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要問這個問題： 到底哪裡出錯了？ 不是只有疫情大爆發而已， 還有我們的公民生活。 是什麼原因把我們帶到這個兩極化 而且充滿怨恨的政治時局？ 近幾十年來， 成功者與失敗者之間的鴻溝深化了， 毒害了政治環境， 分裂了我們。 這樣的鴻溝一部分是不平等所造成， 但這也牽涉到 我們對於隨之而來的 輸贏的態度有關。 那些在頂層的人 認為自己的成功 都是自己努力的成果， 這是一種衡量價值的方式， 而那些失敗者不應歸咎任何人 只能責怪他們自己。 這種對於成功的想法 來自一種看似吸引人的原則。 如果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 那麼成功者就應該獲得獎賞。 這是功績體制理想的核心。 當然在實際面上， 我們離這樣的理想還很遙遠。 不是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機會能往上。 出身貧窮家庭的孩童 往往在長大後依然貧困。 富裕的父母可以 將自己的優勢傳遞給孩子。 舉例來說，在常春藤聯盟大學中， 來自金字塔頂端 1% 家庭的學生人數 比來自金字塔後 50% 家庭的 學生加總起來還多。 但是問題不僅在於我們未能達到 我們所宣稱的功績體制原則。 而是這樣的理想本身就有缺陷。 它有一個黑暗面。 功績主義會侵蝕公共利益。 這會導致成功者的傲慢， 而使失敗者蒙羞。 它鼓勵成功者去深信他們成功的事實， 忘記幫助他們前進的運氣和好運。 而且讓他們開始輕視 那些運氣比他們差、 資格條件比他們差的人。 這對政治來說很重要。 其中一個最強烈的群眾反彈來源就是 許多勞動者感受到菁英的鄙視。 這是合理的抱怨。 即使全球化加劇了不平等 以及停滯的薪資， 全球化的支持者為勞動者 提供了一些令人振奮的建議。 「如果你想在全球的經濟中 競爭並且獲得勝利， 那麼就去念大學。」 「你賺多少錢取決於你學習什麼。」 「如果你嘗試就可以成功。」 這些菁英忽略了這當中隱含的羞辱。 如果你不去念大學， 如果你沒在這個新經濟中發展， 那麼你的失敗就是你自己造成的。 這就是其中的隱含之意。 難怪許多勞動者反對功績體制下的菁英。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們需要重新思考 公民生活的三個層面。 大學所扮演的角色、 工作的尊嚴， 以及成功的意義。 我們應該開始重新思考， 將大學所扮演的角色 看成是機會仲裁者。 對於那些在證書陪伴下 過日子的人來說， 相當容易忘記一個簡單的事實： 大多數人並沒有四年的大學學位。 事實上，將近三分之二的 美國人並沒有大學學歷。 因此，創造一個經濟體 讓大學文憑被看作獲得有尊嚴的工作 與體面生活的必要條件， 這想法是相當愚蠢的。 鼓勵人們去念大學是件好事。 為那些負擔不起的人提供更多的機會， 這麼做會更好。 但是這並不是解決不平等的方法。 應該少放些心力去叫大家武裝自己 僅是為了功績體制下的鬥爭。 而是放更多心力創造更好的生活， 為了那些沒有文憑， 但對我們的社會做出貢獻的人。 我們應該恢復工作的尊嚴， 而且把它放在我們的政治核心中。 我們應該記住工作不僅是溫飽而已， 這也是在為公共利益做出貢獻， 並且因為這麼做而得到認同。 羅伯特·法蘭西斯·甘迺迪 在半世紀前說得很好： 共同參與、共同社會、 共同的愛國主義。 這些不可或缺的價值 不僅是大家一起購買和消費產品而已。 它們是來自有尊嚴的工作， 以及正當的收入。 這樣的工作讓我們可以說， 「我有幫忙建造這個國家。」 「我有參與偉大的公共事務。」 這種公民情感 卻在當今的公共生活中大量流失。 我們經常假設大家賺到的錢 是用來衡量一個人 對公共利益做出多少貢獻的方法。 但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馬丁·路德·金恩 解釋了為什麼這是錯誤的。 他回想起在田納西州曼菲斯 清潔工人所發起的罷工事件， 那就發生在他被刺殺前不久。 金恩說： 「歸根究柢，撿垃圾的人 和醫生一樣重要， 因為如果他不工作， 疾病就會蔓延。 所有工作都有其尊嚴。」 當今的疫情讓這個道理更清楚。 這揭示了我們有多麼依賴 那些經常被我們忽視的勞動者。 送貨員、 維修工人、 雜貨店員工、 倉庫工人、 貨車司機、 護理師助理、 育兒員、 居家照護業者。 這些並不是薪資最好 或是最光榮的工作者。 但現在，我們將他們視為 不可或缺的工作者。 這是一個開啟公共辯論的時刻， 討論如何使他們的薪水 以及所獲得的認同 能夠與其工作的重要性保持一致。 這也是一個道德與精神轉變的時刻， 質疑功績體制傲慢的時刻。 我在道德上應該得到 使我蓬勃發展的才能嗎？ 我的成就是否源自於 我活在一個獎勵才華的社會中， 而這個才華是我正好所擁有的？ 還是只因為我很幸運而已？ 堅信成功是因為自身的緣故， 讓我很難設身處地感受他人的困境。 意識到運氣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會促使我們變得謙卑。 或許是出於偶然的緣故， 或者神的恩典， 或者命運的奧秘， 所以我才能到達某個高度。 這種謙卑的精神 是我們目前所需要的公民素養。 這個契機讓我們可以 從分裂彼此的成功道德觀走回正軌， 引領我們超越獨裁的功績體制， 走向一個少點怨恨， 更加慷慨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