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以来，
美国每年被判有罪的人数相对平稳，
但是看守所的平均拘留人数却暴增。
这是怎么一回事？
答案在于和初始目的 背道而驰的保释制度。
“保释”一词的意思是 等候受审的嫌犯
以回来出庭受审作为条件， 将他们暂时释放。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保释系统，
有的则根本没有。
美国的保释系统基本建立在 现金保释的基础上，
理论上应该是这么操作的：
当一个人被指控一项罪名时，
法官会制定一个合理的保释价，
被告人支付这个费用后 就可以离开看守所，
直到法院对案件做出判决。
结案以后，不论是否被判有罪，
只要被告人参加了全部的听证会， 就可以拿回保释金。
这种系统的逻辑依据在于， 根据美国法律，
在一个人被证实有罪之前， 他都是清白的。
所以，除非已有法院判决他们有罪，
否则被控告有罪的人不该被关押。
但时至今日，美国的保释系统
已不再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捍卫者，
而是侵犯人权， 造成极恶劣影响的加害者，
贫困人群和有色人种 受到的伤害尤甚。
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保释金的数额。
要想让现金保释发挥效用，
保释金额需要 在被告人的承受范围内，
数额多少并不代表 被判有罪的几率，
金额确定之后, 法院才会公布案件证据。
特殊情况下 —— 比如被控罪名尤其恶劣的，
法官有权拒绝保释， 并在开庭前拘禁被告人。
按规定，法官应该只在 极少情况下行使这项权力，
如果使用次数太过频繁， 则可能面临审查。
设定难以负担的保释金额，
变成了阻止假释的另一种办法。
这种情况下，谁去谁留极大地受到
法官的个人观点和偏见的影响。
保释金数额水涨船高，
愈来愈多的被告人难以支付，
只能不得不留在看守所。
直到十九世纪末，
这样的情况推动了 商业保释公司的崛起。
它们为被告人支付保释金， 以此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时至今日，保释金中位数 已经达到了一万美元，
这个价格对近半数的美国公民
和九成的被告人来说，是一笔巨款。
如果被告人无法支付保释金，
他们可以选择向商业保释公司贷款。
而给与不给、给谁保释， 保释公司有完全自由的决定权。
他们评估最有能力 偿还贷款的申请人，
每年能获得约 20 亿美元的利润。
事实上，在过去的 20 年间，
审前羁押已经成为 美国收押数量增长的主要动力。
每年，成千上万无法支付保金 或获得贷款的人
被收押在看守所，直到结案。
黑人和拉丁裔 受到这种不公待遇的比例最高，
相比被控同样罪行的白人，
法官常给他们设定 更高的保释金费用。
难以负担的保释金额 甚至让原本清白的被告人身陷囹圄，
有些最终背负了莫须有的罪名。
如果罪名较轻，检方可能会提出
如果被告被判有罪，
可以将其在看守所呆的时间 同样算在服刑期内。
很多时候，被告呆在看守所的时间 已经是刑期的总时长，
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立即回家， 但从此也将背负一份案底。
反之，继续上诉捍卫自己的清白，
则意味着无限期地等待审讯，
并且不能保证最终判定无罪。
其实，保释金的存在可能并非必要，
华盛顿特区在 1990 年代 取消了大部分的现金保释，
2017 年，在未收取保释金的情况下， 特区释放了 94% 的被告，
其中 88% 的人出席了所有的庭审。
非赢利组织 The Bail Project
每年为数以千计的低收入人群 提供免费的保释金帮付，
消除了保释金想要带来的金钱桎梏。
结果如何？
在没有任何押金的情况下， 庭审出席率达到了 90%，
且错过庭审的原因大多是
照顾小孩、工作无法抽身 或重大疾病等情况。
研究也同样发现，
因无法支付释金 而在开庭前拒绝释放被告，
实际上增加了再犯罪 和再次拘捕的可能性。
在被告人开庭前 就将其监禁带来的影响
会对整个社区 和几代家庭造成伤害。
被拘留的人们可能会 失去饭碗、住所
以及基本服务设施的使用权，
这些都发生在他们被判有罪之前。
审前羁押所需费用也极其高昂，
美国每年税收中 有将近 140 亿美元
花费在拘禁那些 法律上假定无罪的人。
这打破了法律面前不论种族和财富
人人平等的原则。
有关保释金的种种其实是
类似结构性种族主义 和过度依赖监禁等
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的一种表现。
与此同时， The Bail Project 一类的改革者们
在孜孜不倦地帮助 因保释金而深陷困境的人们，
以创造一个拥有更公平、 更人性化的审前制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