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寒冷晴朗的三月天。
我走在里加的街上。
我還記得當時冬天已經接近尾聲。
到處都還有一點積雪
但人行道基本上是乾淨的。
如果你在里加住過，
你會了解春天即將到來的跡象 所帶來的寬慰，
因為你不再需要在街上的
雪和泥中跋涉。
當時我正在愜意地漫步，
突然發現我前方人行道的路面上
有模板塗鴉。
深灰色的地磚上畫著白色的字體。
它寫著：
「你的責任是什麼?」
這個問題讓我停下腳步。
當我正在思考它的寓意時，
我發現我正站在里加市 社會福利部外面。
所以，這塗鴉的作者所提的問題，
可能是在針對所有 前來尋求社會資助的人。
那個冬天，
我正在研究拉脫維亞 金融危機的後續效應。
作為一個開放的小型經濟體，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
拉脫維亞受到了沉重打擊。
為了讓收支平衡，
拉脫維亞政府選擇內部貶值的策略。
這意味著公共財政支出預算被大量消減、
公務員被降薪、
公務員被裁減、
失業補助和其他社會救助也減少，
並且課稅加重。
我母親當了一輩子的歷史老師。
經濟的緊縮導致她的薪水
突然被降了百分之三十。
而且很多人都和她身處一樣 或者更糟的境遇。
這次危機的代價都是由里加民眾承擔。
因為這次危機和經濟緊縮，
里加的經濟在兩年間萎縮了 25%。
只有希臘遭受了
一樣慘烈的經濟萎縮。
但不同的是，希臘人民 不斷在雅典進行抗議，
甚至經常發生暴力事件，
而里加卻無比安靜。
著名的經濟學家都在 《紐約時報》的專欄中
爭論里加採取的這種令人困惑又極端的
實驗性經濟緊縮制度，
而對拉脫維亞人的容忍
百思不解。
我當時在倫敦讀書，
而且我還記得當時的「佔領運動」
和它如何蔓延到各大城市： 從馬德里到紐約和倫敦——
那 99% 對 1% 的抗爭。
你知道的。
但當我抵達里加時，
那裡並沒「佔領運動」的絲毫跡象。
拉脫維亞人都逆來順受。
用當地的說法形容， 他們「把蛤蟆給吞了」。
為了我的博士研究，
我想探討在後蘇聯時代，
拉脫維亞的政府與國民之間的關係 發生了什麼變化。
我選擇了失業中心
作為我的研究對象。
當我在 2011 年秋天抵達那裡時，
我發現我正在親眼目睹
金融危機的後遺症，
和那些受到最大的打擊而失去工作的人
對此的反應。
所以我開始訪問 我在失業中心遇見的人。
政府有他們失業的記錄， 而他們希望得到政府的幫助，
但，我很快就發現 政府提供的幫助有特定的形式。
它提供了一些現金資助，
但大部分都是以社會計畫的 形式提供援助。
其中最大規模的計畫是一個叫
「提高競爭力活動」
實際上，這是一系列鼓勵所有失業者
參加的研討會。
我開始隨他們一起參加這些講座
而我意識到好多矛盾的地方。
想像一下，
金融危機還在發生，
拉脫維亞的經濟還在萎縮，
沒有人在招聘，
而我們一群十五個人
卻在這個狹小、明亮的課教室裡
列出自己的優勢和缺點、我們的心魔，
而我們被告知
這些是我們在勞動市場上 無法成功的因素。
當地最大的銀行正在接受政府的救助，
而這些救助的成本 都轉嫁由老百姓承擔，
此時我們卻圍成一個圈圈坐著，
學習如何在感到壓力時深呼吸。
(深呼吸)
當住家房屋的抵押贖回權被撤銷
和數千人都在移民時，
我們被告知要有夢想、要追求夢想。
身為社會學家，
我知道社會政策是政府和人民之間
一種重要的溝通方式。
而這種政策想要表達的，
用一位教練的話來說，
是「只管去做」；
她當然是在引用 Nike 的品牌標語。
所以政府是在象徵性地 向失業民眾傳達，
你們需要更積極、更努力，
你們需要提升自己， 你們需要克服心魔，
你們需要更有自信，
好像失業都要歸咎於自己的失敗。
政府將這場危機為人民帶來的苦難
當作個人的情緒壓力來處理，
以為透過正念的深呼吸練習 來調整自身的狀況
就能克服。
這些強調個人責任的社會計畫
在世界各地越來越普遍。
他們成為社會學家華康德所謂的
「新自由主義半人馬國家」。
半人馬是古希臘神話中
一種半人半獸的動物。
他的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馬。
所以一個半人馬社會是那種
對於社會高層的人們露出人臉，
而對那些在社會基層的人踐踏、
踩壓。
所以，當高收入人士及大企業
享用減稅和其他友善的政策時，
那些失業、 貧困的人
則需要證明自己值得接受國家的幫助，
並受到道德上的追究，
還要被扣上不負責任、 不積極和懶惰的罵名
甚至被當作罪犯。
在拉脫維亞，自九十年代以來，
我們的社會一直都是「半人馬」。
比如說，我們均一所得稅的受益者
至今一直都是高薪人士，
而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卻無法逃脫貧困。
而這場危機和經濟緊縮 使這種社會不平等的情況惡化。
當銀行的資本和富人被保護著，
那些失去最多的人
卻要為自己的生存負責。
當我與在講座上認識的人交流時，
我本來以他們會生氣。
我以為他們會反抗 這些為自己負責的課程內容。
畢竟這場危機並不是他們的錯， 但他們卻首當其衝。
這些人在分享他們的經歷時，
我一次又一次地
被責任這個概念的力量所震撼。
在他們之中，我遇見了桑內妲。
她在里加的職業學校裡
教了 23 年的縫紉。
在這場危機中
學校因為經濟緊縮的措施而關閉了。
教育系統的重整 是為了節省公共經費的開支。
全國大概有一萬名老師失業，
桑內妲就是其中一位。
從她的分享中，
我了解到失去工作 使她的處境十分艱難。
她離婚了，需要獨立撫養兩個青少年。
但是，在我們的交談中，
她跟我說這次的危機其實是機會。
她說:「我今年50歲了。
我覺得生活真的給了我一個機會 去好好觀察、停下腳步，
因為這些年我不斷地工作，
沒有時間停下來。
而現在我停止工作，
讓我有機會觀察這一切，
想想自己要什麼、
不要什麼。
這些年，我不停地縫紉，是有點累」
所以桑內妲在工作 23 年後被裁員。
但她並沒有想要抗議。
她並沒有「99% 對抗 1%」的想法。
她在審視自己，
而且從現實的角度考慮
在自己的房間裡做個小生意，
做一些娃娃當作紀念品賣給遊客。
我也在失業中心遇見了艾瓦斯
艾瓦斯年近五十
他失去了在政府部門 監督道路工程的工作。
在一次會面中， 他帶了一 本自己正在讀的書。
書名是
《抗壓的預防針：精神能量合氣道》
你們有些人可能知道 合氣道是一種武術，
所以，你們大概猜得到 精神能量合氣道是什麼。
而且艾瓦斯也告訴我，
在這幾個月的閱讀、思考 和反省之後，
他明白這次遭受的困境是他咎由自取。
他說:
「是我自作自受。
我處於對自己不利的精神狀態。
如果一個人擔心失去錢財和工作，
他會開始越來越感到 壓力、焦慮和害怕。
這是他自找的。」
當我請他進一步解釋時，
他將自己的思考很有詩意地形容為 四散的野馬漫無目的地奔馳
他說：「你需要成為 自己思想的牧羊人。
為了在物質世界中創造秩序，
你需要成為自己思想的牧羊人，
因為只有控制自己的思想， 才能使其他事情都有條有理。
他說：「最近，我清楚地領悟了
我周遭的世界、 所有在我身上發生的事、
所有闖進我生活裡人， 都直接取決於自己。
所以當拉脫維亞正在經歷 這場極端經濟實驗時，
艾瓦斯說是他自己的 思維方式需要改變。
他覺得當時經歷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錯。
所以承擔責任是一件好事，不是嗎？
這在後蘇聯社會顯得意義特別深長，
並帶有濃重的道德觀，
被視為蘇聯時期遺留的不良傳統。
而當我聆聽桑內妲，艾瓦斯 和其他人的想法時
我也在想
「你的責任感在哪？」這個問題
多麼像是一種殘忍的懲罰。
因為這是政府逃避責任的手段:
怪罪那些在這場危機中 經歷最多困難的人，
使他們默然承受。
所以希臘人都在街上遊行時， 拉脫維亞人則將蛤蟆給吞了。
好幾萬人選擇了移民，
這是他們承擔責任的另一種方法。
所以這個說法， 這個關於個人責任的說法，
成了一種對社會問題的集體否定；
只要我們有社會政策讓人民把失業
當作個人的失敗
卻缺乏資金來為人民施行
發展技能和創造就業機會的政策，
政府的責任就因而被忽略了。
只要我們一直都對窮人有偏見， 認為他們不積極和懶惰，
而除了移民之外，
不提供脫離貧困的方法，
我們就是在逃避貧困的真正因素。
而在此期間，
所有人都在受苦，
因為社會科學家 已經用詳細的數據證實了
在經濟極其不平等的社會裡，
更多人會有心理上 和身體上的健康問題。
所以，社會不平等不只是對 那些擁有極少資源的人們不利
而是對我們所有人不利。
因為生活在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裡
意味著生活在一個缺乏信任 和極為焦慮的社會裡。
我們的處境就是如此。
我們都在閱讀自助書籍，
都在嘗試改變自己的習慣，
改變自己的大腦，
我們冥想。
這些當然都會在某種程度上有所幫助。
自助書籍能讓我們更有動力，
冥想能讓我們和他人在性靈上更靠近，
但我覺得，
我們需要意識到我們 與他人之間的社會關係，
因為社會不平等對我們都不利。
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具有同情心的政策，
不再過於注重道德教育，
而是要推廣社會正義和平等的政策。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