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想分享的， 是我身为记者寻找意义的旅程，
以及多莉·帕顿如何指引了我。
我讲了近二十年的有声故事，
先是电台，后来是播客。
2002 年我开始做 《Radiolab》电台节目，
那时每期节目都有很程序化的流程：
我们会先邀请嘉宾——
（音频）史蒂文·斯特罗加兹（Steven Strogatz）： 这可谓是大自然中
最引人入胜的景象，
别忘了，那可是个万赖俱寂的环境。
贾德·阿布穆拉德：譬如这个人， 数学家史蒂文·斯特罗加兹，
他会先描绘一个画面。
史蒂文：想象一下， 在泰国雨林深处
有片僻静的河岸，
你乘着一叶扁舟，顺流而下。
周围一片幽静，
偶尔林间会传来三两声鸟叫虫鸣。
贾德：史蒂夫带你走进了他的意象，
空中围绕着成千上万只萤火虫。
你想象的应该是每只萤火虫 在不同的频率闪烁着，
营造出类似夜空中的繁星
随机闪耀的效果。
但据史蒂夫所说，这个地方的景象
就连科学家也无法解释——
史蒂文：呜。
呜。
数千盏灯，一齐亮起，一齐熄灭。
（音乐和电音）
贾：一般这时，
我就会插入柔美的音乐， 就像刚才那样，
而你会开始有种温暖的感觉。
科学告诉我们，
这种感觉从头部和胸腔而发，
蔓延至全身。
那是一种惊奇感。
从 2002 年到 2010 年， 我做了上百期类似的故事节目。
很多故事发人深思， 触及科学、神经学，
最后总以那种惊奇感收尾。
我把这视为我的工作，
带领大家走向惊奇的刹那。
大家的反应听上去都是：
（各种声音） “嚯！” “哇！” “哇！‘
“太美妙了。”
“喔！” “哇！”
贾：但我逐渐 对这些故事感到厌倦。
部分归因于工作的重复性。
记得有一天， 我坐在电脑前
制作神经元的音效。
（噼啪声）
做起来很简单， 剪辑一些白噪音即可。
我当时就想， “这音效我都做了 25 次了。”
但不仅如此——
那些故事的情节也高度相似。
你在科学的真理之路上前行，
惊奇感不断涌现。
当然，别误会，我热爱科学。
我的父母从战乱国家
移民到美国，
科学对于他们来说， 更像是一种身份认同，
而我也继承了他们这一点。
但那个简单的转换，
从科学转到惊奇，
让我感到哪里不太对劲。
譬如，难道故事只能这样发展吗？
2012 年左右，
我遇见了一堆不同的故事， 让我认为：“不，并非如此。”
其中有一次，
我们采访了一个人，
他说在老挝的山林中， 他和其它村民
被化学武器攻击了。
于是西方科学家前去
检测化学武器的痕迹， 却一无所获。
我们访谈时问了他，
他说科学家错了。
我们说：“可他们检测过了。”
他说：“我不在乎， 我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我们继续交流着，
简单形容一下就是：
那次采访以泪水收场。
我感觉——
我感觉糟糕透了。
当着一名受难者的面 坚守科学的真相，
什么都治愈不了。
或许是我过于 依赖科学寻求真相。
那一刻我也感觉，
当面前摆着许多不同的真相，
我们却只专注于其中一个。
于是我心想， “我必须做得更好。”
于是在接下来的八年，
我全心投入了 有真相碰撞的故事。
我们有关于“政治共识”的故事，
幸存者和加害人的观点
相互碰撞。
我们讲述了关于种族，
关于黑人如何因体制原因 被陪审团拒之门外，
而本应防止该问题的规定
又为何适得其反。
我们讲了关于反恐、 关塔那摩被拘留者的故事，
争议和冲突无处不在，
你只能绞尽脑汁试着理出头绪。
而挣扎似乎成了重点。
我心想：“也许这才是我的工作。”
带领大家走向挣扎的刹那。
而这次，大家的反应都是：
（各种声音） “但我知道——我就——”
“呃，我——” （叹气）
“哦，所以就是，呃——” （叹气）
“我是说，我——”
“你知道——天啊——我——” （叹气）
贾德：那声叹息，
就是我每次都想要听到的声音，
因为那声叹息基本上 代表了我们当下的境况，对吧？
在我们所处的世界， 真相早已不是一系列
等待捕捉的事实。
真相成了一个过程。
它从名词变成了动词。
可这种故事该如何收尾？
要知道，一直以来 我们都在讲一个故事，
随着情节的发展， 两个观点互相冲突，
然后到了结尾就成了——
不，我想想。
我该怎么收尾？
哦，天啊。
你该如何——如何为这故事收尾？
不能总是大团圆的结局，
因为那太不真实了。
而同时，
如果你就把听众卡在那儿，
大家就会觉得， “我刚刚听那些干嘛？”
我总感觉好像还差一步。
超越挣扎的一步。
而就在此时，我接触了多莉。
或者圣多莉， 我们南方人都这么叫她。
我想简短分享一下我在去年 制作九集系列节目
《多莉·帕顿的美国》时的感悟。
这和我往常做的节目不太一样，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多莉能帮我
想通这个收尾的问题。
基本的直觉大概是这样：
你去多莉的演唱会，
能看到戴球帽和 穿女装的男人站在一起，
民主党和共和党站在一起，
手牵手的女人，
形形色色的人聚在一起。
各种大家本认为应该势不两立的人
聚在那里一起唱歌。
她似乎在美国划出了 一块独特的空间，
而我想知道， 她是如何做到的？
于是我横跨两片大陆， 访问了多莉十二次。
她每次都这么开头：
（音频）多莉·帕顿： 问我任何你想问的，
我只回答我想听的。
（笑声）
贾德：她身上无疑 有一股自然的力量。
而我碰到了个问题：
我为这系列节目 选择的一种幻想，
让我心神不宁。
多莉的歌常以南方为主题。
如果你听遍她的唱片，
你会不断听到有关田纳西的歌曲。
（音乐）多莉：（唱着各种歌） 田纳西，田纳西……
田纳西乡愁……
我脑海里充满了 田纳西乡愁引起的忧思。
田纳西。
贾德：《田纳西山舍》、 《忆田纳西山》。
我在田纳西长大，
却从来没对那里怀有过故乡情。
我一直是那个来自 发明人肉炸弹的地方、
干瘦的阿拉伯孩子。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 度过了很多时光。
当我离开纳什维尔时，
就是彻底离开了。
记得当时在多莱坞，
站在她田纳西山舍的仿造建筑前。
我周围的人都在哭。
可这就是个布景而已，
有什么可哭的？
特别加上我和南方的关系，
我根本无法理解 他们为何那么情绪化。
我甚至开始焦虑，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项目？”
但接着……
命运扭转。
我遇到了布莱恩·西弗，
多莉的侄子兼保镖。
有一次，他心血来潮地带着我 和制作人西玛·欧莱俄
开出多莱坞，
绕到后山，
往山上开了二十分钟，
上了一条小泥路，
又穿过了类似《权力的游戏》中 那个巨大的木门，
来到了真正的田纳西山舍。
真正的地点——
有如神殿——
真正的田纳西山舍。
我要用瓦格纳的 音乐搭配这一段，
因为你要知道，
在田纳西坊间，
田纳西山舍就算是圣地。
我记得站在那里的草地上，
旁边流淌着鸽子河，
蝴蝶在空中轻飞曼舞，
我拥有了属于自己惊奇的刹那。
多莉的田纳西山舍
看上去完全就是我父亲 在黎巴嫩山中的家。
她的房子和他离开的地方一模一样。
而那一点连接， 促使我和父亲聊起了我们以前
从未提及的话题，
他离开家乡时的痛苦，
而他又如何与多莉的歌产生共鸣。
我后来和多莉访谈时， 她称自己的音乐为
迁移之曲。
就连那首经典的歌，
《田纳西山舍》， 如果你仔细听——
（多莉·帕顿《田纳西山舍》）
“夏日午后的阳台上，
坐在两条腿支撑的直背椅上，
倾靠着墙。”
贾德：关键在于试图捕捉 你明知已经逝去的时刻。
但如果你能生动地刻画它，
或许就能把它冻结起来， 像树脂做的琥珀，
将它固定于过去与当下之间。
这就是移民的体验。
而那一缕思绪带我 走进了千万场对谈。
我开始和音乐学家讨论 乡村音乐的整个体系。
一种我一向感觉和我家乡
毫无关联的音乐风格，
竟然由直接来自中东的
乐器和曲风组成。
甚至有商路 从当今的黎巴嫩
直至田纳西东边的山上。
老实说，站在那儿，看着她的屋子，
是我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是一名田纳西人。
这就是真相。
而且，不仅这一次，
她还一而再，再而三
迫使我突破了我曾为世界
创造的简单分类。
我记得和她聊到 她和波特·瓦格纳
长达七年的合作关系。
1967 年，多莉加入了他的乐队， 当时他已经是乡村音乐界的大咖，
而多莉只是后备歌手，无名之辈。
然而很快，多莉火了起来，
他心生嫉妒。
多莉打算离开时，他起诉了多莉，
索要三百万美金。
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 把波特·瓦格纳视为
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混球，
试图阻挡她的事业发展。
但每次我向这方面暗示，
我说，拜托！
（音频）这个男人， 你在视频里也看到了，
他用胳膊搂着你。
背后肯定有控制欲之类的情结。
多莉：哦，没那么简单。
你想想看。
他演出了那么多年，
根本不需要我来让他爆红。
他也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
我是个认真的艺人， 他不知道。
他并不了解我的各种梦想。
贾德：事实上，她还经常提醒我，
“不要把你愚昧的看法 强行加入我的故事，
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是的，这里的确有控制欲， 但还有其他的。
你不能就这样盲目下结论。”
好，退后一步来看。
我能从中得到什么？
其实，我认为这其中 包含了如何前进的线索。
我们记者喜欢，
甚至迷恋差异。
但在这个混乱的世界，
我们更加需要桥梁来 连接事物之间的差异。
但是该怎么做呢？
对于我而言，我觉得答案很简单。
你究诘这些差异，
并尽可能守住这些差异，
直到最后，好比在那座山上，
让答案自己道来，
自己呈现在你面前。
故事不能以差异收场，
只能以升华落幕。
从那次上山之旅回来后，
有朋友赠与了我一本书， 启发了我如何为这个想法取名。
在心理治疗学中， 有套叫“第三”的理论，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
我们一般把自己 视为独立的个体。
我为你做了点事， 你为我做了点事。
但根据这套理论， 当两个人在一起
并真心想要了解对方时，
那种相互的认同
会萌生一个新的东西。
一个诠释他们关系的新载体。
你可以把多莉的演唱会 看作文化界的第三空间。
她看待不同观众的方式，
观众看她的方式，
在那个空间创造出了新的灵性结构。
我认为那就是我的呼吁。
身为一名记者，
一名故事人，
一名美国人，
处身一个竭力挣扎中的国家，
我叙述的故事都必须 抵达“第三”的境界。
只有在那儿，我们之间的差异
才会化作新的可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