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最愛的抗議上衣。 上面寫著「保護你的同胞」。 我們在社區中心的地下室做的。 我會穿著它參加集會、 抗議、遊行、 燭光守夜， 和因為警方暴力而失去 摯愛的家屬們站在一起。 我見過這種社區組織的倫理 能夠改變逮捕慣例、 讓每位警官自負其責， 讓家屬在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 仍能堅強、感受到支持的力量。 但，當家屬到我們的中心 並說：「我所愛的人被逮捕了， 我們能怎麼做？」 我們不知道要如何將我們 在街頭上看到的社區組織力量 轉移到法庭上。 我們並不是律師， 所以那不是我們要進行改變的地方。 所以，儘管我們相信集體行動， 但我們還是讓我們在乎的人 獨自上法庭。 十次有九次 —— 全國皆如此 —— 他們負擔不起律師費， 所以他們會用公設辯護律師， 他們在做很英勇的事， 但通常都資源不足， 且承擔太多案件。 他們所面對的檢察官， 是把目標放在高定罪率、 強制最低刑期， 以及過程中每個階段 都少不了的種族偏見。 所以，面對那麼低的勝算， 社區的力量又被奪去， 不確定在法庭上要怎麼辦， 在美國面對刑事控告的人 當中有超過九成 會選擇認罪協商。 意思就是，他們永遠無法在 法庭上解釋而得到逆轉勝的機會， 就像我們在電視節目 和電影上看到的那樣。 這是美國大規模監禁的故事中 不為人知的部分—— 我們如何變成世界上最大的監獄。 目前，在這個國家， 有超過兩百萬人被監禁。 據推測， 三個黑人中就有一個， 在人生的某個時點會進到牢房內。 但，我們有解決方案。 我們決定推翻 「只有律師才能影響法庭」這想法。 將社區組織的力量、才智 和足智多謀，滲透到司法系統中。 我們把這個方法稱為 「參與式辯護」。 這個方法是提供給所愛的人 正面臨控訴的家屬和社區， 讓他們知道要如何去影響 那些案件的結果， 並轉變法庭上的權力樣貌。 它的運作方式是， 面臨刑事指控者的家人 會來參加每週的會議， 它算是半個支持團體， 半個策略計畫集會。 他們會形成一個社區團體， 否則這些人就得孤單地獨自面對。 他們會圍成一圈坐下， 把他們想要支持的、 摯愛人的名字寫在白板上。 同心協力，這個團體 會找出確實、得體的方法 來影響案件的結果。 他們會重新檢視警方的報告， 找出不一致之處； 他們會找出需要辯護律師 進一步調查的部分； 他們也會陪彼此上法庭， 給與精神上的支持， 同時也是讓法官知道， 站在他們面前的這個人 隸屬一個大型社群團體， 這個團體會為了他們的 福祉和成功而努力。 結果成效非常顯著。 我們已經看到控訴被駁回， 刑期被明顯縮減， 判決是無罪開釋， 有時，真的是救了人命。 就像拉蒙‧瓦茲奎茲的案子， 他有兩個孩子，是個愛家的男人， 開卡車維生， 被誤以為犯下了 與幫派相關的謀殺案而被起訴， 他完全是無辜的， 卻要面臨無期徒刑。 在拉蒙被逮捕和拘留之後沒多久， 他的家人出席了那些會議， 他們運用了這個模式。 透過他們的努力， 在這個案件中，他們找到了 一個重大的矛盾之處， 在調查過程的漏洞。 他們得以反駁警探所做的危險假設。 比如他們把在突襲他家時 所找到的那頂紅色帽子 將他和幫派生活連結起來。 透過他們的照片和記錄， 他們得以證明那頂帽子是來自 他兒子的小聯盟球隊， 拉蒙在週末會當那支球隊的教練。 他們也找到了客觀的資訊， 證明在事件發生當時 拉蒙人在小鎮的另一邊， 用的是他們的通話記錄 及他們造訪過商店的收據。 經過家屬漫長七個月的努力之後， 拉蒙在監獄中保持堅強， 他們終於讓控訴被駁回。 他們把拉蒙帶回家， 讓他過著本該擁有的生活。 隨著每個新案件， 家屬們就會找到一些新方式 來增強社區的知識， 對法庭系統產生影響。 我們會去很多量刑聽證會。 當我們要離開量刑聽證會時， 在某人的摯愛被送入監獄之後， 我們走回到停車場， 我們最常聽到大家會重覆說的話， 並不是「我討厭那個法官」， 或「我真希望我們有個新律師。」 他們會說的是： 「我真希望他們能 像我們這麼了解他。」 所以，我們開發工具和方法， 讓家屬能描述出其摯愛的 更完整豐富的故事， 他們才不會只被視為一個案件檔案。 他們開始做我們所謂的 社區人士傳記資料包， 也就是家屬匯整出 照片、證書、信件， 來呈現出過去所經歷的 困難挑戰與成就， 以及對未來的展望和機會。 社區人士傳記包 在法庭上的效果相當好， 因此我們將它再改造 成為社區人士傳記影片。 十分鐘的迷你紀錄片， 內容是訪談他們的家人、 教友、同事， 解釋當事人在他們的 生活中是怎樣的人。 我們用這種方式來暫時 化解法庭的高牆。 透過影片的力量， 把法官從法庭帶到社區中， 讓他們能夠更完整地了解 當事人的生活全貌， 再來決定當事人的命運。 我們最早期執行的 社區人士傳記計畫之一 是卡奈爾做的。 他來參加會議是因為 他曾少量吸毒而被判刑。 數年不染毒之後， 他因這個持有毒品的控訴而被逮捕。 但，因為加州的量刑設計， 讓他面臨的是五年徒刑。 我們對他的認識就是他是位父親。 他會帶女兒們一起參加會議， 接著和她們在對街的公園玩。 他說：「聽著，我可以服刑， 但如果我入獄，他們就會 帶走我的女孩們。」 所以我們給了他一台相機， 說：「拍一些照片來呈現 當父親是怎樣的狀況。」 所以他拍的照片包括 為他的女兒們準備早餐， 帶她們上學， 帶她們去課後輔導，做家庭作業。 做成了照片簡集， 他把這簡集給他的律師， 律師把它用在量刑聽證會上。 本來打算要判他五年徒刑的法官 以全新的方式瞭解了卡奈爾。 他把五年徒刑轉換成了 六個月的門診治療計畫， 讓卡奈爾能繼續陪著他的女兒們。 他的女孩們不會 在生活中失去父親。 卡奈爾也能取得他需要的治療。 在參與式辯護中， 我們有一種儀式。 我說過，當家屬來參加會議時， 他們會把摯愛的名字寫在白板上。 隨著一週一週過去， 透過家屬的故事， 我們都會漸漸認識那些名字， 我們聲援他們，為他們禱告， 並為他們抱持希望。 當我們贏了一個案件時， 當我們讓刑期縮減 或讓案件變成不起訴時， 或者我們贏得無罪開釋時， 那個本來只是白板上名字的人， 會出席會議。 提到這些人的名字時， 會給他們一塊板擦， 他們會走向白板， 把自己的名字擦掉。 聽起來很簡單， 但這是個精神層面的體驗。 大家會鼓掌，會哭泣。 對於坐在房間後方那些 才剛要開始這段旅程的家屬， 讓他們知道終點線是存在的， 有一天，他們也有可能 把他們所愛的人帶回家， 把名字擦掉， 這個儀式能深深鼓舞人心。 現在我們在為全國各地的組織 做參與式辯護的訓練， 我們的全國網路包括 超過二十個城市。 包括在賓州的一間教堂， 在田納西州的一個父母協會， 在洛杉磯的一所青年中心。 最近才加入我們全國網路， 讓這種方法更壯大更深入的城市 是費城。 他們上週才剛開始第一次的 參與式辯護週會議， 我們從加州帶了一個人到費城 去分享見證，鼓舞他們 去了解有什麼可能性。 他就是拉蒙‧瓦茲奎茲， 他從一個坐在加州 聖塔克拉拉郡監獄中的人， 變成去鼓舞社區的人， 他讓大家了解到 透過全國社區的堅持不懈 能帶來什麼樣的可能性。 即使有這麼多中心，我們仍然 採用我們發明的一個度量方式。 叫做：挽救的時間。 我們在週會議中仍會用這個說法。 當有家屬初次出席會議時， 我們會說的是：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系統就是設計成會給予 你所愛的人服刑的時間。 那是系統用來量化監禁時間的用語。 但如果你投入，如果你參與， 你可以把服刑的時間 變成挽救的時間。 也就是他們和你在家 過著他們應過的生活。 所以，以卡奈爾為例， 挽救下來的時間就是五年。 當我們把各個參與式辯護中心 挽救下來的時間通通加總， 這些時間是他們透過 在會議上、法庭上的努力， 及製作社會傳記影片 和社區人士傳記包所挽救下來的時間， 加總起來共挽救了 4218 年的監禁時間。 那是父母和孩子的歲月。 年輕人能夠上大學而不是進監獄。 我們要終結這世代循環的苦難。 想想看我所居住的州，加州， 在加州監獄系統中，將一個人 監禁的成本是六萬美金， 那就表示，這些家庭 為他們的州省下了 一大筆錢。 我不是數學家，我沒有去計算， 但這些金錢和資源可以被重新分配 給心理健康服務， 給毒品治療計畫，給教育。 現在，在全國各地的法庭上， 我們都會穿上這件上衣。 大家會穿上這件上衣， 是因為他們想要在法庭上 即時地保護他們的同胞。 但，身為實踐者， 我們是在告訴他們， 他們是在打造一個 新的領域，一個新的運動， 將會永遠改變大家對美國司法的看法。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