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在其背後，
它們讓許多現代醫學變成可能。

我們用抗生素來治癒感染性疾病，

也能安全地協助從手術、化療
到器官移植等各種治療。

沒有抗生素，

就連慣常的醫療程序都有可能
導致有生命危險的感染。

而我們正面臨著失去抗生素的危機。

抗生素是化學物質，
可以預防細菌生長。

不幸的是，有些細菌已經

對目前可得的抗生素產生抗藥性。

同時，我們也不再研發新的抗生素。

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仍然有希望可以超越。

但，首先，我們是
怎麼落到這個地步的？

最早廣為使用的抗生素是盤尼西林，

由亞歷山大．弗萊明
於 1928 年發現。

1945 年，他在諾貝爾
得獎演說中提出警告，

認為細菌抗藥性
有可能會摧毀抗生素的奇蹟。

他說的沒錯：在 1940 和 1950 年代，

有抗藥性的細菌已經開始出現。

從那時到 1980 年代，

藥廠對付抗藥性問題的方式

就是發現更多新的抗生素。

一開始，這是個很成功
且利潤很高的「事業」。

隨著時間過去，
一些事情也發生了變化。

新研發的抗生素通常

只對一小部分的感染有效，

最早的抗生素
應用範圍就相對很廣。

這本身並不是個問題，

但那就表示這些藥物
能銷售出去的劑量比較少——

利潤就會跟著減少。

早期，抗生素的處方被過度濫開，

連用抗生素無效的病毒感染
也開抗生素處方。

對處方的監督增加了雖是好事，

但也讓業績下降。

同時，製藥公司開始開發更多

病人一生都可以服用的藥物，

比如血壓和膽固醇相關的用藥，

後來還有抗憂鬱
和抗焦慮相關的用藥。

因為這些藥物要無限期地服用，
帶來的利潤就會比較高。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

沒有任何新種化學分類的
抗生素被發現。

但細菌持續產生抗藥性
並將它傳遞下去，

個別細菌之間可以互相分享
抗藥性基因的資訊，

甚至還能跨物種傳遞。

現在，對許多抗生素
有抗藥性的細菌很常見，

漸漸地，有些菌種便能抵抗
我們目前所有的藥物。

所以，我們能怎麼辦？

我們需要控制既有抗生素的使用，
並創造新的抗生素、

對付對新藥物和既有藥物的抗藥性，

並找出新方法來對抗細菌性感染。

最大的抗生素消費者是農業，

農業不僅用抗生素來治療感染，

也用來促進肉用經濟動物的生長。

使用大量的抗生素

便會增加細菌暴露
在抗生素下的機會，

讓它們更有機會發展出抗藥性。

許多在動物中常見的細菌，

如沙門氏菌，也會感染人類，

而具有抗藥性的版本就有可能
透過食物鏈傳給我們，

再透過國際貿易
和旅遊網路散播開來。

至於發現新抗生素，

大自然提供了最理想的新化合物。

數百萬年來，其他微生物
及菌類等有機體已經演化成

能在很競爭的環境中生存——

意即，它們通常含有抗生素化合物，

讓它們能在面對某些
細菌時仍有生存優勢。

我們也能把抗生素和抑制
抗藥性的分子結合在一起。

細菌發展出抗藥性的方式之一

是透過它們自身能將
藥物降解的蛋白質。

將抗生素和阻擋降解劑的分子結合，

抗生素就能做好它的工作。

噬菌是會攻擊細菌
但不會影響人類的病毒，

是對抗細菌感染的理想新方法。

同時，針對常見感染來開發疫苗

也對一開始就先預防疾病有所幫助。

上述這些方法最大的挑戰就是資金，

而這方面的資金
在全世界都嚴重不足。

抗生素的利潤這麼低，

因此許多大型製藥公司
都已經不再嘗試開發了。

同時，比較小的公司就算
成功把新的抗生素帶進市場，

通常還是會破產，比如
美國的新創公司 Achaogen。

噬菌及疫苗等新式治療技術

也和傳統抗生素
面臨相同的根本問題：

如果它們的效果很好，
就只需要使用一次，

那就表示很難用它們來賺錢。

長遠來看，若要成功對付抗藥性，

我們就需要節制使用新的抗生素——

這會進一步降低其創造者的利潤。

有個可能的解決方案，

就是不要讓利潤
來自抗生素的銷售量。

比如，英國在測試一種模式，

讓醫療機構去認購抗生素。

雖然許多政府在想辦法
獎勵抗生素的開發，

但這些方案都仍在初始階段。

世界各國必須要做得更多——

若對抗生素的開發能有足夠的投資，

並能好好控制我們目前的藥物使用，

我們仍然可以超越抗藥性。