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希望和正義帶給伊斯蘭國手下倖存的女子

人權保護者拉比亞·艾爾·加拉尼分享了艱辛又讓人心碎的故事，內容是關於伊斯蘭國對於伊拉克亞茲迪斯女人及女孩施予性暴力，她也談到了她為倖存者尋求正義的過程。「這些受害者曾經經歷過無法想像的痛苦。但在一點協助之下，她們也展現出她們的韌性。」她說：「能見證這些，是一種榮幸；能尋求正義，是一種殊榮。」（本演說有成人內容）

〔本演說有成人內容〕

我十四歲時，

我父母打算把我嫁給
一個他們選定的男人。

我拒絕了。

這個違抗家人的決定，
影響了我人生中的一切，

也改變了我的道路，
讓我能夠成為今天的我。

但那時我偶爾會感到非常痛苦，
至今仍然如此。

我父母都是在未受教育的
傳統摩洛哥家庭中長大，

在這種家庭中，女孩的主要價值
是由她的貞潔來定義的。

他們後來移民比利時，

我在那裡出生、長大、受教育。

我並不接受他們的世界觀。

當我對他們說「不」的時候，

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不論是
身體上或情緒上都飽受折磨。

但最終我逃離了這個家庭，

成為了一名聯邦警察的警探，

使我能夠幫助保護他人的權利。

我擅長調查處理與反恐怖主義、

兒童綁架、殺人相關的案件。

我很愛這份工作，

它讓我感到極為滿足。

因為我有穆斯林的背景，
和說阿拉伯語言的能力，

而且有興趣在不同國家工作，

我決定要尋求新挑戰。

當了數十年的警察之後，

我被招募擔任性暴力
和性別暴力的調查員，

成為司法快速反應小組
和聯合國婦女署的正式成員。

司法快速反應小組是一個組織，

針對大規模暴行進行刑事調查。

他們獲得公共及私人資金支持，

並會將證據及報告提供給
一百多個參與國。

許多動亂的國家通常
無法提供公正處置

給大規模暴力的受害者。

因此，

司法快速反應小組才得以設立
並與聯合國婦女署合作。

透過合作，

司法快速反應小組和聯合國婦女署
共同招募、訓練和認證了

超過 250 個專業人士，

這些人專精於處理
性暴力和性別暴力，

就像我一樣。

我們按照國際法來進行調查，

而我們調查的結果最後會成為
起訴戰爭罪犯的證據。

這個機制給了受害者希望，

正義和究責還是可能某天

在戰爭和動亂之後實現。

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所做過
最有挑戰性的工作。

那是在伊拉克。

自從於伊拉克和敘利亞的
伊斯蘭國（ISIS）興起之後，

這個組織就大規模地攻擊和虐待

許多少數宗教和民族的人，

比如基督徒，

什葉派土庫曼人、什葉派穆斯林、

什葉派沙巴克人，和雅茲迪人。

他們對雅茲迪人的迫害尤為可怕。

2014 年 8 月 3 日和 15 日，

伊斯蘭國攻擊了伊拉克辛賈爾
約莫二十個村落和小鎮。

年齡超過 14 歲的男性
通通都被處決，

包括老人和身心障礙人士。

他們把女人和女孩分開，

強暴她們，

把她們賣去做性奴隸和家庭奴工。

一個月後，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決議

進行一項前往伊拉克的調查任務，

去調查和記錄伊斯蘭國

及相關組織被控的暴力和虐待行為。

我被派去調查針對
雅茲迪人所犯下的暴行，

並關注性犯罪和性別犯罪。

雅茲迪人是說庫德語的一個宗教族群，

定居在伊拉克北部。

他們的信仰體系結合了
猶太教、基督教、

伊斯蘭教和祆教的元素。

數百年來，

不了解雅茲迪人信仰的穆斯林和基督徒

一直都斥責他們是崇拜魔鬼的人。

伊斯蘭國也這麼看待他們

並誓言要摧毀他們。

現在，我們來做個思想實驗。

請各位想想自己最糟糕的性經歷，

回想所有細節。

現在，轉向你右邊的人，

向他描述這段經歷。

（笑聲）

很困難，是吧？

（笑聲）

但當然不用真的這麼做。

各位都會覺得不舒服且很不好意思。

所以，想像一下，
在中東有一位 11 歲的女孩，

她沒有受過性教育，

被帶離了她的舒適圈，

和她的家庭，

目擊了她的父親和兄弟被處決，

而她必須詳細說明

她被強暴的過程，

而且在她的文化中談論性還是種禁忌。

她唯一能保全名聲的作法，
就是隱瞞這項罪行，

相信自己是被強迫結了婚，

或者出於怕被排擠的恐懼
和羞恥心而否認事情的發生。

我訪談了一位女孩，
我們就稱她為「艾達」。

她被一個伊斯蘭國領導人──
又稱埃米爾──買下了，

還有十三名女孩也被買下，
年齡從 11 歲到 18 歲不等。

這群人中包括
她的三個姪女和兩個表妹。

這 14 個女孩被帶到一間房子，
裡面全是伊斯蘭國的戰士。

在場有一位伊瑪目
（伊斯蘭宗教領袖），

清楚告訴她們
雅茲迪人的宗教是錯誤的，

唯一的正確道路是要接受
伊斯蘭教並嫁給穆斯林男性。

之後埃米爾把這些女孩的名字
寫在 14 張小紙條上。

兩位伊斯蘭國戰士各自選一張紙條。

他們會唸出寫在紙上的名字，

那兩個女孩就被強迫
帶到另一間房間。

當埃米爾和伊瑪目聽到那兩個女孩

在被強暴時的尖叫聲，

他們開始大笑。

他們兩個告訴其他女孩，

那兩個女孩應該要享受
被強暴的過程而不是尖叫。

一會兒之後，
兩位女孩被帶回房間裡。

她們都受到了驚嚇而且在流血。

她們都承認自己已經結婚
並且受了很多的痛苦。

需要考慮到的很重要一點是
她們在成長過程中

一直相信一生中只能
和一個男人發生性交，

就是她們的丈夫。

她們在這種受驚嚇的狀態下能
做出的唯一解釋，

就是將被強暴定義為婚姻。

在後面的兩個女孩被帶去強暴之前，

艾達做出了一個很可怕的決定。

身為這群女孩中最年長的人，
她說服了埃米爾

讓她們使用浴室，
在結婚之前先清洗乾淨。

其中一個女孩告訴艾達，

她注意到在浴室裡有老鼠藥。

14 名女孩決定要終止她們的苦難，

喝下那個毒藥。

在毒藥完全發揮作用之前，

她們被伊斯蘭國的人
發現並送到醫院，

救活了她們。

伊斯蘭國決定將這些女孩分開，

並一個一個單獨賣掉。

艾達被帶到另一間房子，
她被粗魯地強暴。

在她嘗試用她的頭巾再次自殺之後，

每兩天她就會被毒打和強暴。

經過四個月的囚禁之後，

艾達鼓起勇氣逃走了。

她再也沒見過另外 13 個女孩。

我訪談過艾達好幾次。

她願意跟我交談，是因為
其他受害者告訴她，

有一個聯合國的女人
了解她複雜的文化背景。

我看著她的雙眼，

認真地傾聽她訴說
她那些最黑暗的時刻。

我們建立了私人的友誼，直至今日。

我的成長背景讓我很能理解
她深刻的羞恥感，

以及怕被排擠的恐懼。

這些調查並不只是
在收集資訊和證據，

這也是在幫助受害者。

我和受害者建立的聯繫，

增強了他們尋求正義的信心和意願。

當艾達在考慮要逃走時，

她和所有的雅茲迪倖存者一樣，

都面臨了兩難：

她應該繼續忍受被劫持者虐待，

還是選擇回家之後，

面對羞辱、排擠，

甚至可能因為失去名節被殺？

我非常清楚被排擠的痛苦，

我在比利時的摩洛哥族群中體驗過，

我不希望同樣的事發生在
雅茲迪族群。

所以，一群關切此議題的組織，

包括聯合國、非政府組織，
和雅茲迪的政治人物及其成員，

聯繫了一名宗教領袖，

巴巴·謝赫。

在多次會面之後，

他意識到這些女孩
並沒有拋棄他們的宗教，

她們是被強迫改信伊斯蘭教

並強嫁給伊斯蘭國戰士。

事實上，她們是被綁架、強暴，
並成為性奴隸的。

我很高興能跟大家說，
在多次會面之後，

巴巴·謝赫公開宣佈

倖存者應該被當作受害者來對待，

雅茲迪族群應該要
張開雙臂接納她們。

這個訊息傳遍了整個族群，

最終，被伊斯蘭國囚禁的
倖存者也聽到了。

就在他的公開支持宣言之後，

倖存者也有了動力，
想要逃離伊斯蘭國，

和艾達一樣，

許多年輕的雅茲迪女性鼓起勇氣，

返回她們的家鄉、族群。

巴巴·謝赫的公開宣言

拯救了許多年輕的
雅茲迪女性的性命，

讓她們在被囚禁時
和逃離後都能有希望。

令人難過的是，並非每一個
宗教領導人都願意和我們交談。

有些受害者的結局
比雅茲迪人要悲慘許多。

譬如說，五、六百名受害者中，
只有 43 名

什葉派土庫曼民族成員

在逃離伊斯蘭國之後還能夠回家。

當中有些受害者的家人

還建議她們留在伊斯蘭國那裡，

或者自殺以拯救家族的名譽。

德國建立了一個專項計劃
來幫助伊斯蘭國的倖存者，

給 1100 名女性和孩子
提供心理輔導和住宿，

包括艾達在內。

我工作期間去探視了艾達好幾次。

我為她和其他受害者感到驕傲。

她們恢復的非常不錯。

讓我感動的是看見這麼多人，

儘管經歷過這麼多苦難，

在這個專項計劃中也逐漸好轉。

這個專項計劃包括了
個人和團體諮商、

藝術治療、音樂治療、

體育活動、

語言課程、

學校，和其他組織活動。

我觀察到的是當受害者

從動亂區域遷移到和平的國家

對他們會有正面的影響。

這個專項計劃吸引了
其他國家的注意力，

它們有興趣想幫助更多雅茲迪人。

這些雅茲迪女人和女孩
仍然會打電話或發訊息給我，

告訴我她們的在校成績、

有趣的旅行經歷，

或者和我分享她們未來的夢想，

比如寫一本書來講述她們曾經
在伊斯蘭國經歷的一切。

有時，她們會感到悲傷，

覺得需要再談談那些事件。

我不是心理學家，

她們的故事讓我要面對
次級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但我不斷鼓勵她們說出來，

我也不斷傾聽，

因為我不希望她們
在苦難中再感到孤單。

透過這些小事，

我看到了更重要的事。

這些女人和女孩正在痊癒。

她們不再害怕尋求正義。

若沒有希望，就不會有正義，

若沒有正義，也不會有希望。

每年 8 月 3 日和 15 日
是我的紀念日，

我會去聯繫這些雅茲迪人，
讓她們知道我在想著她們。

我這麼做總會讓她們很開心。

這對她們是個很感性的日子。

今年 8 月，我和艾達聊過。

她很高興地告訴我，

當時和她一起被綁架的
其中一位姪女

終於在敘利亞
被伊斯蘭國的人釋放，

然後回到伊拉克。

你能相信嗎？

過了整整四年後？

如今，她最大的願望
是希望她的整個家庭，

現在分別住在三大洲，

有一天能夠重聚。

我希望會有這一天。

當我想到我工作
遇到的這些倖存者，

我就會想起一位埃及醫生、作家，

及人權活動家説過的話，

她叫做納瓦勒·薩達維。

在她的書《冰點的女人》中，

她寫道：「生命充滿艱苦，

而真正活過的人，

是那些能克服生命中艱苦的人。」

這些受害者曾經經歷過
無法想像的痛苦。

但在一點協助之下，

她們展現出了她們的韌性。

每個人對於要尋求怎樣的正義
都有自己的觀點，

而我深深地相信，

可靠可信的司法過程是關鍵，

能讓她重新取得尊嚴，

能讓她的創傷到此為止。

正義並不只是要懲罰行兇者。

而是要讓受害者覺得
他們所遭受的罪行

是受到法律認同及規範的。

對我來說，一生中最可貴的經驗，

就是在工作中接觸到這些倖存者。

因為我分擔了她們的悲傷、

擁有相同的語言和文化，

我們在人類最深的層面上有了連結。

這本身就是一種治癒的行為：

被聽見、被看見、

得到同情而不是輕視。

當我們如此接近受苦的人，

身為調查者也會感覺痛苦。

我的工作很有挑戰性、
讓人心碎，而且會造成創傷。

但這是我做這份工作的原因。

當我見到這些
大規模暴行的倖存者時，

當我握著她們的手，
看著她們的雙眼時，

我自己的痛苦依然存在，

但我的痛苦卻變得值得了。

而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

當我看到這些勇敢的倖存者

努力想要重獲她們的自我價值，

和她們的家人團聚，在一個
珍視她們的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能見證這些，是一種榮幸；

我很榮幸，能夠追求正義。

而追求正義也是一種治癒——

治癒所有人。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