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有人闖入我姐姐在奈及利亞 任教大學的辦公室。
幸虧這個人已經被逮捕起訴。
當我走進法庭時，
負責我姐姐案件的書記員卻告訴她，
他們無法處理這些書面工作，
除非賄賂他們，事情才好辦。
起初她以為他們在開玩笑，
卻發現他們是講真的，
接著她就勃然大怒。
試想一下，她是這件案子的受害者，
那些本該施予援手的人
卻向她索賄。
貪腐使得我國數百萬人民受害，
而這只是眾多貪腐手法的其中一種。
我在奈及利亞長大，
貪汙舞弊基本上滲透社會中每一環。
政客盜用數百萬公款的報導很常見。
每天辛勤工作的公民
被警察偷錢、勒索
早已司空見慣。
貪汙舞弊一日未止，
發展就無法實現。
然而過去多年，
我在創新與繁榮的研究中，
發現腐敗其實不是發展的阻礙。
其實，
針對腐敗以及其與 發展之關係的傳統思維，
不單是錯誤的，更讓 許多窮困國家倒退。
傳統思維是這樣的：
在貧窮又腐敗的社會，
打擊貪腐最佳方法就是立好法律，
並且貫徹執行，
這會帶來發展和創新，然後繁榮。
聽起來言之成理，
因此諸多政府及發展機構
每年投入數十億美元，
在體制改革和反貪計劃上。
然而這些計劃大多肅貪成效不彰，
因為這道法則的因果倒轉了。
其實，社會不是肅貪了才發展起來，
而是發展起來了，就能減少腐敗。
社會的發展需透過投資創新。
起初，我想這是不可能的。
怎麼會有一個正常人
投資一個看起來
非常不適合做生意的地方呢？
怎麼會投資一個政客腐敗，
消費者又貧窮的社會？
但隨著我了解更多
創新與腐敗之間的關係，
我的看法開始日漸改觀。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
在發展電訊業時，發生這樣的事情。
90 年代末，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不到 5% 人口擁有手機。
以奈及利亞為例，人口逾一億一千萬，
全國的手機數量卻不到五十萬。
手機的匱乏竟助長這個產業的腐敗。
在國有電話公司上班的公務員，
向那些想擁有手機的人索賄。
由於大多數人都付不起賄款，
所以僅富裕的人能擁有手機。
一位名叫莫·伊布拉欣的企業家，
後來決定在非洲大陸
成立一家電訊公司。
當他跟同事說起這構思， 大家都取笑他。
但是莫·伊布拉欣並沒有放棄。
1998 年，他成立了電信公司 Celtel。
這家公司為數百萬的非洲人
提供價格實惠的手機和電話服務。
甚至涵蓋一些最窮困腐敗的國家——
諸如剛果、馬拉威、
獅子山和烏干達。
我們的研究稱莫·伊布拉欣創造
一個「創造市場的創新」。 (market-creating innovation)
創造市場的創新將複雜昂貴的產品
轉化成簡單實惠的產品，
讓社會中更多的人都能觸手可及。
在此例子，手機價格曾是高不可攀，
Celtel 出現後，手機價格變得實惠。
而其他投資者，當中不乏他的同事——
他們見到在這片非洲大陸上，
建立一家成功的電信公司是做得到的，
他們便投資數十億美元。
這個行業因此迅速發展。
千禧年時，從一無所有的狀態，
到今天，幾乎每個非洲國家
都有個蓬勃的電訊業。
這產業目前有近十億手機用戶，
創造近四百萬個職位，
而且每年納稅數十億元。
政府就可將稅收重新投入到經濟中，
建立它們的體制。
重點是：
大部分人不用再為了一支手機
賄賂公務員。
貪汙舞弊起碼在此行業減少了。
如果莫·伊布拉欣等到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都肅貪了才投資，
也許等到今天仍遙遙無期。
多數涉及賄賂行為的人 都知道不應這麼做，
我是指向那些想要手機的人 索賄的公務員，
或是支付賄款的人，
他們都知道這是違法，
卻明知故犯。
問題就是：為什麼？
而答案就是：
匱乏。
當有人能從一件稀罕之物獲利，
腐敗便伺機而生。
在貧窮國家，腐敗政客盜用公款，
往往為人詬病。
然而在這些國家，經濟很貧乏，
因此藉貪腐斂財變得很誘人。
我們也抨擊公務員，如警察，
敲詐終日勞碌工作的公民。
然而公務員大多俸祿微薄，
生活也捉襟見肘。
因此敲詐貪汙變成他們謀生的好方法。
而且在富裕國家也是如出一轍。
有錢的父母去賄賂大學高層職員——
（笑聲）
有錢的父母去賄賂大學高層職員，
讓子女能就讀精英學校。
情況不盡相同，
但道理是一樣的。
精英學校一位難求，
賄賂也因此變得誘人。
重點是，
我不是說社會上應該無所匱乏，
或是必須具有選擇性的事物。
我只想說明
腐敗與匱乏的關係。
在絕大多數的貧窮國家中， 許多基本物資是很匱乏的。
諸如糧食、
教育、
醫療、
經濟機會、
就業。
匱乏造就了腐敗滋生的溫床。
但是這絕不是貪汙舞弊藉口。
我們只是藉此把問題看得透澈一點。
若投資在一些好公司， 能讓許多人
都能觸手可及、負擔得起某些事物，
就能對抗匱乏的問題，
並且創造政府盈餘，重新投資經濟。
當全國遍地開花時，
就能改革整個國家。
思考一下這對南韓的影響。
回到 50 年代，
南韓是一貧如洗的國家，
腐敗不堪。
國家由威權政府統治，
政府貪汙舞弊、侵吞公款不絕。
經濟學家認為當時南韓深陷貧困，
將之形容為「經濟一團糟的國家」。
當你看到南韓的體制，
即使到了 80 年代末，
相較當時最貧窮腐敗的非洲國家
可說是半斤八兩。
但隨著三星、起亞、現代等公司
投資創新，
讓民眾都負擔得起產品，
南韓最終變得繁榮。
隨著國家變得繁榮，
威權政府得以轉型
變成民主政府，
並能重新投資到建設體制。
這樣的回報相當的巨大。
譬如在 2018 年，
南韓總統因貪腐相關控訴
被判刑 25 年。
數十年前國家還很窮困時，
威權政府統治下， 這事毫無可能會發生。
事實上，回首現今許多繁榮國家
我們發現國家先繁榮才能成功肅貪。
而非先肅貪才有繁榮。
所以這能夠給我們什麼啟示？
也許像是說我們應該忽略貪腐。
我絕非此意。
然而，我想說的是，
尤其對貧窮國家大部分人而言，
貪汙是種權宜之計。
當那裡沒幾個更好的解決辦法時，
貪汙是一種有效的賺錢方式。
但若投資於創新，
讓眾多人都能負擔得起產品，
不僅能對抗這種匱乏問題，
同時也創造可持續的收入來源，
讓政府重新投資到經濟裡，
以增強它們的體制。
這就是經濟發展拼圖裡關鍵的缺角，
最終能有助我們減少貪腐。
我 16 歲的時候， 對奈及利亞很灰心。
某種程度上，這個國家愈來愈糟。
普遍貧窮、貪腐肆虐之餘，
奈及利亞還跟恐怖組織打交道。
例如博科聖地。
話雖如此，我對今天的奈及利亞
卻前所未有地心懷希望。
當我見到機構組織投資創新，
為人民創造就業，
事物更能讓人負擔的起——
諸如 Lifestores Pharmacy，
讓更多人負擔得起藥品。
或是 Metro Africa Xpress，
解決許多小商戶 銷售和物流上的問題。
又或 Andela 為軟體開發者 創造經濟機會。
我懷著憧憬展望未來，
希望你們也會一樣。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