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千名陌生人隨機配對談論政治會發生什麼

2019 春天，來自三十三個國家，超過一萬七千名歐洲人報名參加與陌生人進行政治爭論。他們都是「歐洲談話」這個專案計畫的一部分。這個計畫把意見相左的人配對起來進行一對一的對談－就像政治的Tinder。編輯約翰維格納分享了大家會面對談時發生了什麼出乎意料的事－並說明面對面討論如何能讓分裂的世界重新進行自我反思。

這是喬安娜。

喬安娜在波蘭的大學工作。

星期六凌晨三點，

她起床，整理好帆布背包，

經過超過一千公里的路程，

目的只是和陌生人，

討論政治議題。

他叫克里斯多夫，
是德國的客戶服務經理。

這兩人素未謀面。他們只知道，

他們對一些議題的意見
完全相左，包括歐洲政治、

移民，和俄國的關係等等。

他們爭論了將近一天。

之後，喬安娜寄給我一封

有點惱人的電子郵件。

「這經驗真的很酷，
我享受其中的每一分鐘！」

（笑聲）

這兩位是英國的湯姆
和德國的尼爾斯。

他們也是陌生人，

他們都支持他們當地的足球隊，

各位可以想見，

多特蒙德足球俱樂部
和托特納姆熱刺足球俱樂部。

所以，他們在足球
被發明出來的根源地見面，

劍橋的一塊平原上。

他們沒有討論足球，

而是討論英國脫歐。

針對這個爭議性的議題
談論了數小時之後，

他們也發了一封
出乎意料的電子郵件。

「過程很愉快，
我們兩人都非常享受。」

（笑聲）

2019 年春天，

來自三十三個國家，
超過一萬七千名歐洲人

報名參加政治爭論。

數千人跨國去和一位
意見不同的陌生人見面，

他們都是「歐洲談話」
這個專案計畫的一部分。

今日與意見不同的人談論政治

變得非常困難，

不只在歐洲。

家人會扯破臉，
朋友不再說話。

我們待在同溫層中。

社群媒體放大了這些所謂
有過濾效果的同溫層，

但從核心來看，
它們並非數位產品。

有過濾效果的同溫層一直都在。

在我們的腦中。

許多研究不斷指出，

比如，我們會忽略

和我們自身信念有所矛盾的影響。

所以，修正假新聞是很必要的，

但光這樣也不能夠

讓分裂的社會重新自省。

幸運的是，至少有一些研究指出，

可能有一種很簡單的方式
可以取得新的觀點，

一對一個人化的討論。

和與你意見不同的人。

這麼做能讓你透過別人的視角

來觀察這個世界。

我是《時代周報》的編輯，

《時代周報》是德國
最主要的數位新聞組織之一。

「歐洲談話」的前身，一開始
只是我們的一個小小編輯練習。

和許多記者一樣，

我們也無法不注意到
川普和英國脫歐，

因為德國也在分裂，
特別是談到移民議題時。

2015 年及 2016 年
過來的一百萬名難民

以某方式主導了辯論。

當我們想到我們在 2017 年
馬上有選舉要進行，

我們很清楚知道，我們得要
重新想一個處理政治的方式。

所以我們這些數位怪胎

想出了許多非常奇怪的
數位產品點子，

其中之一是政治用的
Tinder（約會 APP）——

（笑聲）

讓政治意見相反的人
連結的約會平台，

能協助意見不同的人
結合在一起的工具。

我們決定付諸實行，

推出技術人員所謂的
「極簡運用產品」。

所以，它非常簡單。

我們稱它為—「德國談話」—

2017 年五月推出。

它真的很簡單。

我們主要採用 Google 表格，

這裡的每個人都能用 Google 表格
當作工具來做線上調查。

在內容各個地方，
我們會放些簡單的問題，比如：

「德國收容太多難民了嗎？」

你要按「是」或「否」。

我們會再問你更多問題，
比如「西方對待俄國公平嗎？」

或者「應該允許同志婚姻嗎？」

如果你回答了所有的問題，
我們會再問一個問題：

「嘿，你想不想見一位
和你意見完全相反的鄰居？」

（笑聲）

這是個很簡單的實驗，沒有預算。

我們預期會有一百人左右參加，

我們打算將他們人工配對。

一天後，

一千人報名了。

幾週後，一萬兩千名
德國人參加了，

想要和意見完全不同的人見面。

所以我們有麻煩了。

（笑聲）

我們用了一個快速、骯髒的演算法

來找出完美的 Tinder 配對，

比如，盡可能住得很近，

但那些問題的答案要盡可能不同。

我們透過電子郵件介紹他們認識。

各位可以想見，我們有很多顧慮。

也許在現實中沒有人會真的赴約。

也許在現實中的討論會很糟糕。

或者也許我們的資料庫中
有個斧頭殺人魔。

（笑聲）

但，接著，2017 年
六月的某個星期日，

美妙的事發生了。

數千名被配對的德國人見了面，
和平地談論政治。

比如阿諾。

他以前是警察，他反對——
或曾經反對——同志結婚，

安，她是工程師，

她和另一位女子同居。

他們談了數個小時，

談論他們意見不同的所有議題。

後來阿諾告訴我們，在某個時刻，

他發現他對同志結婚的說法

讓安感到受傷，

他開始質疑自己的想法。

在談論了三小時之後，

安邀請阿諾參加她的夏日派對，

現今，數年後，

他們仍然是偶爾會見面的朋友。

我們的演算法配對了，
比如，這位法警。

他也是德國右翼民粹黨派
「選擇黨」的發言人，

配對對象是懷孕女子的諮詢師。

她過去曾經是綠黨的活躍成員。

我們甚至把這位教授
和他的學生配對。

（笑聲）

怪演算法嘍。

（笑聲）

我們還把岳父
和他自己的媳婦配對，

因為，顯然，他們住得很近，
但意見相差很多。

我們的原則是，

我們不會觀察、記錄、
記載他們的討論，

因為我們不希望他們
以任何方式“演出”，

但我開了一個特例。

我自己參加了。

所以，我在柏林旁邊的
時髦鄰坊普倫茨勞貝格

會見了莫柯。

這是我和莫柯的對談，
莫柯不想露臉。

他是位年輕的裝置操作員，

他和我們那區趕流行的人一樣，

留著鬍子，戴著室內無邊便帽。

我們談了數小時，
我發現他是個很棒的人。

雖然我們有非常不同的見解，

幾乎對什麼都有不同意見—

也許只有女權除外，

這方面我無法了解他的想法—

真的很好。

在討論之後，我上網查詢莫柯。

我發現，他在青少年時期
曾經是新納粹。

所以，我打電話給他，問：

「嘿，你怎麼不告訴我？」

他說：「我沒有告訴你，
是因為我想忘了它。

我只是不想再談它了。」

我以為有那種歷史的人

永遠不會改變，

我得要重新監視我的想法了，

許多寄電子郵件
和自拍照給我們的參與者

也是如此。

沒有發生任何暴力。

（笑聲）

我們只是不知道有沒有
被配對的人真的步入禮堂。

（笑聲）

但，至少，我們很興奮，
且想要再做一次，

特別是要用 2.0 版，

把參與者的多樣性再進一步擴展，

因為，在第一次實驗中，
參與者很顯然都是我們的讀者。

所以，我們張開雙手擁抱競爭，

邀請其他的媒體通路參與。

我們透過 Slack
（團隊溝通 APP）來協調。

德國十一家主要媒體公司
在線上做即時的合作，

這是德國史上頭一遭。

參與人數超過兩倍：
這次有兩萬八千人報名。

德國總統——
照片中間的就是他——

成為我們的贊助者。

2018 年夏天，
數千名德國人再次會面了，

和意見相左的人對談。

我們邀請其中幾對，
到柏林參加一個特殊活動。

這張照片是在那裡拍的，

至今，仍然是我最喜歡的
「德國談話」代表象徵。

照片上的是亨利克，
他是司機和拳擊教練，

還有安格柏，
孩童協助中心的主任。

我們問的七個問題，
他們的答案全都不同。

這天之前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他們的討論十分緊繃，

至少看起來和對方

還算處得來。

這次，我們也想要知道，

這樣的討論對於參與者
是否會有任何影響。

所以我們請研究者來調查參與者。

三分之二的參與者說

他們從對方的態度中學到了東西。

60% 的人都同意
他們的觀點漸漸有交集。

根據研究者的發現，活動後，

對社會的信任似乎也提高了。

90% 的人說他們
很享受他們的討論。

10% 的人說他們並不享受討論，

8% 的人說不享受
只是因為對方放鴿子。

（笑聲）

在「德國談話」之後，
許多國際媒體通路找上門來，

這次，我們決定要打造
一個認真、安全的平台。

我們稱它為「我的國家談話」。

在短短的時間內，
「我的國家談話」已經被用在

十多個地方性和全國性的活動中，

如比利時的「Het grote gelijk」、
芬蘭的「Suomi puhuu」，

或英國的「不列顛談話」。

我一開始提過，我們
也推出了「歐洲談話」，

與十五個國際媒體夥伴合作，

從英國的《金融時報》

到芬蘭的《赫爾辛基日報》。

數千名歐洲人和完全
陌生的對象見面，

爭論政治議題。

目前，已經有超過一百五十個
全球性媒體通路找過我們，

也許有一天會出現數十萬人參與的

「世界談話」也不一定。

但，重要的不是人數，

很顯然。

重要的是……

當兩個人相見，
面對面對談數個小時，

沒有別人在旁邊聽，

他們就會改變。

我們的社會也會改變。

他們會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討論，
一點一點地改變。

重要的是，我們要重新學習

如何進行這些面對面的討論，

沒有旁人在聽，

和陌生人討論。

不僅是跟政治Tinder

上認識的陌生人談，

也能要和酒吧、健身房，
或大會活動中的陌生人談。

所以，請去找個人，

進行爭論，

並好好享受。

謝謝。

（掌聲）

哇！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