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 我和我的同事揭露了 很多大公司不当行为。 除了经济上的损失， 他们还造成了 很多伤亡和疾病， 引发了很多事端。 但仅仅是揭露他们的罪行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有效的行政命令 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拯救了很多生命， 避免了很多损失， 尤其是在汽车制造、医疗、环境 以及办公场所的安全方面。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经常被反复问到同一个问题： “拉尔夫，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的团队这么小， 也没什么钱， 而且你也并不会为政治家捐款。” 我的答案是美国历史上 一个一直被忽视的神奇的规律。 公正和民主， 每一点一滴的进步 都来自于一小群公民的贡献。 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扩大了公众的舆论影响， 或者像林肯总统所说的， “最重要的是公众的意见。” 一小群发起这些运动的公民， 会逐渐召集更多的人 来一起完成这些改革和变化。 然而，即使在各种运动的最高峰， 这些运动也从没有召集到 所有公民的百分之一， 通常远低于这个比例。 这些民主和公平的缔造者的动力 来自对奴隶制度的反对 以及为女性争取投票权的压力。 他们从农民和工人中走出来， 要求制定银行、铁路 和制造业的法规， 以及公平的劳工标准。 在二十世纪， 生活的每一点进步 都来自于小组织和他们的盟友 推动选举舞台上主要的政党 采取措施。 例如组织工会的权利， 每周 40 小时工时， 累进制的税率，以及最低工资， 失业补助， 和公共安全。 后来又有了 Medicare 医疗保险制度， 公民权、公民自由、 核武器条约， 消费者和环境保护法的胜利... 这都是来自于公民倡议者， 和那些 从没有赢得过选举的小政党。 如果你愿意一直失败， 那么你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笑声） 我开始参与公民运动的经历 对于信奉参议员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 所说的，“公正，是地球上 所有人最大的心愿”的那些人 可能会有所启发。 我在康州一个小工业城市长大， 有三个兄弟姐妹， 父母拥有一家生意很好的 餐厅兼面包和熟食店。 两条河， 麦德河和静河 在主街上交汇。 小时候我曾问过，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里面玩耍钓鱼， 就像我们在课本里读到的那样。 得到的回答是： 工厂可以随意使用这条河 来排泄有毒的化学品和其他污染物。 其实，这些公司控制了 本应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河 来为他们自己赚取利益。 后来，我意识到这些河， 除了流过我们的街道外 跟我们平时的生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时没有任何关于水污染的法规， 我意识到，只有强制性的法律 才能治理我们的河流。 我小时候对家乡的 两条河流的观察 直接导致了我在 八年级毕业演讲时提到了， 伟大的保守主义者、国家公园的倡导者 约翰·缪尔（ John Muir）， 也是我后来在普林斯顿 研究公共卫生起源 和了解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的 《寂静的春天》的原因。 这些经历让我做好准备 抓住 70 年代初 制定环保法的黄金时间。 我带头向国会 游说清洁空气法， 向环保局（EPA）游说清洁水源法， 向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OSHA） 游说办公场所安全标准， 还有饮用水安全法。 如果你身体中的铅少了， 肺里吸进的石棉少了， 空气和水都更加干净了， 那都是这些年这些法律的贡献。 如今，这些能救命的法律的执行 正在特朗普的领导下逐步瓦解。 重新面对这些危险 是对新一代环保运动的 紧迫挑战。 倡导消费者权益没有永久性的胜利。 通过立法仅仅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再下一步， 就是捍卫法律。 对我来说，某些斗争 是出于个人原因。 我在高中和大学因为交通事故 失去了一些朋友， 这是这个年龄最常见的致死原因。 当时，司机要承担主要责任， 他们被戏称为“轮子背后的疯子”。 的确，醉酒的司机有责任， 但设计更加安全的汽车和公路 可以减少事故， 即使发生也可以 降低事故的严重程度。 当时没有安全带、仪表盘， 也没有安全气囊 或者其他安全保障 来减轻事故的后果。 美国汽车的刹车、轮胎和 操作稳定性跟理想状况相去甚远， 也比外国制造的要差。 我喜欢搭便车， 比如在普林斯顿 和哈佛法学院之间往返。 有时候，我跟司机会 目睹可怕的事故现场。 那种恐怖的场景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些经历促使我在法学院写了一篇 关于汽车不安全的设计，以及 呼吁交通工具安全法的的论文。 我在法学院最好的朋友之一， 弗莱德·康顿（Fred Condon）， 有一天下班开车回到 他在新罕布什尔的家。 路上他时不时开始犯困， 于是车冲出路肩，翻了出去。 当时是 1961年， 车里还没有配置安全带。 于是弗莱德成了截瘫的残疾人。 这个本可以避免的惨剧 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而汽车工业残忍的拒绝了 公认可以救命的安全设施 和污染控制装置， 反而在广告中着重强调 每年的款型变化 和额外的马力提升。 我彻底出离愤怒了。 随着我对被压制的 车辆安全措施的研究越深入， 从法庭案件中公布的汽车公司 因疏忽导致乘车人员 受伤的证据越多—— 尤其是通用汽车 那款科威尔的性能很不稳定—— 通用汽车也越来越执着于 让公众质疑我文章和证词的可信度。 他们雇佣了私家侦探跟踪我， 想抓到我的把柄。 我的书《任何速度都不安全》 (Unsafe at Any Speed) 出版以后， 通用汽车公司想要破坏 我即将于 1966 年 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面前的证词。 国会警察抓住了他们。 媒体都在报道 国会在我和通用汽车 这个大公司之间的斗争。 相比于现在， 国会和约翰逊总统 在 1966 年以相当快的速度 把这个美国最大行业的 安全、污染和燃油效率 纳入了联邦管辖。 到 2015 年， 仅仅在美国，就减少了 350 万人的死亡， 避免了几百万人的受伤， 并节省了几十亿美元。 为什么即使面对如此大的困难， 我们还是获得了胜利呢？ 原因是： 第一，一小部分倡议者 知道如何四处散播有力的证据； 第二，有三位参议员 和几位关键国会议员的支持； 第三，有大约七位主要报纸的记者 持续报道故事的真相； 第四，林登·约翰逊总统 在其他人的帮助下， 成立了安全监管机构，美国国家 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 以及第五，一批汽车工程师， 检查员和技师 向我们透露了关键的信息， 他们值得被我们更多人了解。 还有一项因素很关键： 公众的知情。 大部分人了解到了 他们的车能变得多么安全。 他们希望他们的交通工具更加省油。 他们希望呼吸到更干净的空气。 结果就是：在 1996 年 9 月， 林登·约翰逊总统 在白宫签署了安全法， 而我就站在他旁边， 还拿到了一只笔！ （笑声） 在 1966 到 1976 年之间， 这六项重要的相关因素 被反复采纳。 这段时间成为了 消费者、工人和环境保护方面 立法和监管的黄金时代。 这些过去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因素， 需要被今天那些 想为饮用水安全、 抗生素耐药性致死、 司法改革、 气候破坏、 生物和纳米技术的影响、 核装备竞赛、 和平条约、 儿童安全、 化学和放射性危害等领域 做出类似贡献的人们记住。 根据 2016 年约翰·霍普金斯 医学院的研究显示， 在美国，医院可以避免的死亡， 每周竟高达 5000 例。 80 年代的热潮： 我们力争在公共场所禁烟， 规范烟草行业， 并建立适宜的条件以减少吸烟。 他们的斗争从 1964 年 美国军医长那篇著名的报告， 指明吸烟会导致癌症 及其他疾病开始，正式打响。 美国每年超过 40 万的死亡 都是与吸烟相关。 听证会、诉讼、媒体报道 以及行业的吹哨人 都加入了医学科学家， 一同对抗这个非常强大的行业。 我询问了参议院工作人员， 迈克尔·皮尔查克 (Michael Pertschuk) 多少全职的倡议者 当时致力于烟草行业管控。 皮尔查克估计， 在美国，呼吁无烟社会的 全职倡导者不超过 1000 人。 我想，居然只有这么少的人 就能取得成功。 他们背后， 是广大的公众 和不吸烟者的支持。 很多吸烟者都计划戒烟。 只需要想一想： 成年人中的吸烟者从 45% 下降到 2018 年的 15%。 转折点发生在国会通过立法 允许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来规范烟草公司。 请记住，消费者和员工的胜利 总会遭到各种大公司的反击。 当支持这类改革的热情消退时， 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就会 变得非常脆弱，容易向行业妥协， 从而阻碍现有的 或进一步监管的执行。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公正需要持续的警觉”。 我们看到， 大公司为了逐利而持续反击， 而群众却因为获得了短暂的胜利 而感到疲惫不堪，亟待休整。 那些行业巨头， 例如通用汽车、辉瑞制药 埃克森美孚、富国银行、孟山都， 以及其他财力雄厚的 大公司和他们的说客， 和资源极其有限的群众保护团体 之间的对抗是非常不公平的。 而且，大公司还拥有 普通人所没有的 豁免权和其他特权。 比如，高田公司制造了 空气气囊丑闻， 但却免于刑事起诉。 相反，该公司被允许申请破产保护， 高管们还能保住他们的财富。 但群众组织不需要 害怕他们的企业权力。 相比于企业提供的竞选资金， 立法者更想要的是选票。 我们在这方面的影响 远比那些大公司要大。 但选民们一定要清楚 他们对立法者的诉求。 作为“我们人民”的代表， 我们希望他们能为我们负责。 一个人民的国会， 政府最有权力的机关， 可以废除、阻挠 或者重组没有良心的企业。 我们只有 100 名参议员 和 435 名众议员， 背后是两百万有组织的维权斗士， 他们是忠实的国会看门人。 国会立法可以既可靠又迅速。 我们用少得多的人数反复证明过。 但如今，国会在竞选资金的浸淫下， 面对被大公司控制的行政部门 已经放弃了他们的使命。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在 1938 年给国会的消息中， 把过于集中的企业权力 称为“法西斯主义”。 在 435 个国会选区中，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 成年人适度参与， 召集参议员、众议员或州议员 参加他们自己的城镇会议， 由公民提出他们的议程， 并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就可以改变国会的决定。 我们的代表可以成为 民主与正义的源泉， 提升人类发展的可能性。 我期待我们的学校， 或者课外辅导班， 可以教授行使公民权利的方法， 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成人教育也是如此。 我们需要开设公民培训项目， 建立行动目录。 孩子和大人都喜欢 跟他们日常生活相关的知识。 大部分美国人， 不论他们持何种政治倾向， 都想获得足够 维持生计的劳动所得、 医疗保障， 以及对抗企业犯罪、诈骗 和滥用职权的法律保障。 他们想要一个公平、 高效的税收体系， 利用公共预算， 通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让国内民众获益， 并取消大多数企业补贴。 他们也越来越多的关注气候破坏， 以及其他环境和全球健康领域的威胁。 绝大多数人想要更高效的政府， 想要结束无休止的、 只会适得其反的侵略战争。 他们想要更透明的选举以及 更加公平的选民和候选人制度。 这些都是能够团结大众的变化， 也是国会可以实现的改变。 全世界人民都想要民主， 因为它能够让群众和领导者的价值 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但要想实现这个目标， 人们需要愿意在选举前和选举时， 为伟大的民主目标付出时间。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让我们相信， 打破权力的壁垒比我们想的要容易。 人们常常跟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就从行动中学习。 他们越多的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力， 就越善于使用和创新。 就像学习做生意、一门专业、 一项爱好、学游泳， 一旦开始行动， 他们的怀疑、偏见和疑惑 都会逐渐消失。 他们呼吁变革的观念 会更加深刻和清晰。 从 1965 到 1966 年， 我在呼吁加强 汽车安全措施的过程中， 意识到很多行业 都能从事故中赚得盆满钵满： 医疗、保险、汽车维修... 他们有动力不去改变， 而是维持现状。 相反的，阻止这些悲剧 能够使消费者省下这些钱 购买其他东西或是储蓄， 以获得更好的生活。 达成这样的目标， 只需要一小部分个人或组织， 向立法者行使公民权利。 理想情况下，只需要几位 开明的富人提供资金 来帮助公民们对抗贪婪的执政者。 原因是，以往，比较富裕的人群 为反对奴隶、争取妇女投票权 和其他民权运动都贡献了重要的资金。 我们要牢记他们的奉献。 面对即将到来的气候灾难，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意识到 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 应该和个人家庭生活一样，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有意识的参与只是民主的一部分。 这是生活和民主进步的原因， 也是我们对快乐的追求。 请记住，我们的国家充斥着 我们本不应该面对的问题， 和我们用不到的解决方法。 这是民主的缺口， 没有力量能够阻止我们把它填平。 这是我们理应为后人做的。 难道我们希望后代 咒骂我们的短视， 而不是感谢我们的远见， 让他们的生活 更加和平和进步吗？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