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是 一名临床社会工作者 和一名发展心理学家。 对我来说， 进入援助行业似乎很自然。 我的父母教育我要帮助他人。 所以我致力于 帮助那些极度困难的家庭： 贫穷、精神疾病、 移民、难民。 这些年来，我一直 满怀希望和乐观地工作。 不过，在过去五年中， 我的希望和乐观产生了动摇。 我对美国政府对待 来我国南部边境的家庭的方式， 感到非常失望。 他们只是来寻求庇护—— 都是些绝望的父母， 带着孩子， 来自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 只为带孩子远离危险。 只为逃离世界上最严重的暴力， 他们被帮派攻击， 受到殴打、强奸、勒索、威胁。 他们直面死亡， 却不能求助于警察， 因为当地警察 跟帮派蛇鼠一窝，腐败无能。 于是他们逃到我们的边境， 而我们，把他们关进拘留中心 关进监狱， 把他们当罪犯一样对待。 2014年，我在拘留中心 见了最早一批来的孩子。 我哭了。 我是坐在车里哭的。 我见到了最深重的苦难， 它让我重新审视之前对于美国的信任， 比如法律规范， 还有我父母教给我的一切。 过去五年，对于来美国 寻求庇护的移民， 美国的处理方式 是错的，完全错误。 今晚，我想告诉大家， 在移民拘留中心的孩子们 正在遭受创伤。 而这都是我们造成的。 美国人民—— 实际上，哪怕是今晚在座的各位， 对移民问题的看法都不一定一致。 如何处理所有想来美国的人们， 我们意见不一。 坦白地说，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自由派或保守派，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我想要安全的边境。 我也想把坏人挡在外面。 我想要国家安全。 你们对上述问题， 当然也会有自己的看法。 但我认为，有一点我们可以达成一致， 美国不应当伤害别人。 政府、国家，都不应该参与 伤害儿童的事情， 而应该保护他们， 无论他们是谁的孩子： 你的孩子，我的孙子 或者那些在寻求庇护的家庭的孩子。 现在，我可以和你们讲 一个又一个故事， 关于那些目睹过世界上最暴力场面， 现在正被拘留的孩子们。 在过去5年里，有两个小男孩 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其中一个是丹尼。 2014 年，我在德克萨斯州 卡恩斯城的拘留中心见到他， 当时他7岁半。 他跟妈妈和弟弟一起， 是从洪都拉斯逃过来的。 丹尼是那种 看一眼马上会爱上的孩子。 他很有趣，也很单纯， 非常可爱，也很活泼。 他给我画画， 他给我画的其中一幅 是有关 Revos Locos 的。 Revos Locos， 是他们镇子里帮派的名字。 我对丹尼说， “丹尼，为什么他们是坏人呢？” 丹尼困惑地看着我。 那种眼神更像是在问， “你是无知呢还是蠢？” （笑声） 他靠过来然后小声说， “你没看到吗? 他们抽烟。” （笑声） “他们还喝啤酒。” 显而易见，丹尼已经知道了 抽烟和喝酒是不好的。 然后他说：“而且他们还带着枪。” 在其中一幅画中， 代表 Revos Locos 的简笔画人物 正在对着鸟和人开枪。 丹尼告诉我 他的叔叔被 Revos Locos 杀害的那一天， 他是如何从自己家， 跑到了叔叔的农舍， 却只看见了他的尸体， 脸已经被子弹毁掉了。 丹尼还告诉我， 他看见叔叔的牙从脑后露出来。 那时候他只有六岁， 之后的某天， Revos Locos 中的一员 把小丹尼狠狠打了一顿， 也就是那个时候， 他的父母说： “我们必须要离开， 不然他们会杀了我们。” 所以他们出发了。 但是丹尼的爸爸 拄着拐杖，只有一条腿。 他无法走过那些崎岖的山路。 所以他对妻子说， “不要管我了。带孩子走。 救救我们的孩子。” 所以妈妈和孩子们走了。 丹尼告诉我， 他回头跟爸爸说再见， 他回头了好几次， 直到再也看不见爸爸。 在拘留所，他从来没有听过爸爸的消息。 很有可能他爸爸已经 被 Revos Locos 的人杀害了， 因为他曾试图逃跑。 我不能忘记丹尼。 另一个孩子是费尔南多。 他也在同一个拘留中心， 差不多和丹尼同岁。 费尔南多给我讲了他在拘留中心 与妈妈隔离的那 24 个小时， 因为他妈妈，发动拘留中心的其他妈妈们 一起绝食抗议， 她在守卫的压迫下屈服了， 他们威胁并且辱骂她和费尔南多。 当我和费尔南多 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谈话时， 他妈妈冲了进来， 她说：“他们能听到！ 他们在监听你！” 然后她跪下了， 她开始看桌子底下， 摸索所有椅子的下方。 她看向那些电源插座， 看向房间角落， 地板、天花板角落、 灯、通风口处， 寻找着隐藏的麦克风和摄像机。 费尔南多看着他的母亲 陷入这种偏执状态。 我从他眼里看见了极大的恐惧。 毕竟，除了妈妈， 还有谁能照顾他呢？ 只剩他俩相依为命了。 我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但我还没有忘记费尔南多。 我知道这些创伤、压力和逆境 会对儿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我先暂时当一下临床医生， 之后再变回教授的身份。 长期处于压力， 创伤、困苦、逆境等艰难的条件下， 发育中的大脑会受到伤害， 就这么简单。 大脑结构和内部连结 受到了损害。 孩子们天生的 应激反应系统受到了影响。 它的保护功能减弱了。 大脑中与认知、智力、 判断力、信任、 自我调节和社交互动相关的区域 被削弱，有时候这种影响是永久的。 这损害了孩子们的未来。 我们也知道在压力下， 孩子的免疫系统也被压制， 使他们容易被感染。 慢性疾病， 例如糖尿病、哮喘、心血管疾病， 将伴随着那些孩子成年， 有可能会缩短他们的生命。 心理健康问题与身体的衰弱有关。 我曾见过被拘留中的孩子们 反反复复做那些令人不安的噩梦， 害怕黑夜， 抑郁和焦虑， 解离性反应， 绝望，自杀的念头 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而且他们会出现行为退化， 像 11 岁的男孩 又开始尿床。 一个 8 岁的女孩，在压力下 开始坚持让她妈妈用母乳喂养她。 这些都是拘留造成的后果。 现在，你们可能要问：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的政府应该做什么？ 好吧，我只是一个心理健康专家， 我的专长是孩子的健康和发展问题。 但我也有一些想法。 首先，我们要重新设计我们的做法。 我们需要用安全和怜悯之心 替代恐惧和敌意。 我们需要拆掉监狱的墙， 拿走铁丝网，拿走牢笼。 我们不需要监狱， 而是应该创建有秩序的 庇护处置中心， 像校园一样的社区， 孩子们和家人可以住在一起。 我们可以改造 旧的汽车旅馆和军营， 让孩子和父母可以以家庭为单位， 安全而正常地生活在一起， 孩子可以在附近玩耍。 这些处置中心配有 儿科医生，家庭医生， 牙医和护士， 会对孩子们进行筛查，体检， 治疗和接种疫苗， 创建医疗记录备未来使用。 社工会对他们进行 心理健康评估， 并对有需要的孩子提供治疗。 这些社工会帮助家庭 联络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无论他们去到哪里。 老师们会教育并测试孩子， 将学习情况记录存档， 以便将来的老师 可以继续对他们的教育。 在这些处置中心，还有很多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有很多。 你们可能会觉得 这些设想太天马行空。 这不怪你们。 好吧，让我告诉你们， 世界各地的难民营 和我们的拘留中心一样， 在收留这些家庭， 而其中一些难民营 正在尝试做正确的事， 远比我们做的要好。 联合国曾发表报告， 介绍了那些保护 孩子健康和发展的难民营。 孩子和父母以家庭为单位居住， 几个家庭被安置在一起居住。 向父母颁发工作许可， 所以他们可以工作赚钱， 发放食物券，他们可以 去当地的商店购物。 母亲们聚在一起为孩子们 做健康的饭菜， 孩子们每天去学校上课。 放学后，他们骑车回家， 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 做作业，探索这个世界—— 而这些，都是儿童发展所必需的东西。 我们能够做正确的事， 我们有资源来做正确的事。 我们需要的是 美国人的意志和坚持， 我们以人道的方式对待孩子。 我无法忘记丹尼和费尔南多。 我好奇他们如今在哪， 我为他们的健康和快乐祈祷。 他们只是我见过的众多孩子中的两个， 只是在拘留中心里上千个孩子中的两个。 我可能会伤心， 因为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事情， 但我也因为他们受到了启发。 我可能会哭，像我之前那样， 但我赞赏那些孩子的坚强。 他们让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希望和乐观。 所以，即便我们在对待移民问题上有分歧， 我们也应该 带着尊严和尊重对待儿童。 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 如果我们这样做， 我们可以培养这些留在美国的孩子， 让他们成为我们社会中 有生产力，积极参与的成员。 而那些将返回祖国的孩子， 无论自愿与否， 也将准备好在自己的国家， 成为老师、商人 或领导人。 而且我希望所有这些孩子和父母 都能向全世界证明 我们国家的善意 和我们的价值观。 但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 所以我们可以 在移民问题上有不同见解， 但我希望我们可以 都同意一件事情： 我们谁都不想回顾历史这一刻： 我们知道自己在给孩子们 造成终身伤害， 而我们却袖手旁观，什么也没做。 那将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悲剧。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