接續這些孩子的教育。

在這些處理中心裡還有
很多我們可以做的事。

非常多。

你可能在想，

這是不可及的夢想。

不能怪你。

讓我告訴各位，

世界各地難民營所收容的，

就是像我們拘留中心裡的那些家庭，

而有些難民營做得很好，

比我們好非常多。

聯合國發佈的報告中
描述這些難民營

會保護孩子的健康和發展。

孩子和父母以家庭
為單位住在一起，

而數個家庭被安排群聚在一起。

父母能取得工作許可，
所以他們能夠賺錢，

他們能取得食物卷，
到當地的商店去購物。

母親被聚集在一起，
為孩子烹飪健康餐點，

孩子每天都會上學、被教導。

放學之後，他們會回家騎腳踏車、

和朋友玩、做作業、探索世界——

這些對於孩子的發展都很重要。

我們能把事情做對。
我們有資源可以辦到。

我們需要的只是美國人

對於我們應該要人道
對待孩子的意願和堅持。

我忘不了丹尼或費南多。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在哪裡，

我祈禱他們能健康又快樂。

我見過許多孩子，
他們只是其中兩個，

我們知道有數千個孩子被拘留，
他們只是其中兩個。

也許這些孩子的際遇
讓我感到難過，

但他們鼓舞了我。

我可能會哭泣，我確實哭過，

但我欽佩那些孩子的力量。

他們讓我在工作時能繼續
保有希望和樂觀。

也許我們大家對於
移民的處理方式有歧見，

但我們應該要用有尊嚴
和尊重的方式來對待孩子。

我們應該要對孩子們好。

如果我們做了，

我們能協助那些待在美國的孩子，

準備好成為我們社會中
有生產力、能投入的一份子。

至於會被遣返回國的孩子，
不論是否出於自願，

我們也能能協助他們準備好，

在他們的國家中成為
老師、商人、領導人。

我希望，所有這些孩子和父母

能夠向世界證明
我們的國家是良善的，

我們的價值觀。

但我們得把這件事做對。

所以，對於移民，
我們可以有共識或歧見，

但我希望我們至少有一項共識：

沒有人會想要在未來，
回頭看歷史上的這一刻，

明明知道我們在讓
孩子受到一生的創傷，

卻選擇袖手旁觀。

那會是最大的悲劇。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