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我走进一家杂货店，
店员跟我打招呼：
“早上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说，“不用了，谢谢。”
他冲我笑了笑，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我拿了一盒麦片，离开了杂货店。
然后我去了一家本地 汽车穿梭咖啡厅。
下单之后，另一头的声音说，
“谢谢您，女士。 请开到另一边。”
在不到一个小时内，
我被人同时认作了 “先生”和“女士”。
对我而言，他们都没错，
但是也不全对。
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是我的埃利奥特，差不多2岁。
是的，可爱吧。
在过去的2年里，
这个小家伙让我重新思考世界
和如何生活。
我既是跨性别人，也是父亲， 所以我是“夸父”。
（笑声）
（掌声）
（欢呼声）
（掌声）
如您所见，我这一年 比夸父还累。
（笑声）
就像所有幽默的好父亲一样。
具体来说，我是一名性别酷儿。
性别酷儿有许多种行为方式，
对我而言，它意味着 我不把自己认作男性或女性。
我觉得自己处于两者之间， 有时又游离于两者之外。
游离在两者之外
意味着我有时被认为是“先生”， 有时被认为是“女士”
哪怕就在我日常生活中， 不到一个小时内，
比如去买一盒麦片。
但是这种位于两者之间的状态 是我感到最舒服的。
这种既可以是先生 又可以是女士的中间地带
是感觉最正确也最真实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 所有的互动都令人舒服。
相信我，这种不舒服的程度 会从小小的讨厌
到感觉到危险。
有一次在大学的一个酒吧里，
一个门卫拎着我的脖子后面
把我从女厕所里扔了出去。
对我而言，真实并不意味着“舒适”。
它意味着管理和解决 日常生活中的不舒适，
哪怕有时候会有危险。
直到我的跨性别身份
与我的父亲身份发生了碰撞，
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脆弱，
这种脆弱会阻止我做最真实的自己。
对大多数人而言，孩子怎么称呼自己，
是一件不需要思考太多的事情，
无非就是不同文化所用的词汇不同，
或者性别不同所以称呼不同， “妈妈”、“妈咪”，或者“爸爸”、“爹地”。
但对我而言，一想到这个孩子
从十几岁再到成年，
在剩下的岁月中 都会以某种称呼来叫我，
这让我既恐惧又兴奋。
我花了9个月的时间去纠结， 被叫做妈妈
或者其它的称呼，一点都不像我。
无论我试过多少次， 或者多少个“妈妈”的版本，
总感觉是被逼的，而且极度不舒服。
我知道被叫做“妈妈”或“妈咪” 对大部分人而言更容易理解。
有两个妈妈并不十分新奇，
尤其在我生活的地方。
于是我试了试其它的词。
我试了试“爹地”，感觉好一点。
好一点，但也不完美。
就感觉有一双鞋你很喜欢，
但是要弄破了才能穿进去一样。
我知道一个出生时是女性的人 被叫做“爹地”
是一条更难走的路， 会遇到许多不舒服的时刻。
但我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时刻就来临了，
埃利奥特哭喊着降临到这个世界， 就像大多数婴儿一样，
我为人父母的身份开始了。
我决定做一名父亲， 与我的新家庭面对这个世界。
最常发生的一件事， 就是当人们遇到我们
他们会认为我是“妈妈”。
这个时候，有几种互动方式，
我花了张地图来说明我的选择。
（笑声）
方案一就是无视这种假设，
让他们继续认为我是“妈妈”，
对他们而言没有问题，
但对我们而言就很尴尬。
而且这经常会让我 拒绝跟这些人交流。
方案一。
方案二就是阻止并纠正他们，
告诉他们，
“其实，我是埃利奥特的父亲”， 或者“埃利奥特叫我爹地。”
当我这么说之后， 接下来会有一到两种情况。
他们会接受我的说法， 说，“哦，好吧。”
然后过去。
或者他们会不停地道歉，
因为他们觉得不好、 尴尬、内疚或者奇怪。
但更常见的一种情况是， 他们觉得很困惑
会抬头一脸紧张地看着我，
“你是不是要去做变性手术？
你想变成一个男人？”
或者说，
“她怎么能当父亲呢？
只有男的可以当父亲啊。”
好吧，方案一通常 是比较容易的选择。
方案二是更加真实的情况。
所有这些场景都会导致 不同程度的不舒服。
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在这幅复杂的地图中选择路线的能力
会越来越强。
但那种不舒服仍然会在。
我不会站在这儿，假装自己
已经搞定这件事，其实还差得远呢。
有时候我还是会选择方案一，
因为方案二实在太难或者太冒险。
我无法肯定每个人会如何反应，
我想确定人们是心怀好意的，
他们是好人。
但当今世界，对于像我这种人的存在， 一些人的看法
对我而言是严重的威胁，
甚至会影响我家人 的情绪和人身安全。
于是我权衡利弊，
有时候家人的安全 会比我自己的真实感更重要。
但是不管危险与否，
我知道，埃利奥特慢慢长大， 会有自我意识，会学会说话，
如果我不纠正别人，她也会纠正。
我不想让自己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落到她头上，
抑制她的情绪，或者让她怀疑自己。
我需要展示这种真实和脆弱，
也就是说我不能逃避 这种被叫做“妈妈”的时刻，
而是要挺身而出，说， “不，我是一名父亲。
我会讲许多爸爸的笑话 来证明这一点。”
（笑声）
我已经经历过许多不舒服的时刻了，
甚至有些还很痛苦。
但是在短短2年时间里，
有一些富有成效与变革意义的时刻， 在我成为一名父亲
和通往真实的路上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第一次去做超声波检查的时候，
我们想知道宝宝的性别。
检查的技师看完， 在屏幕上敲出“是个女孩”
给我们打印了一张照片 就让我们离开了。
像其他人一样， 我们把照片发给家里人看了，
很快，我妈妈拎着个大袋子 就到了我家，
一点也不夸张，
那个袋子有这么高， 装满了粉色的衣服和玩具。
看着那一大堆粉色的东西， 我其实有点不爽，
研究了那么久性别
花了无数时间 在工作室和教室教课，
我以为自己已经精通 社会的性别架构
明白性别歧视会如何降低女性的价值
以及它如何表现得即明显又隐蔽。
但这种情况，这种 对一大袋子粉色东西的厌恶之情
让我对在孩子的世界里 出现极度女性化的东西
感到非常抗拒。
我意识到我恰恰在证实性别歧视
这种原本我在教学中 视作问题的文化规范。
无论在理论上我多么相信中性，
然而在实践中，女性气质的缺位 就不是中立，是男子主义。
如果我只给自己的宝宝 穿绿色、蓝色和灰色，
其他人并不会认为， “哦，那是个可爱的性别中立的宝宝。”
他们会想， “哦，多可爱的一个男孩儿。”
因此，我对于性别的理论理解 和我作为家长的世界很难相融。
我想让我的孩子体会 各种颜色和玩具。
我想有一个平衡的环境让她去体验，
让她自己体会。
我们甚至给我们的女宝宝 选了个中性的名字。
但是性别中立 作为一种理论尝试还可以，
实践起来要难得多。
我在尝试做到性别中立的时候，
会在不经意间突出男子气概， 压制女性气质。
因此我们并没有减少或者消除 生活中的女性气质，
而是通过多种努力来拥抱它。
在众多颜色中我们也保留粉色，
我们寻找平衡，可爱中带点帅气
美丽中带点强壮和聪慧，
想方设法不把任何词汇 跟性别联系起来。
我们重视女性气质和男子气概
同时也会非常慎重地审视它们。
我们竭尽所能让她不觉得 被自己的性别所限制。
做这一切
我们是希望能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 建立一种健康而又自主的性别观。
帮助埃利奥特 发展健康的性别观的这一过程，
让我重新思考和评价， 如何让性别歧视
在我自己的性别认知中显现出来。
我开始重新评估 自己是如何抗拒女性气质
来显示男子气概，其实这并不健康，
或者我想传递出去的一些东西。
进行这种自我思考 意味着我要放弃方案一。
我不能选择无视，然后离开。
我必须选择方案二。
我必须要与面对那些 让我感到最不舒服的事情
才能离最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近。
也就是说我要正视身体上的不适。
跨性别人的身体经常会感到不舒服，
这种不舒服的程度， 从虚弱无力到令人厌烦
以及中间的某种程度。
了解自己的身体，以及作为跨性别人 该如何让自己舒适，
是一个一辈子的课题。
我一直纠结于自己身体中
那些被定义为更加女性化的部分，
我的胸部，我的臀部，我的嗓音。
我有时犹豫不决，有时又非常坚决，
不去服用激素，或者动手术
让自己按照社会的标准， 更加男性化一些。
当然我没有完全克服 那些不满的感觉，
我意识到，如果我无视那些不舒服，
对自己的身体 持一种积极的、肯定的态度，
我就是在加强性别歧视、跨性别歧视， 并且形成身体羞愧。
如果我恨自己的身体，
特别是，恨大众认为的 女性化的部分，
对我的孩子而言， 她就可能看不到自己身体的可能性，
看不到她身体中女性部分的可能性。
如果我自己都恨或者说 不喜欢自己的身体，
我又怎么能期待 自己的孩子爱她的身体？
现在对我来说， 选择方案一会更容易一些：
无视她询问关于我身体的问题， 或者在她面前进行遮掩。
但我每天都必须选择方案二。
我要与自己的设定作斗争， 父亲的身体可以或应该是什么样。
因此我每天都在努力 让自己在这个身体中觉得舒适，
与我所谓的女性气质和平共处。
于是我更加多地谈到它，
我探索这种不舒适的程度，
寻找我觉得适合的语言。
这种日常的不舒适帮助我在 如何展示自己身体和性别中
同时构建代理状态和真实自我。
我努力不给自己加限制。
我想告诉她爸爸也可以有 丰满的臀部，
爸爸不一定要有完全平坦的胸部，
甚至可以不长胡子。
随着她慢慢能理解，
我想跟她讲自己探索身体的过程。
我想让她了解我通往真实的旅程，
哪怕要给她看某些不美好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好的儿科医生，
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医生不会变，
但是护士和执业护士会经常变。
埃利奥特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带她去儿科医生那儿，
遇到了我们的第一位护士， 就叫她莎拉吧。
我们从一开始接触莎拉，
就告诉她，我会被叫“爸爸”，
而我的另一半会当“妈妈”。
莎拉属于对这种事很大度的那种人，
之后我们去看医生都很顺利。
大约1年后，莎拉换班了，
我们有了一位新护士， 就叫她贝琪吧。
我们之前没有提叫爸爸这件事
直到我们原来那位护士，莎拉
走进来跟我们打招呼。
莎拉非常暖心又活泼地 跟埃利奥特、我和我的妻子打招呼
她跟埃利奥特说到，
“是爸爸拿着你的玩具吗？”
这时我的眼角瞟到，
贝琪在椅子上转向莎拉
还拿眼睛瞪莎拉。
后来我们跟医生说话去了，
我还看到莎拉和贝琪在继续互动， 看起来是这样的。
贝琪，摇着头“不”， 嘴型看起来在说“妈妈”。
莎拉，摇着头“不”， 嘴型看起来在说“爸爸”。
（笑声）
尴尬吧？
这种沉默的交锋持续了好几轮，
直到我们离开。
这次交流给我的印象很深。
莎拉本可以选择方案一，
无视贝琪，任由她把我当作妈妈。
这对莎拉来说会容易得多。
她本可以把这个责任甩给我， 什么也不说。
但在那一刻，她选择了方案二。
她选择面对我这种人的存在， 面对对于我的假设和断言。
她坚持认为，像我这样的人，
实际上也可以当父亲。
她以一种很小但是很有意义的方式，
支持了真实的我， 支持了我和我的家人。
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 拒绝承认跨性别人，
拒绝承认跨性别人 多样性的世界。
我希望，当我们遇到一个机会，
需要为别人挺身而出的时候，
我们能像莎拉一样， 尽管可能会有风险。
有时候，做一名性别酷儿父亲 所冒的风险太大。
决定做父亲真的很难。
我确信未来依然会是最难的事情，
但也是我人生最大的收获。
抛开这个挑战不谈， 我觉得度过的每一天都百分百值得。
每天我都会确认对埃利奥特的承诺，
这个承诺也是对我自己。
努力去爱她和自己，
带着宽恕和同情，
带着坚定的爱和慷慨。
给予成长的空间，走出舒适区，
希望获得并度过更有意义的一生。
我知道在记忆中，在心里，
有以往的艰难、痛苦和不安。
但我也同时知道，
这一切都会带我走向 更加丰富、真实的人生，
当我回首往事，不会后悔。
谢谢大家。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