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全球 TED 翻译大会 | 泰迪·克鲁斯

在演讲后的 TED 翻译研讨环节中，泰迪与全球 TED 翻译和专家小组探讨了围绕城市发展的紧迫问题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 2013 年“TED全球”
开放翻译研讨环节。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
泰迪·克鲁斯（Teddy Cruz）来到现场，

他在刚刚结束的 TED 演讲中

提到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方法，

去设计、规造和建造未来的住宅，
我们马上也会探讨这个话题。

今天同样来到讨论现场的
还有来自中国的 Bryant，

来自巴基斯坦的 Irteza，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 Jan，

以及来自泰国的 Unnawut。

另外还有通过 Skype
与我们连线的四位朋友。

泰迪，非常高兴你能来
参加今天的环节。

非常有意思的是，
当人们提到城市规划的时候，

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
像上海、迪拜那样的大城市，

但是于你而言，为什么没有选择
这些城市为你的灵感来源？

泰迪：噢，天呐，
这个问题真是问到了点子上。

就像我刚刚在演讲中提到的，

经过了去年
全世界在各种行业的过度投资，

导致大量的建筑、规划以及
智能化城市涌入了这些大环境当中，

最终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从迪拜到上海，
再到周边一些小城市。

或许你们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并不认为，

从这些变化中
可以总结出任何观点。

在现实中，关于
进行城市化的最好的观点

应该来自于总结
其他城市化进程的实例，

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新考量，

平价住房，

还包括调动公众参与，

以及很多很多鲜为人知的
正发生在拉丁美洲的转变。

所以，我认为发生在迪拜
或者是上海的转变，

没有一个观点在真正意义上
是先进的或是超前的。

他们实际上只是在
模仿并重现那些

美国在上世纪运用的，

最糟糕的城市规划法则。

Bryant：我有一点挺好奇的，

比如说：

在你所支持的策略中，
有哪些我们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吗？

针对这类专制的资本主义，
你会如何应对？

泰迪：我曾经
在韩国工作过一段时间，

当时，作为一个画家，
我参与了很多与公共空间

和住宅政策有关的项目。

在这个期间，我研究了

许多计划拆除的社区。

我很惊奇的发现，

在那些社区中，存在着大量
非正式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组织。

其中有一个人，他利用
四幢楼的楼顶空间

修建了一个蜗牛农场，

从而建立了一个合作关系模式，

来维持与他直接相关的经济环境。

非常难以置信的是，

这种类似企业化的社会经济行为

竟然被完全破坏了。

是，我们知道
一座城市需要进行改变。

我并不提倡说
要完整地保留那些社区。

但是在摧毁它们之前，我们需要
理解它们为这个社会创造了什么。

Bryant：没错。

泰迪：而在我所处的环境里，

也就是墨西哥和美国的交界处，

我发现“密度”这个概念
需要被重新定义——

我们应该将它看做个地区
在社会和经济上的交流与交换，

只有这种交流和交换
才能真正代表这些社区。

Bryant：但是对于开发商而言，
这些对他们并没有价值。

那么你如何让实际掌控
这些社区的利益相关者

相信你的说法呢？

作为一个设计师，你如何
让他们相信事情没这么简单呢？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建筑师和设计师的世界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破坏了，

但是当你面对大量难题的时候，

我很好奇你会使用
什么样的策略？

泰迪：这是个非常棒的问题。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去寻找并且扩大
建筑师和规划师角色的起点，

他们可以作为辅助者或媒介
来传达从下到上、

从细节到整体的知识，

以及在从上到下的组织机构中

传达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逻辑学。

因为即使是
这些社区中的活动家

也并不会意识到
这些知识的存在。

人们一直很抗拒开发商。

但是他们并不代表
整个社区居民的认知。

Bryant：所以这并不只是
仅仅提供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泰迪：没错。

另外，我认为这里存在
一个需要弥补的空缺。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因为一切最终都要与利益挂钩。

我认为，通过批准可以让社区
从自己的基础设施和房屋中获利的

房屋计划或是流程，

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

但是在这种极上极下的差距中，

还有很多事要去说，要去做。

从而产生政治代表的新模型，

以及社会参与。

这就是我们所缺少的。

Bryant：所以设计师扮演的角色
就是推动者、翻译者和协调者？

泰迪：完全正确。

这就是我想在 13 分钟内
明确阐述的话题，

但是很难做到。

主持人：我今天还请到了
一些来自大城市的嘉宾。

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首先是来自巴西圣保罗的 Nati，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泰迪吗？

Nat：基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我想问您的是，

开发商怎么才能
重塑他们的商业模式呢？

有没有一种新的的方法

可以让他们免于
因改善服务而提价？

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
让开发商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

并为城市留下好的遗产？

泰迪：我的回答是，
我们其实没有时间去等待开发商。

他们并不是我们的客户。

我认为我们需要自己学着获取
关于开发者的更多知识，

这样才能以设计者、
建筑师和城市计划者的身份

去成为新型房屋设计的开发商。

因为资源随时可以被调动。

开发商在利用资源
以及时间方面所拥有的智慧，

都体现在电子数据表上。

而那部分知识
是我们无法获取的。

所以第一，
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

第二，主要还要依靠社区。

也就是说，现有的
以社区为基础的做法，

即由非政府组织或其他代表方式

促成的非正式住区或街区

实际上也可以成为
自己住所的开发商。

我觉得这些实践需要
我们自己来推进，而不是开发商。

这样它们才会变得有意义。

但是关于城市危机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

绝大多数资源掌握
都在少部分人手里。

并且我觉得我们很难
说服开发商去减少盈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早期形式的改革

要建立在小规模的实践上

以及建立在从这些社区
所发展起来的模型上。

但是我还是想要突出
在我们这个时代，

建筑师成为经济适用房
开发商的重要性。

主持人：我们再来回答一个
来自 Skype 的问题。Matti？

Matti：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
能认识到这种新型的公民身份，

使得公民不仅仅在消费，
而是在创造，

我们如何改变其他人
看待新型公民身份的方式，

我们不只是消费者？

泰迪：你问到了困难的核心。

这就如今天一位
来自拉丁美洲的演讲者所说的，

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宣传。

变革能带来什么？

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

曾经被公认为是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哥伦比亚的麦林德，
经过了城市改革，

如今已经成为了
所有城市改革的楷模。

所以改革带来的不是建筑、
建筑风格或者是设计方面的变化，

而是关于体制的政治改革，

去寻求一种与大众的
新型交流方式。

另一方面，还需要设计者、

建筑师以及规划者参与的是，

如何产生一种新的公民教育。

使他们能参与到
哥伦比亚人所说的市民文化，

用城市教育来增加人们

对于社会标准以及
城市建设关系的认识。

我认为重建一个政体
需要无数人为之付出心血，

因为重建一个城市需要

对于医疗、教育的各种投资。

而这些投资都是很大的工程。

但是对于你我这样的“受虐者”而言，
我们可以充分参与，

打造一种新型接口，
来促进城市教育进程。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这个项目是比较容易实行的，

并且是我未来几年想去实行的。

主持人：我想给座谈小组
一个提问的机会。

Unnawut：
我来自泰国曼谷。

听您的意思是，
我们需要去改变很多事情。

但是对于那些
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

特别是城市的中心，

因为所有的空间都被占用了，

您认为还有多大的改善空间呢？

泰迪：好的。

这个问题也很难
在 13 分钟内

详细的解释清楚。

这就需要好的规划了。

对于一些建筑，
我们不会去改变，

而应该去反思我们的改造。

我们不一定要
通过物理的方法来改造，

而是通过智能的综合性计划，

或可以预测经济

和社会活动加强的各种条件。

所以我们不仅能成为空间的设计者，
还能成为条款的起草人。

这就是我早些时候所提到的。

Unnawut：
你需要去拥有自己的城市吗？

泰迪：对自己的城市
有一种归属感是至关重要的。

这就是我认为

公众参与政府重建
存在必要性的原因。

Unnawut：就空间设计而言，

我觉得您需要制定
一份“城市游击战”手册，

在里面提供一些实例。

我们如何处理
这些不同程度的情况

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泰迪：这就是我最后想说的。

我想，因为我们
都是在建筑学校里受的教育，

所以会理所当然的认为
建筑设计就是去设计物品。

我们还可以设计更多的事情。

并且我认为设计社会关系，

甚至是政治形态，
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同时也是我们一直所缺失的。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
留给 Skype 的观众吧。

Sergio，你有什么问题吗?

Sergio：是的。

在您的演讲当中，

最吸引我的部分是您谈到了
那些打造滑板公园的人。

我认为这很有趣，
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这表明很多人都愿意

积极的承担公民义务。

而且这些人会被告知，
被要求去建设非政府组织。

但我认为这类项目在初期
没有很好的进行计划，

从而可以更加有机的发展，

最终形成真正的非政府组织。

但是按照您所说的，我们需要
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和计划。

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型吗？

在与您原本的计划相冲突的情况下，

你还会选择那些本来就无计划，
天然形成的无政府组织吗？

泰迪：我明白你的意思。事实上，
你问到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没错，当我们想要去保护
这些不受计划约束的组织时，

关于这些社区的发展
被严重限制的部分问题——

即它们无法推进社会经济发展——

就是它们缺乏代表性。

并不是说它们真的“缺乏”，
它们本身就具有代表性。

但有时，这些机构可以制定
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以对抗自上而下的制度。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
真的要走出下一步的话，

我们需要建立
其他形式的管理机制。

这不是说这个体制
必须要严格或者有计划。

相反，他们可以通过
让人们有机会感受到反抗的魅力，

从而更加自由的发展。

但它们现在拥有了资源。

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实体空间，
可以发号施令。

实际上，他们正在激励
其他的社区去做相同的事情。

我不会去害怕从计划

到非计划的改变，

只要非计划不会完全
被计划所取代就可以。

最应该被激发的是非计划
和计划中间的灰色地带，

因为我们一直以居高临下的态度
看待非计划和计划，

这样容易使我们走向极端。

关于新的政策以及城市发展，

我认为我们还有
更多的基础工作要做。

主持人：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要准备回到大会现场了。

泰迪，感谢你参与今天的讨论。

泰迪：感谢大家的问题。

线上的几位，如果我们还能保持联系，
记得邀请我到葡萄牙。

Sergio：随时欢迎！
泰迪：感谢。

主持人：感谢在座的所有来宾。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非常感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