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美墨边境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在美国墨西哥边境，长期拘留和家庭分居的政策使得寻求庇护在美国变得困难和危险。在这场纯粹而真挚的谈话中，移民律师埃里卡 · 皮涅罗（Erika Pinheiro）介绍了她在边境的日常工作，并分享了一些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包括她自己被拘留与儿子分居的故事。她警醒大家别忘了受政策影响而失去的人性，她说：“历史告诉我们，第一批被诬蔑和剥夺权利的人民，往往不是最后一批。”

每周有两天，

我会从我在墨西哥
蒂华纳附近的家里出发

开车跨越美国边境，
到我位于圣地亚戈的办公室。

边境的一侧是贫穷和绝望，
而另一侧则是明显的富裕，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样的对比让我觉得震撼。

但有个因素让这种对比更显突兀

那就是当我经过在边境
工作的人所住的大楼时，

那里有个无情的称号：黑洞。

黑洞就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或者简称 CBP，

位于圣伊西德罗入境港，

就在一个豪华购物中心旁边。

此外，在那里，无论何时，

都会有大约 800 移民

被关在建筑物底下、
冰冷肮脏的水泥牢房里。

上面是，购物袋和星冰乐。

下面却是：美国移民系统的现实。

2018 年 9 月，某一天，

我试着去接触安娜，

CBP 最近才将这名女子
与 7 岁的儿子拆散。

我是移民律师，

也是 Al Otro Lado 政策及诉讼总监，

它是一个旨在协助美墨边境
两侧移民的双国非盈利组织。

几周前，我们才在蒂华纳的
办公室会见了安娜，

在那里她解释说，她害怕
她的儿子在墨西哥被杀害。

所以我们帮助她准备流程，

以便她向 CBP 寻求庇护。

就在她去入进口岸
寻求协助的几天后，

她在美国的亲人着急地

给我们打了电话，

告诉我们 CBP 官员
已经将安娜的儿子带走。

并不是说这很重要，

但是我知道安娜的儿子有特殊需求，

再一次，

这消息让我慌张且不详的预感，

很不幸，这种感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我签署了授权书
以安娜律师的身份行事，

所以我赶去入境岸口，

去看看我能否和我的客户说话。

不仅 CBP 的官员
拒绝我和安娜说话，

而且他们也不告诉我她在哪里。

我找了一位又一位高层，

恳请他们接受关于
安娜儿子的特殊需求，

但关于此事，无人关心。

看着购物者无所事事地
从这个事关生死之地逛过，

感觉就像是虚幻。

在被 CBP 阻碍了几个小时后，

我离开了。

几天后，

我在寄养照顾体系中
找到了安娜的儿子，

但我不知道安娜此时怎样，

直到一周以后，

她在东边几英里外的
一个难民营里出现。

安娜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

且在寻求庇护时，
有走正规法律途径，

但是移民官员依旧
把她拘禁了三个多月，

直到我们帮她争取到了自由，

并协助她和儿子重聚。

安娜的故事并非特例，
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

一位 18 个月大的男孩，马提欧，

他被从父亲的怀里带走，

送到几千英里外的集中营，

在那里，他们有好几个月
都没帮他洗澡。

还有一个孤儿，

非洲小孩，阿马杜，

和成年人一起关在 CBP
恐怖的集中营里足足 28 天，

最让人心碎的是玛丽亚，

一位怀着身孕的难民
为了恳请医疗照顾，求了 8 个小时，

最后 CBP 眼睁睁让她流产了。

CBP 官员依然把她关了三个多星期，

才把她送回了墨西哥，

在那里她被迫等了数月，

才等到了在美国的难民庇护听证会。

日复一日目睹
这一切惨状，改变了我。

以前，我是个在派对上很有趣的人，

现在，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告诉人们，

我们的政府在边境及集中营内，

如何虐待难民。

对方会试着转移话题，

祝贺我帮助到了
像安娜这样子的人们，

但我不知道要如何让他们明白，

除非他们开始抗争，
除非他们能尽可能加倍努力，

不然我们不会知道，
我们中谁会成为下一个安娜。

特朗普在南方边境，

大量拆散难民的政策，

撼动了世界的良知，

让许多人意识到了
美国移民系统的冷酷无情。

似乎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移民权力而战，

但不幸的是，情况并没有好转。

数千人站出来抗议
要求终止将家庭拆散，

但是政府仍然在拆散家庭，

从 2018 年 6 月至今，

有超过 900 名孩子被迫与父母分离，

还有数千名难民的孩子在边境

被迫与祖父母、兄弟姐妹
和其他家庭成员分离。

从 2017 年起，

至少有 20 多个人
在移民局的监管下死去，

死亡人数还会上升，包括儿童。

目前，我们律师能够
并且也会提出诉讼，

来阻止政府残酷地对待我们的客户，

但我们依然希望移民
能得到人道的对待，

而非只在法律边缘做些小修补。

政府会要你相信，
我们必须拆散这些家庭，

我们必须要拘留这些孩子，

因为这样才能阻止
更多的移民来到我们边境。

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

事实上，在 2019 年，

我们在南方边境逮捕的

人数在上升，

每天我们都在边境告诉大家，

“若你想要向美国寻求庇护，

就要冒着与家人分离、

无限期被拘留的风险。“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另一个选择更加糟糕。

人们向美国寻求庇护的原因很多，

在蒂华纳，我们遇见过
超过 50 多个国家，

说着 14 种不同语言的难民们。

我们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
同性恋 LGBT 移民们。

他们从未在任何国家里感受到安全。

我见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

她们自己的政府拒绝保护她们，

让她们遭受残忍的家庭暴力
或者来自社会的规范。

当然我们也见过中美洲的家庭，

他们为了逃离帮派斗争。

但我们也见过持不同政见的俄罗斯、

委内瑞拉活动家，

来自中国的基督徒，
来自中国的穆斯林，

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难民，

想要逃离各种迫害和虐待。

根据国际法的定义，
这些人当中很多都符合

难民身份的资格。

难民地位公约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签订，

旨在保护逃难的人们，

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政见，

或身为特定社会群体成员
而遭受迫害的人。

但即使是符合国际公约的难民，

也无法取得在美国的庇护。

那是因为从 2017 年起，

美国总检察长针对难民法
做了巨大的修改，

以确保减少符合美国保护资格的人数。

这些法律主要针对中美洲人群，

避免他们进入美国，

但也会影响到其他类型的难民。

结果导致美国经常驱逐难民，

以至于他们遭受迫害和死亡。

美国也用集中营拘留手段震慑难民，

且让他们更难胜诉。

今天，超过五万五千移民
被拘留在美国，

许多在偏远的拘留集中营里，

远离任何法律协助。

而这点至关重要，

因为这是民事而非刑事拘留，

没有公设辩护人的体制，

所以，多数被拘留的移民不会有

律师协助他们的案件，

有律师的移民，

比没有律师的移民

胜算高出 10 倍。

如你所见，我讨厌带来坏消息。

但现今难民家庭所面临的状况

远比家庭分离更糟糕。

从 2019 年 1 月起，

美国实施了一项政策，

迫使超过四万名难民滞留墨西哥

等待在美国的听证会。

这些难民中，有很多携家带口，

被困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在那里他们遭受犯罪集团的

强奸、绑架、勒索。

如果他们撑得够久
或许能撑到听证会，

其中也只有不到 1% 的人能找到律师

来协助他们的案件。

美国政府会用最低的难民庇护准许率

来证明这些人不是难民，

但事实上，美国庇护法
本身就是障碍，

设计出来为了让难民败诉。

现在，在边界的移民，
并非都是难民，

我见过很多经济移民，

比如，人们想要来美国工作，

以支付父母亲的医疗费用，

或者家里孩子的学费。

我逐渐也遇到一些气候难民，

特别是一些中美洲的原住民，

他们所处的地区发生灾难性的干旱，

以至于他们不能依靠农业为生。

我们知道现在

很多人因为气候恶化而移民，

在未来这些人会越来越多，

但我们却没有法律制度
可以处理这类移民。

所以，合理的做法，是从

扩展难民本身的定义开始，

比如，包括气候难民。

但我们这些有立场
可以支持这些改变的人，

正忙于告我们的政府

努力维持目前法律之下
难民还能享有稀有法律政策的庇护。

我们太累了，

现在伸出援手也太迟。

我们现在知道

这不只是美国的问题，

从澳大利亚的近海难民营，

到意大利的将援助地中海
快要淹死的难民非法化，

第一世界国家不遗余力地

让难民远离我们的海岸。

但它们所做的不只是
限制了难民的定义，

它们也创造出了同等
与法西斯的法律制度，

在这样的的制度下，
移民无法行使基本的民主权利，

再者这些权力恰恰是难民
寻求庇护国家的法律根基。

历史告诉我们，第一批被

诬蔑和剥夺权利的人民，
往往不是最后一批。

且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

似乎能接受非公民受到不公正、
不透明的法律系统的制裁，

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会
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最终，

这些专治的效应也体现在公民身上。

我亲身体会到

当时美国政府把我放在
非法观察名单上，

因为我在边界做协助移民的工作。

2019 年 1 月的某一天，

我正离开圣地亚戈的办公室，

跨越边境要回到我在墨西哥的家。

墨西哥官员虽然给我了有效签证，

但是依然把我拦下
告诉我不得进入这个国家，

因为有一个外国政府针
对我的护照开了旅行警示，

说我会威胁国家安全。

我被拘留在一个肮脏的房间
接受了长达数小时的盘问。

我恳求墨西哥官员

让我回墨西哥，接我儿子，

那时他才 10 个月大。

但是他们拒绝了，

反之他们把我交给了 CBP 官员，

他们强行把我拉回美国，

我花了数周的时间才重新
获得返回墨西哥的签证，

我到了边境，手里拿着签证。

但我再次被拘留和审问，

因为我的护照仍然在旅行警示名单上，

没多久之后，

泄露的 CBP 文件

指出我自己的政府共同谋划

针对我发出的旅行警告。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去
其他国家旅行，

因为我怕会被拘留，

从那些国家遣返。

这些旅行限制，拘留，

以及把我和小儿子分离

作为美国公民，我从来没有
预期到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但除我之外，还有很多人
也因为帮助移民而被定罪。

美国和其他国家
把拯救生命当成了犯罪，

而我们这些只是做本职工作的，

则被迫要在人性
和我们的自由间做出选择。

这让我非常绝望，

各位都面临同样的选择，

但是你们还不知道，

我知道，外面有好人在，

我看到数千个你们走上街头，

抗议将家庭拆散，

这些运动对于终止
这项政策大有帮助，

但我们知道政府仍然在将孩子分离，

而事情变得更糟。

今天，美国政府为争取难民儿童、

无限期拘留在集中营的权利。

这还没结束，

我们不能麻木不仁或熟视无睹。

我们国家的政策

正造成拘留、分离和死亡，

我们作为公民必须
赶快决定我们的立场，

我们需要要求我们的法律
尊重每一个生命与生俱来的尊严，

特别是当难民来到
我们的边境寻求庇护，

但也包括经济移民和气候难民，

我们要给他们平等的机会

在我们的国家内寻求庇护，

需要确保他们有机会协商，

通过建立独立的法庭，

这些法庭不应该受到
总统一时政治念头的影响。

我知道要做的很多，

我知道这听起来老套，但是……

我们要打电话
选出我们的代表，

我们要争取改变。

我知道各位听过很多遍，

但是你们真的打出了那通电话吗？

我们知道这些会改变一切。

第一国际所建立的
这些反乌托邦移民体系，

是对公民的考验，

在测试的是
当你认为这些事无关与你时，

你们愿意让政府夺取
他人的权利上做到什么地步，

当你允许政府不经程序

就带走人们的孩子，

并不经商量就无限期拘留别人时，

你们就没有通过这项考验。

现在发生在移民身上的事情，

如果我们再不采取行动，
明天就会轮到我们。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