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 中幸存女性的希望与正义

人权保护者拉比亚·艾尔·格拉尼（Rabiaa El Garani）分享了 ISIS 对伊拉克雅兹迪妇女和女孩实施性暴力的那些富有挑战性且令人心碎的故事——她的工作是为幸存者寻求正义。 她说：“这些受害者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但是在一点帮助下，她们表现出了自己的韧性。” “作为见证人是一种荣幸；能够去寻求正义是一种荣誉。” （此演讲包含成人内容。）

【此演讲包含成人内容】

在我 14 岁的时候，

我的父母打算把我嫁给
一个他们选的男人。

我拒绝了。

那个违抗家人的选择
改变了我生活的一切，

让我成为了今天的我。

但这有时很痛苦，
而且会继续痛苦下去。

我的父母在没有受过教育的
传统摩洛哥家庭长大，

在那里，一个女孩的主要价值
是由她的童贞来衡量的。

之后他们移民到了比利时，

我在那出生，成长和接受教育。

我不接受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当我对他们说不时，

在承受身体和情感的虐待上，
我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是最终，我逃离了他们的家，

成为了一位联邦警探，

可以帮助他人，保护他们的权利。

我的专注领域是调查反恐案件，

儿童绑架和凶杀案。

我爱这个工作，

它使我非常有成就感。

以我的穆斯林背景，
阿拉伯语能力，

和对从事国际工作的兴趣，

我决定去寻求新的挑战。

在当了几十年的警察后，

我受聘成为了一名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调查员，

加入了司法快速响应组织
和联合国妇女署。

司法快速响应
（Justice Rapid Response）

是一个对大规模暴行
进行刑事调查的机构。

他们依靠公共和私人资金资助，

为超过 100 个参与国
提供证据和报告。

许多冲突下的国家往往无法为
遭受大规模暴力之害的人们

提供公正的审判程序。

为了做出回应，

司法快速响应组织
与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

共同合作，

一起录用，培训并认证了

超过 250 名和我一样

在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方面
具有特定专业知识

的专业人士。

我们的调查依据国际法进行，

我们的调查成果最终成为了
起诉战争罪犯的证据。

这一机制给受害者带来了希望，

即战争和冲突之后

正义和责任总有一天会出现。

让我来告诉你们
我做过的最有挑战的一项工作。

那是在伊拉克。

自从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
也就是 ISIS 的出现，

这个组织已经系统的攻击和折磨了

许多宗教少数民族和种族，

例如基督徒，

什叶派土库曼，什叶派穆斯林，
什叶派沙巴克和雅兹迪。

对雅兹迪人的迫害尤其恐怖。

在 2014 年 8 月 3 号和 15 号，

ISIS 袭击了伊拉克辛贾尔的
大约 20 个村庄和城镇。

他们处决了所有
14 岁以上的男性，

包括老人和残疾人。

他们将妇女和女孩分开，

强奸她们，

并把她们卖做性奴和家庭奴役。

一个月之后，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项决议
开启了对伊拉克的实况考察任务，

调查和记录 ISIS 和相关团体

犯下的暴力和虐待事件。

我被派去调查针对雅兹迪人的暴行，

重点关注性犯罪和
基于性别的犯罪。

雅兹迪是在伊拉克北部的，
讲库尔德语的

种族宗教团体。

他们的信仰体系融合了
犹太教，基督教，

伊斯兰教和琐罗亚斯德教。

几百年来，

不理解他们信仰的
穆斯林和基督徒

把雅兹迪人当作
恶魔崇拜者来谴责。

ISIS 也这样认为，
并发誓要摧毁他们。

下面，让我们来做一个思考实验。

我想让你们回想一下
你最糟糕的性经历，

并回顾一下细节。

现在转向你右边的人

并描述这个经历。

（笑声）

我知道这很难，对吧?

（笑声）

但是，当然，
我不希望你们这样做。

你们都会很不舒服，十分尴尬。

那么想象一下一个
11 岁的中东小女孩，

没有接受过性教育，

从她的舒适区被带离，

离开了她的家人，

目睹了她父亲和兄弟被处决，

不得不详细的描述被强奸的过程，

而在她的文化中
谈论性是一种禁忌。

她恢复自尊的唯一方式
是隐瞒那个罪行，

去相信她只是
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嫁了人，

或者出于羞耻和
害怕被拒绝而否认事件。

我曾面谈过一个女孩，
我打算叫她“艾达”。

她与其他 13 个年龄在
11 到 18 岁之间的女孩一起，

被一个 ISIS 的领导人
或称 Emir（穆斯林首领）买来。

这里面有她的三个侄女
和两个表姐妹。

这 14 个女孩被带到
一个满是 ISIS 战士的房子。

一个 Imam（清真寺领拜人）在场，
明确的告诉她们：她们的宗教是错误的，

唯一正确的做法是接受伊斯兰教，
并嫁给一个穆斯林男人。

Emir 把女孩们的名字
写在了 14 张小纸片上。

两个 ISIS 战士会每人抽一张纸。

他们会叫纸上的名字，

然后那些女孩
会被强行带到另一个房间。

Emir 和 Imam 听着

女孩们在被强奸时的尖叫声，

他们开始笑。

他们告诉其他女孩，

那两个女孩应该享受，
而不是尖叫。

过了一会儿，两个女孩
被带回了这个房间。

她们受到了惊吓，还在流血。

她们确信了她们已经结婚了，
并且遭受了很多痛苦。

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一个事实，
她们生来就被教育

自己一生只能
与一个男人发生性行为：

他们的丈夫。

在这种惊吓状态下，
她们可以建立的唯一连接

就是将他们的强奸定义为婚姻。

在下一组的女孩被带走强奸前，

艾达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

作为里面最大的女孩，
她说服了 Emir

允许她们在“结婚”前
去卫生间清洁自己。

有一个女孩告诉艾达，

她看见在卫生间里有老鼠药。

这 14 个女孩决定通过喝毒药

结束她们的痛苦。

在毒药彻底发挥作用之前，

ISIS 发现了，
并把她们带去了医院，

她们活了下来。

ISIS 决定分开这些女孩，

然后单独一个个的卖掉她们。

在又一次试图用头巾自杀后，

艾达被带去了另一个房子，
被残暴的强奸了。

她每两天就要被打、被强奸。

被囚禁四个月后，

艾达鼓起了勇气逃跑。

她再也没有见到另外 13 个女孩。

我采访了艾达好几次。

她愿意跟我说话是因为
她从其他受害者那听说

有一个来自联合国的女人
可以理解她们复杂的文化。

我看着她的眼睛，

认真聆听了她最黑暗的那段故事。

我们建立了个人联系，
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的成长经历让我很容易理解
她的极度羞耻感

和害怕被拒绝的恐惧。

这些类型的调查不仅是
关于收集信息和证据，

也包括对受害者的支持。

我与受害者们建立的联系

增强了她们寻求正义的
信心和意愿。

在艾达考虑逃跑的时候，

她也像所有雅兹迪幸存者一样，

面对两难境地：

她应该继续忍受囚禁者的折磨，

还是回到家，

面对耻辱，拒绝

和名誉杀人的可能更好？

我完全了解
我在比利时摩洛哥社区

被拒绝时候的痛苦，

而我不想它发生在雅兹迪社区。

所以一组相关人员，

包括联合国，非政府组织，
政客和雅兹迪社区的成员，

联系了一位宗教领袖，

巴巴·谢赫。

在很多次会面后，

他意识到这些女孩没有
因为被强迫转入伊斯兰

和嫁给 ISIS 战士

就背叛自己的宗教。

相反的，她们被囚禁，
强奸，和当作性奴隶。

在我们的会议后，
我很高兴的报告，

巴巴·谢赫公开宣布

这些幸存者应该被当作受害者，

受到社区的拥护。

整个社区都听到了这个消息，

而且最终传到了被
ISIS 囚禁的那些幸存者耳中。

在他宣布后，

这些幸存者有了逃离 ISIS 的动力，

就像艾达一样，

还有很多年轻的雅兹迪女性
迈出了大胆的一步，

回到了她们的家和社区。

巴巴·谢赫的公开声明

拯救了许多年轻雅兹迪女性的生命，

无论是被囚禁的还是已经逃离的。

不幸的是，不是所有的宗教领袖
都同意与我们交谈。

一些受害者有着
比雅兹迪人更惨痛的结果。

例如，在什叶派土库曼人社区的
500 - 600 个受害者中

只有 43 个人

能够在逃离 ISIS 后回到家。

她们中一些人的家人劝她们

留在 ISIS 那

或者自杀来维护家里的名誉。

德国发起了一个项目，
来支持 ISIS 的幸存者，

为 1100 名女性和孩子
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住所，

包括艾达。

我在工作中去看了艾达几次。

我为她和其他受害者感到骄傲。

她们的进展显著。

尽管她们有很多挣扎，

但是看见她们中那么多人
受益于这个项目，

非常令人感动。

这个项目包括个人和小组咨询，

艺术疗法，音乐疗法，

体育活动，

语言课程，

学校和其它一体化的内容。

我观察到的是，
把受害者从冲突区域

转移到一个和平的国家

对她们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这个项目引起了其它国家的关注，

他们也希望帮助更多的雅兹迪人。

雅兹迪妇女和女孩
仍然在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告诉我她们在学校的成绩，

参加过的有趣的旅行，

或者告诉我她们未来的梦想，

像是写一本关于
她们面对 ISIS 的书。

有的时候她们很伤心，

感到有必要再次谈论这些事件。

我不是心理学家，

她们恐怖的经历让我面临了
二级创伤后应激障碍。

但是我继续鼓励她们去说，

我继续去聆听，

因为我不想她们孤独的面对痛苦。

通过这些故事，

我看到了更大的画面出现。

这些妇女和女孩在痊愈，

她们不再害怕寻找正义。

没有希望就没有正义，

没有正义就没有希望。

每年 8 月的 3 号和 15 号
都是我的纪念日，

我会联系那些雅兹迪人，
告诉她们我在想念她们。

她们总是很开心。

对她们来说，
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天。

这个 8 月，我跟艾达聊了天。

她很开心的告诉我

跟她一起被囚禁的一个侄女

终于在叙利亚从 ISIS 手中被解救，

并且回到了伊拉克。

你们能相信吗？

在四年后？

如今，她最大的愿望就是，

遍布在三个大陆的家人

能够重聚。

我希望他们可以。

当我想起我工作中的那些幸存者，

我记得纳瓦尔·萨达维，

一位埃及医生，作家，人权活动家

说过的话。

在她的书《零点女人》中，

她写道：“生活很艰难，

唯一真正生活的人

是那些比生活本身还坚强的人。”

这些受害者经历过
无法想象的痛苦。

但是有了一点帮助，

她们展示了自己的韧性。

每个人对于她要寻求什么样的正义
都有自己的看法，

而且我深深相信，

可靠的司法程序是

她们恢复尊严

并结束创伤的关键。

正义不只是惩罚肇事者，

也能够让受害者感觉到
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些罪行

已被法治记录和承认。

对于我来说，
与这些幸存者一起工作

是我这一生难忘的经历。

因为我理解她们的悲伤，

她们的语言和文化，

我们在最深的人性层面连接起来。

这件事本身就是治愈行为：

被倾听，被看见，

被给予同情，而不是谴责。

当我们如此接近
处在痛苦中的人们时，

这也会给调查人员带来痛苦。

我的工作具有挑战性，
令人心碎，易引发创伤。

但是让我告诉你们
我为什么要做。

当我遇见这些
大规模暴行的幸存者，

当我握住她们的手，
看着她们的眼睛，

这并不能消除我自己的痛苦，

但这让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已经别无所求。

当我看见这些勇敢的幸存者

努力重新与自我价值、家庭，

和重视他们的社会建立联系时，

可以作为见证人是一种荣幸，

能够去寻求正义是一种荣誉。

而且这也是一种治愈——

对我们所有人都是。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