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坦诚的审视：价格，创新以及经济推动力

财富从哪里来？谁创造了财富，有是什么毁灭了财富？在这场深入挖掘全球经济的演讲中，玛利亚娜·马祖卡托 （Mariana Mazzucato）解释了我们如何失焦于价值内涵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当前的财政体系——以至于对资本主义的掌舵能抵达一个勇敢，创新且可持续的，适应所有人的未来。

价值创造、

财富创造，

这些着实是非常强大的词语。

可能你会想到金融，
想到创新，

想到创造力。

但是谁是这些价值的创造者呢？

如果我们用这个词，我们必然
是在暗示有人没在创造价值。

他们是谁？

懒虫们？

价值抽取人？

价值摧毁者？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其实
需要一个恰当的价值理论。

作为经济学家，我来是想告诉你们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迷失了方向。

不要觉得惊讶。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
我们已经对此停止了争论。

我们实际上已经不再询问
这些棘手的问题，

比如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取，

生产性活动和
非生产性活动的差异。

现在，让我给你一些背景。

2009 年，距离我们这个时代

最大的金融危机仅过去1年半时间，

这个危机仅次于1929年的大衰退。

高盛的 CEO 说，

高盛的员工是世界上
最具生产力的人。

生产力和生产率，
对经济学家来说，

其实和价值有着很大关系。

你在生产东西，

你在动态且高效地生产它。

你也是在生产世界所需，
所要，所买的东西。

现在，在危机发生仅 1 年后，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银行，以及很多其他的银行

——我这里只是拿高盛举例——

它们处于危机的中心，
因为他们其实制造并销售了

不仅限于房屋贷款的
好些有问题的金融产品，

这让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住所。

就在 2010 年的一个月内，

9 月，12万人在这场危机中
丧失了房屋赎回权。

在2007至2010 年间，

880 万人失业。

此外，美国纳税人
还必须为这些银行

提供100亿美元的救助。

我们没听到那些纳税人
吹嘘自己是价值创造者，

但显然，帮助其中一个

最具价值创造的企业渡过难关，

可能是他们应该做的。

我接下来想做的是扪心自问，

我们是如何迷失的，

为什么会这样，

这样的声明几乎无人注意，

毕竟它不是个饭后玩笑，
而是正儿八经说的。

所以我想把你们带回到
300 年前的经济思考，

那时，这个词是有争议的。

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对或错，

但你不能自称是
价值创造者，财富创造者。

在经济学界，曾有着无数辩论。

我想要争论的是，
我们已经有些迷失了，

也因此使得这些词，
“财富创造”和“价值”

变得越发脆弱、慵懒，

以及容易标榜。

好了，让我们开始——
我不喜欢给你剖析——

300 年前。

300 年前有趣的是

当时的社会仍然是农业社会。

所以那时的经济学家，

也被称为重农主义者，

他们实际上把注意力
放在了农业劳动上。

当他们问，“这些价值从哪里来的？”

他们看向农场。

他们制作了我认为的
世界上第一个表格，

名为“经济试算表”，

这是弗朗索瓦·魁奈制作的，
他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这很有趣，

因为他们不是只说：
“农场经营是价值的源泉”。

他们然后真的很操心
价值创造出来后

发生的事情。

经济表所做的——

我已试图过把这个
简化下说给你们——

是将社会分为 3 个阶级。

农民，创造价值，被称为“生产阶级”。

然后其他那些仅仅是流通这些价值的，

但是有用且不可少的，

他们些是商人；

被称为“经营者”。

之后还有一个阶级，
根据现有资产和土地向农民

单纯征收费用的，

他们称其为
“不结果实阶级”（不生产阶级）。

如果你想想这个的意思，
你就会发现很沉重：

如果过多的资源流向地主，

你实际上把系统的再生产潜能
置于危险之地。

这里所有的小箭头
是他们的模拟方式——

再次，表格和模拟程序，
他们真的在用大数据——

他们在模拟不同情景下
可能会发生什么，

如果财富不被重新投资于生产

让土地更具生产力

并实际上被以不同的方式吸走，

或甚至，经营者获取过多。

然后是1800 年代发生的——

不再是农业革命，

而是工业革命——

是古典经济学家，

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
卡尔·马克思，这些革命者们，

也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什么是价值？”

毫不令人惊讶的是
由于他们生活在

工业时代下，见证了
机器和工厂的崛起，

他们说价值是工业劳动力。

于是他有了劳动价值论。

但再次，他们的关注点是再生产，

这种对价值创造的担忧，

假如价值被吸走。

在《国富论》中，

亚当·斯密有一个关于
大头针工厂极佳例子，

他说如果只有一个人负责
大头针生产的所有工序，

一天你最多只能
制造 1 个大头针。

但倘若你能投资工厂生产
以及做劳动力分工，

新想法——

现在，我们会用“组织创新”
这个词来形容——

之后你就能提高生产效率、

推动经济增长以及国家财富。

于是他展示了经由
人力资本投资的

10 个专业化分工的工人，

每天能生产 4,800 个大头针，

相比 1 个非专业分工的工人
每天只生产 1 个大头针。

他和他的古典经济学家伙伴

也把经济活动分为
生产型和非生产型两类。

（笑声）

非生产型不是——

我想你们笑的原因是在座
大部分人都在这个列表上，对吧？

（笑声）

律师！我认为他对律师
的观点是对的。

绝对不是教授，等纸上的各类人物。

所以律师、教授，
小商品店主和音乐人。

他很显然讨厌歌剧。

他一定在写这本书的前夜

看了一场最糟糕的演出。

这上面，至少有 3 个职业

是和歌剧相关的。

但这并不是说
“不要做这些事情”。

这只是“如果这些经济部门占比过高，

尤其当我们让这些
经济部门变得太大

而不去真正思考如何
提高价值创造的源泉，

即工业劳动力时，

会发生什么。

再次，不要问自己
这是对或错，

这个话题只是争辩不断。

写出这些清单，

其实也在强迫他们
提出有趣的问题。

而且他们的关注点，
和重农主义的关注点一样，

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些
生产的客观条件上。

他们也关注，例如阶级斗争。

他们对于工资的理解

与目标有关，如果你愿意，
权力关系，

资本和劳动力的议价能力。

但再次，工厂、机器、劳动力分工、

农业用地以及什么发生在其上？

于是，随后发生的重大革新——

顺便说一句，这个在经济课上
不常教授——

当前经济思想体系发生

的重大革新，

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逻辑完全改变了。

它在两方面发生了改变。

它从对客观条件的关注转变
为对主观条件的关注。

让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客观，就是我之前说的方式。

主观，意味着
所有的关注点都聚焦在

不同个体如何做出自己的决定。

好吧，于是工人们最大化
自己休闲的选择而非工作。

顾客最大化他们所谓的效用，

即幸福感的代名词，

而公司最大化自身利润。

这背后的想法是我们
可以加总这些

我们看看它能变成什么，

这些美妙的供求曲线

形成了价格，

即均衡价格。

这是一个均衡价格，
因为我们也向其中添加了

许多牛顿物理方程：

重心是组织原则的
重要组成部分。

但这里的第二点是
均衡价格，或价格，

揭示了价值。

所以这里的革新是
从客观到主观的改变，

但与此同时逻辑也不再是
以前的什么是价值，

它是如何被决定的，

经济再生产潜力是什么，

这就引出了价格理论，

但恰恰相反：

揭示价值的价格理论

和交换理论。

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活动，
它可能很吸引人。

它影响着我们如何衡量增长。

这影响着我们如何引导经济
去生产更多这种活动，

减少那种活动，

这影响我们某些活动的
报酬比其他活动高。

这也多少让你思考，

假如你是否是个价值创造者，
你会开心地起床吗，

以及如果你无法决定价格，
那价格系统自身如何决定价格？

我说过，这影响我们
如何思考“产出”。

如果我们只是包括，例如 GDP ，

那些有价格标签的活动，

所有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

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和环境经济学家

实际上已经写了很多
关乎于此的文章。

让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如果你娶了照看孩子的保姆，
GDP 就会下降，所以不要这么做。

别被诱惑这么做，好吗？

因为一项原本可被支付的活动
尽管会照常进行，

但结了婚，就没有“付钱”的环节了。

（笑声）

如果你污染环境， GDP 会上升。

但仍旧别那么做，
可如果要做，你会促进经济。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支付某人来清洁。

现在，还有一个真正有趣的，

是金融部门的财务
在 GDP 中发生的情况。

顺便，这也是我经常感到意外

但很多经济学家不知道的一件事。

直到 1970 年，

大多金融部门甚至不
被囊括在 GDP 中。

它是间接的，也许不是故意的，

仍然被重商主义者视为

只是把东西搬来搬去，
并没有产生新东西的部门。

所以只有那些明确的价格活动
才被包含进去。

例如，如果你要获取贷款，
你会被收取费用。

这笔费用会被算入 GDP 、
国民收入以及产品核算。

但比如，净利息支付不算。

也就是银行赚取贷款利息收入

和支付存款利息的差额。

这曾经不算在 GDP 中的。

于是会计从业者
开始研究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逐渐显示出了
金融业运转资金

以及这些净利息支付的

高速增长。

他们称其为“银行业问题”。

这些人实际上是联合国组织
国民账户体系（SNA）小组的

工作人员。

他们称之为“银行业问题”，

好比“我的天，这个东西体量那么大，
然而我们甚至没有把它包括进来”。

所以，相较于停下脚步，
专注于制作那张经济试算表

或是问一些那些古典经济学家

询问发生了什么，

经济中不同类型活动之间的劳动分工，

他们只是简单给了
这些净利息支付一个名字。

所以商业银行们，被称为“金融媒介”。

这算入国民收入和生产帐户（NIPA）。

之后投行们全都被叫做
“风险承担活动”，

也被算入 NIPA 。

为了避免我没把这解释清楚，

那条红线展示了金融媒介作为整体

相比其他行业经济的蓝线

的增速要快不少。

而且这很不寻常，

因为实际在发生的，以及我们今天所知的，

有不同的人写了这些，

这是英格兰银行的数据，

数据显示从 1970 年代开始
和 80 年代后

银行业实际一直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给自己融资：

金融融资资金。

我的意思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

事实上，在英国

大概 10% - 20% 的融资

能够最终流向实体经济，
流向行业，

比如能源部门，制药行业，

IT 部门，

但其中的大部分最终会流回 FIRE，

即金融、保险和房地产。

简称为 FIRE 非常方便。

这件事很有趣，因为实际上，

并非说金融的好坏，

而且是其程度，

只要给它一个名字，

因为它实际上是有收入的，

而不是停下来问，
“它到底在做什么?” --

那是一个错失的机会。

同样，在实体经济中，
行业自身，正在发生什么？

这种对价格以及股票价格
的真正关注

造成了再投资的巨大问题，

再次，重农主义者和
古典主义者都非常关注

经济中产生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

被重新投资。

所以我们今天拥有的是
过度金融化的行业部门，

它们越来越多的利润和净收入

并没有再次投入生产，

没有流回人力资本培训，
或产品研发，

而只是把这些资金用于
回购你自己的股票，

这提高了股票期权的价值，事实上，

这也是许多高管获得报酬的方法。

你知道，股票回购绝对没问题，

但这样的一个系统完全不正常。

我这里给你显示的这些数字

表明在过去 10 年，
500 家 S&P 公司中的 466 家

已经花了不止 4 万亿美元
在回购他们的股票上。

如果你在宏观经济层面
加总这些数字，

如果我们看商业投资的总额，

也就是所占 GDP 的百分比，

你也会看到商业投资水平
呈现如此的下降趋势。

这是一个问题。

顺便说一下，这对技能和创造就业
来说是个大问题。

你可能听到近来很多关于

“机器人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吗？”
这样的话题。

然而机械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
已经取代了一些工作，

但只要利润持续重新投入生产，

这个趋势丝毫不重要：
新的工作机会会出现。

但是再投资的缺乏，
实际上，真的很危险。

同样，在制药行业，其定价方式，

很有趣的是，它没有考虑这些客观条件

即集体创造价值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行业有着很多参与者——

公共的、私人的，当然，
还有第三部门组织——

创造价值，

我们衡量这些部门价值的方法

是通过价格体系本身。

价格揭示价值。

所以最近当一个抗生素的价格

一夜间上涨了 400%，

人们问这家企业的 CEO ，
“你这么能这么做？

人们需要这些抗生素。

这不公平。”

他回答说：“我们有道德义务

让价格遵循市场走向”。

这完全无视美国的情况，例如，

国立卫生研究院每年在医学研究上
花费的300 多亿美元

其实推动了这些药物的开发。

所以，再次，
缺乏对这些客观条件的关注，

只是让价格体系来揭示价值。

这也不仅是一个学术实践，

它可能如此有趣。

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如何
衡量产出至关重要，

对我们如何掌舵经济，

对你能否感到自己有生产效率，

对我们最终帮助和支持哪个行业

并让人们因为其工作而感到自豪
至关重要。

实际上，回到那个引言，

贝兰克梵（高盛 CEO ）这样说并不奇怪。

他是对的。

我们实际在衡量生产，生产力

和经济价值的方式，

当然，高盛的员工是最具生产力的。

他们实际上也是赚得最多的。

他们的劳动力价格
揭示了他们的价值。

但这也变得同义反复，当然。

我们真的需要重新思考。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计算
产出的方式，

而且实际上，世界范围内
有一些很棒的实验，

比如在新西兰，他们现在
有国民幸福指标。

在不丹，同样，他们在思考
幸福感和健康的指标。

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只是
一贯往里加东西，

我们需要停下脚步，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暂停一下，

考虑到自金融危机以来

我们看到的改变如此之少，

以确保我们没有混淆

价值提取和价值创造，

所以看一下包括了什么，
而不是增加更多，

以确保我们不会混淆租金和利润。

古典主义认为租金是非劳动收入，

而今天，经济界探讨的租金

只是一个竞争价格的缺陷，

如果你消除一些不对称因素就会消失。

第二，我们当然可以引导活动
进入古典主义者

所说的“生产边界”。

这不应该是“我们 vs. 他们”，

也不应该是“不好的庞大金融
vs. 好的其它部门”。

我们可以改革金融业。

危机过后，在某些方面
我们确实错失机会。

我们本可以征收金融交易税，

来回报长期主义更多，
而非短期主义。

但我们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
决定做这件事。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
改变我们的想法。

我们也可以建立新机构。

全球有很多不同的机构，
比如公共金融机构，

能够给病人提供长期
且稳定的资金，

能够帮助小微企业成长，
确保基建和创新的可能。

但这不应该只是关于产出。

这不应该只是关于产出率。

我们也应该做一个社会暂停并问：

我们到底在创造什么价值？

我想以这周我们正在
庆祝登月50周年的事

来结束这个演讲。

登月这事儿需要
公共部门以及私有部门

来投资和创新各种东西，

不仅是航空相关的，

也包括对诸如营养和
材料等领域的投资。

这条路走来，我们犯了不少错。

实际上，政府所做的就是
充分利用它的采购权力

比如，推动那些自下而上
的解决方案，

其中有些会失败。

但是失败是价值创造的一部分吗？

还是它们仅仅是错误？

还是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实验，

试错，再错，再错？

贝尔实验室，
即 AT&T 公司的研发实验室，

实际上来自一个政府
非常勇敢的时代。

它实际上要求AT和T这样做
是为了保持它的垄断地位，

它必须将利润重新投资于实体经济，

创新，

超出电信领域外的创新。

这是历史，
这是贝尔实验室的早期历史。

因此，我们如何才能使这些
围绕再投资的新条件

共同投资于针对

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大挑战
的新型价值

例如气候变化呢？

这是个重要问题。

但是我们也应该自问：

是否有过净现值计算

或成本效益分析来决定

是否要在我们可能不会开始的

一代人的时间里

尝试去月球再回来。

所以感谢上帝，

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价值不仅等同于价格。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