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在工作場合碰到陌生人，
迫不及待告知他們對我的第一印象，
內容都差不多是：
「嘿，我知道為什麼警察局長
會跟你說他們不可告人的秘密。
菲爾，你有心理學博士學位
和閃閃動人的光頭，
你根本就是黑人版的 菲爾博士，對吧？」
（笑聲）
我要謝謝每一個對我說過這番話的人，
因為你們每一個都是 第一個告訴我這個笑話的人。
（笑聲）
至於其他人，我真心希望你們相信，
沒有任何一個 警察局長喜歡跟我講話，
因為他們以為我是臨床心理學家。
但其實我真的不是。
我無法一眼看穿你跟你媽的 親子關係，我也幫不了你。
（笑聲）
警察局長喜歡跟我講話，
是因為我是處理某類 他們無法解決的問題的專家：
種族歧視。
我的專業其實來自我的科學家身分，
我研究為什麼人類大腦 自動把黑人與犯罪畫上等號，
以及為何誤判黑人孩童， 以為他們比實際年齡大。
我同時也研究警察的行為表現，
這就是我為什麼知道，每一年，
在美國平均五個成人中就有一個
會碰上執法人員。
其中有約一百萬人列名 警察可以使用武力的名單。
而且，如果你是黑人，
你比白人碰到警察武力的比例 又高出二到四倍。
同時，我的專業讓我看到 這些統計數字時感覺更深。
我在看見警官解開槍套時恐懼不已，
恐慌他們是否會誤以為 我那才十三歲的教子
已經大到對他們可能構成威脅時。
所以，每當警察局長，
還是基督教的牧師，
或者穆斯林的伊瑪目， 還是任何人的母親打電話給我──
又一個警察對 手無寸鐵的黑人孩子開槍──
我能了解他們聲音中的痛苦。
心碎的痛苦來自無法解決 這個致命的問題。
心碎是因為試圖要改善現況，
那個需要是如此迫切，
卻無法達成的。
只要碰到種族歧視問題時 總是同樣的感覺──
必須改變現狀，卻不可能。
所以警察局長喜歡找我談， 是因為我是專家，
但是，如果我直說問題有多絕望，
我猜他們會寧願排隊 去躺菲爾博士的沙發。
我所有的研究，
以及十年來我在 公平執法中心的工作，
讓我從美國這些 悲傷的種族歧視故事中，
得出一個有希望的結論，
那就是：
消滅種族歧視似乎不可能，
是因為我們對種族歧視的定義 讓它顯得無法被消滅──
但不一定如此。
我的意思是，種族歧視 最常見的定義就是
種族歧視的行為是 心態及想法受汙染後的產物。
光聽到我們討論如何 解決種族歧視，你就知道了。
「我們必須剷除仇恨」
「我們必須消滅偏見」 聽到了嗎？
問題在心態和想法。
這個定義唯一的問題，
就是它完完全全錯了── 無論是從科學還是其他方面都錯了。
社會心理學的基本洞見之一就是：
態度不太能夠用來預測行為，
但，更重要的是，
從沒有任何黑人團體走上街頭，
要求白人多愛我們一點。
黑人團體走上街頭的訴求是停止殺戮，
因為種族歧視的重點 在於行為，而非情感。
即便過去的民權領袖，
金恩博士和芬妮·露·哈默 訴諸「愛」的語言，
他們所對抗的種族歧視
一樣是種族隔離和暴行。
行動勝過情感。
我想所有的人權領袖皆會同意，
如果是種族歧視的定義導致
大家看不到種族歧視所帶來的傷害，
那麼這定義本身就不僅是錯而已。
如果這個定義著眼點在 施暴者的意圖，
多過被受害者所受的傷害，
那麼這個定義本身就已經帶有歧視了。
但，若我們改一下種族歧視的定義，
把重點從「態度」改成「行為」，
問題就從「不可能」變成「可解決」。
因為「行為」是可以測量的。
當問題本身能被量化，
你就能運用放諸四海皆準的 組織成功的法則之一。
先將問題還是目標量化， 再要求自己達到目標。
如果這法則已經在所有 其他組織證實可用，
我們何不也用在警方執法上？
事實證明，其實早已開始。
警察部門早已開始 運用數據分析，
僅只用在犯罪範圍。
美國大部分的警察局
使用名為 CompStat 的系統。
如果你懂得怎麼使用，
它可以分析辨視犯罪數據，
追蹤、並找出犯罪模式，
這個系統讓警察單位在
達成公共安全目標上有據可循。
這個系統的成效需要配合 警力資源的導引分配，
或者說改變警察的應對行為。
比方說如果在同一個社區 連續發生搶劫案，
我們就得增加該社區的巡邏。
又若是殺人案激增，
我們就得和社區對談， 找出原因及合作方式，
同時改變警察的運作方式， 一起減少暴力。
如果要重新定義 種族歧視，將行為量化，
也可以用同樣的原理，
打造一套專為司法公正 所用的 CompStat 系統。
這正是公平執法中心 一直在做的事。
讓我說明一下運作方式。
每當警察局邀請我們加入後，
我們負責法律相關事務， 建立和社區的連結互動，
再來就是分析數據，
目的是要找出
社區的犯罪率、貧困指數、 與社區人口結構等因素
能否預測出警察使用武力的機率？
比方說我們用這些因素推算出
警察會對多少黑人使用武力。
OK？
下一個問題是，
實際上有多少黑人真的成為 警察武力的目標？
假設有這麼多好了。
那中間這個差距是怎麼回事？
這個差距有很大一部分
是來自於預測結果並不包含 警察無法控制的因素，
及警察可控制的因素── 原則及應對方式──
中間的落差。
而我們希望找到的就是 最常發生衝突的方式
或是哪個區域，差距特別明顯，
這樣就能回報給警察單位：
「看到了嗎？先解決這個問題吧。」
這作法其實最受到警察局長的支持，
種族歧視的問題歷史悠久，
沒有什麼能比解決它 更鼓舞人心了。
如果明尼亞波里斯的人 跟他們的警政單位說：
請改善執法時 在種族方面的道德疏失，
我不確定警政單位是否能懂。
但，如果將問題改成：
「嘿，你們的數據顯示 你們毆打無辜遊民，
可以別再這樣做了嗎？」
這正是警察可以改進的地方，
而他們也做到了。
2015 年，明尼亞波里斯 警察單位告訴我們，
當地社區反映警方使用武力 似乎太頻繁了。
於是我們教他們如何 運用警方現有的數據，
判斷哪些情況下其實 能不必使用武力。
你如果仔細分析數據，
就會發現使用武力的數據 與實際需求不成比例，
因為很多時候是遊民、 精神狀態有問題者、吸毒的人，
甚至是這三項的組合──
警方對他們使用武力的數字 遠高過你所預期，
這僅僅是我剛提過的那三類而已。
對，這中間的確有落差。
下一個問題是：為什麼？
我們發現，遊民肇事的起因 常常是來自缺乏協助。
當他們得不到所需的服務，
比方說藥品，還是失去 他們在庇護所的床位，
他們就可能做出讓人報警處理的行為。
警察出現，
更加讓他們反抗警察的干預，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並沒有犯法，
他們實際上只是住在外面。
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重新訓練 明尼亞波里斯的警力。
因為問題出在報警的人身上，
他們用報警來「處理」 吸毒和遊民的問題。
最後，明尼亞波里斯市 找到解決辦法：
將社會服務及城市資源
在任何人報警之前 就先提供給遊民。
（掌聲）
問題的來源並不只有遊民，對吧？
有時候問題是擔心移民局前來執法，
比方說過去的鹽湖城 還是現在的休士頓，
警政署長必須站出來說：
「我們不會因為你打 一一九就將你驅逐。」
有時問題可能出在徒步追捕，
比方說在拉斯維加斯，
警官要訓練慢下來，深呼吸，
避免腎上腺素飆升 讓情況越演越烈。
奧克蘭的問題來自搜索行動；
聖荷西的問題則是把人拉出車外；
在匹茲堡擁有獨特 巡邏方式的第三區
還有巴爾的摩離水岸 最近的黑人社區。
我們只要幫每個城市把問題 從「不可能」變成「可解決」，
他們就會立即展開行動。
跟我們合作的警政單位 目前已經達到：
平均逮捕率下降 25%， 使用武力案數減少，
因警力造成的受傷案例 也下降了 13%。
基本上，藉由找出最大的落差，
再投入警察的人力跟資源去解決，
有點像做出一個 以數據為基礎的疫苗，
用來抵抗執法上碰到的 種族差別待遇問題。
目前，
我們的資源能同時 與大約四十個城市合作。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希望
美國可以停止浪費精力 在不可能解決的問題上，
我們需要大大地擴充現有的規模。
因為下一個目標應該是
讓我們的工具能夠協助及發揚
熱衷投入的組織者 與亟欲革新的警察局長的才智。
要達到目標，我們需要展現 之前用來廢除種族隔離學校、
以及為奴隸後代贏得公民權的 那種集體意志，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打造出 一個類似健康照護的體制，
將我們的消滅種族歧視的 警政疫苗傳送到全國各地。
因為我們有個大膽想法，
我們想將這套為司法公正 設計的 CompStat 系統，
交給服務全美一億人民的警察局，
目標是在五年內完成。
如此做之後，全美會有大約 三分之一擁有這個工具，
來減少警察在攔檢、逮捕、 使用武力時的種族差異對待，
這個工具也能減少 貪婪高昂的保釋金，
監獄人滿為患、家庭破裂，
慢性精神疾病和藥物濫用，
以及所有因為千瘡百孔的 刑事法律制度而更惡化的問題。
因為每發生一件不必要的逮捕，
就有個家庭得經歷、 飽受這個體制的摧殘。
或者說，每減少一次拔槍的機會，
或許就能免除整個社會沉痛終生。
真的，我們每一個人
都會衡量評估我們在乎的事物。
就像企業評估獲利，
好學生追蹤紀錄自己的成績，
父母也把孩子的身高記錄下來，
在門框上用鉛筆畫記號。
我們都會去測量追蹤 我們最在乎的事物，
因此當沒有人在乎衡量 我們在乎的事物時，
我們感到被忽視。
在過去二十五年間，
我們對於種族及執法問題的定義，
讓這些問題在執行面無法被測量。
但今天科學的發展顯示 我們可以改寫那定義。
我們在公平執法中心，
對警察行為表現所做的數據測量，
已經遠遠超過有史以來任何人了。
這也就是說，
只要我們有意願、
有資源來做這件事，
我們這個世代就有可能
逆轉種族歧視── 這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讓期待已久的、
必須的執法公平
變成可能的未來。
謝謝。
（掌聲及歡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